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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一种重要的中国象征。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开创于东汉，历晋、南北朝，至唐、五代、宋时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胎质细腻、釉色温润，以青翠晶莹闻名天下。在余姚及其周边多有古窑遗址，特别是上林湖越窑青瓷遗址，举世闻名。在余姚马渚镇，前些年发现了完整的宋代臧墅湖窑址。如今，一座座古窑早已卸下使命，但是从那里诞生的生命依然熠熠生辉。在浙江余姚，对于那些从岁月深处走来的青瓷，人们随时想见就能见。姚江北岸、通济桥堍，有一家常年免费开放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由民间越窑青瓷收藏家陈国桢举办，展示了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青瓷藏品。
欣赏那一排排有序陈列、分门别类的青瓷展品，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缘起家风：父亲的影响
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开办私营企业的弄潮儿，陈国桢依靠企业积累资本做得顺风顺水。但是他渐渐“不务正业”，竟把所有的收入投到越窑青瓷的收藏中。出于对青瓷的痴迷，陈国桢坚守“只藏不卖”的原则，将亿万身家全部投入到了青瓷的收藏、研究和保护中。一个得意的生意人转型为一个执着的收藏者，这种角色转换过程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得失寸心知”。
藏品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四处奔波也很辛苦，投身收藏业风险很大。然而，陈国桢抱着一路走到底的劲头，咬定青山不放松，誓将越窑青瓷收藏作为终生事业。余姚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朱月芬肯定他的收藏贡献，说：“收藏道路上有诸多艰难险阻，意志一旦松懈，就可能撤回到实业上去。但陈国桢持之以恒，成就斐然，令人钦佩。”
对于酷爱的青瓷精品，陈国桢只有一个态度：“不计代价，买到再说。”就这样，企业关闭了，豪宅卖掉了，换来的是满屋的越窑青瓷。他戏谑：“我是世上最富的穷人，也是最穷的富人。”守着那么多青瓷久了，陈国桢就有了另一个念头：不能孤芳自赏。他收藏的目的当然不是为死守青瓷，而是要复活青瓷。复活的重要途径，就是迎接更多的灿烂阳光与真挚目光。
2003年，经浙江省文化厅批准，中国首家专业越窑青瓷博物馆“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成立。2005年5月，坐落在姚江之滨的这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这种一边收藏一边展示的纯公益做法，标志着陈国桢的越窑青瓷收藏渐入佳境。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的藏品器型丰富，数量达6000多件，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北宋。其中，有30件达到国家一级文物标准。若干年来，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不仅让广大市民观众大开眼界，还接待了国内相当数量的越窑青瓷专家、学者，还有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文物爱好者。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引来各路媒体采访报道，专业人士在撰写相关论文或品鉴文章时，常无可避免谈及其收藏。如四川大学张丽莉在《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狮》一文中提到，“青瓷胡人骑狮”在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共发现四处，陈国桢收藏的“胡人骑狮”就是其中一处。
以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为中心，陈国桢还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内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分馆。
修成正果：登堂的荣耀
2015年，陈国桢将相当珍爱的22件古代青釉陶瓷器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藏品时代跨越战国、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北宋，几乎就是一部越窑的兴衰史。这些陶瓷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部分藏品还填补了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的不足，丰富、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青瓷文物收藏。故宫博物院镌刻陈国桢名牌并悬挂于景仁榜。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收藏家最大的肯定。 故宫博物院于2015年6月举办陈国桢历代越窑青瓷展，连同22件捐赠的文物，共207件参加展出。越窑青瓷是中国古陶瓷的鼻祖，“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便将越窑列为唐代诸名窑之首。为了博物馆的正常运营，他每年要投入100多万元来维持博物馆的开销。而坚守“只藏不卖”的原则，迫使他停办了企业，卖掉了别墅，而今回想起来，陈国桢没有丝毫后悔。先贤曾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陈国桢对于青瓷的热爱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陈国桢的博物馆中只陈列了他藏品中的十之一二，如果有幸来到他家里，你会发现他家里到处都是青瓷，橱柜里、桌椅上、沙发边、转角处，好像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被他用来放瓷器了。
陈国桢的藏品中称得上珍品、极品、孤品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大量精美的瓶、罐、盆、盒、壶中，有几件是不得不提的，也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一件是东汉时期的绿釉堆塑人物五管瓶，是陈国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说起这件宝贝，陈国桢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
这件藏品是他在绍兴的古玩市场花了120万买来的，当时这个五管瓶已被别人买走，但因买主反悔，才被陈国桢得到。该器将五管做成楼阁状，上面堆塑了众多人物和飞禽走兽。瓶身最上端年长者是地位高贵的主人，年少者是继承者。长者正在对年少者说教，周围还有恭恭敬敬的幕僚和仆从、倒立杂耍的卖艺人等。左右两只凶猛走兽似在为主人看门护院。两个鹰隼飞禽造型亦迥然不同，一鹰隼双爪紧抓地面，伸长颈，张着尖嘴正在捕食猎物；另一鹰隼高高地挺立于一猛兽之背上，高瞻远瞩。此五管瓶造型奇特，构思巧妙，出土于浙江余姚、上虞一带。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声看到这个五管瓶后，直叹其“为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并认为是越窑青瓷文化的滥觞。
另一件是三国时期的越窑熊尊，似烛台之类的器物。该器物为一生动威猛的熊，正面塑出熊头及四肢，熊昂首睁目，双手各捧一球状物，嘴叼一蛇，蛇头露出嘴外，脚下踩一条鳄鱼，背后塑一竹节状尾巴，尾巴两侧各塑有一坐佛，两蛇缠绕于熊身两侧。整件器物造型古朴生动，富于想象力，着实是越窑青瓷中的珍品。还有一件就是唐代越窑秘色瓷四系大钵，同样是“镇馆之宝”，经鉴定达到国家一级文物标准，其形制与五代吴越国国王钱镠之母水邱氏墓出土的钵相同，但器型更大，为悬挂在寺庙装油点灯之用，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钵，堪称极品。
当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古瓷器，观者只能用一种朝圣的心态来观赏，一触碰到它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长廊，掉进了历史的漩涡，可以与先民进行面对面的对话。
欣赏那一排排有序陈列、分门别类的青瓷展品，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缘起家风：父亲的影响
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开办私营企业的弄潮儿，陈国桢依靠企业积累资本做得顺风顺水。但是他渐渐“不务正业”，竟把所有的收入投到越窑青瓷的收藏中。出于对青瓷的痴迷，陈国桢坚守“只藏不卖”的原则，将亿万身家全部投入到了青瓷的收藏、研究和保护中。一个得意的生意人转型为一个执着的收藏者，这种角色转换过程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得失寸心知”。
藏品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四处奔波也很辛苦，投身收藏业风险很大。然而，陈国桢抱着一路走到底的劲头，咬定青山不放松，誓将越窑青瓷收藏作为终生事业。余姚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朱月芬肯定他的收藏贡献，说：“收藏道路上有诸多艰难险阻，意志一旦松懈，就可能撤回到实业上去。但陈国桢持之以恒，成就斐然，令人钦佩。”
对于酷爱的青瓷精品，陈国桢只有一个态度：“不计代价，买到再说。”就这样，企业关闭了，豪宅卖掉了，换来的是满屋的越窑青瓷。他戏谑：“我是世上最富的穷人，也是最穷的富人。”守着那么多青瓷久了，陈国桢就有了另一个念头：不能孤芳自赏。他收藏的目的当然不是为死守青瓷，而是要复活青瓷。复活的重要途径，就是迎接更多的灿烂阳光与真挚目光。
2003年，经浙江省文化厅批准，中国首家专业越窑青瓷博物馆“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成立。2005年5月，坐落在姚江之滨的这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这种一边收藏一边展示的纯公益做法，标志着陈国桢的越窑青瓷收藏渐入佳境。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的藏品器型丰富，数量达6000多件，跨越西周、春秋战国、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北宋。其中，有30件达到国家一级文物标准。若干年来，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不仅让广大市民观众大开眼界，还接待了国内相当数量的越窑青瓷专家、学者，还有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文物爱好者。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可，引来各路媒体采访报道，专业人士在撰写相关论文或品鉴文章时，常无可避免谈及其收藏。如四川大学张丽莉在《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狮》一文中提到，“青瓷胡人骑狮”在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共发现四处，陈国桢收藏的“胡人骑狮”就是其中一处。
以余姚的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为中心，陈国桢还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内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分馆。
修成正果：登堂的荣耀
2015年，陈国桢将相当珍爱的22件古代青釉陶瓷器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藏品时代跨越战国、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北宋，几乎就是一部越窑的兴衰史。这些陶瓷器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部分藏品还填补了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的不足，丰富、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青瓷文物收藏。故宫博物院镌刻陈国桢名牌并悬挂于景仁榜。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收藏家最大的肯定。 故宫博物院于2015年6月举办陈国桢历代越窑青瓷展，连同22件捐赠的文物，共207件参加展出。越窑青瓷是中国古陶瓷的鼻祖，“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便将越窑列为唐代诸名窑之首。为了博物馆的正常运营，他每年要投入100多万元来维持博物馆的开销。而坚守“只藏不卖”的原则，迫使他停办了企业，卖掉了别墅，而今回想起来，陈国桢没有丝毫后悔。先贤曾叹“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陈国桢对于青瓷的热爱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陈国桢的博物馆中只陈列了他藏品中的十之一二，如果有幸来到他家里，你会发现他家里到处都是青瓷，橱柜里、桌椅上、沙发边、转角处，好像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被他用来放瓷器了。
陈国桢的藏品中称得上珍品、极品、孤品的不在少数，在这些大量精美的瓶、罐、盆、盒、壶中，有几件是不得不提的，也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一件是东汉时期的绿釉堆塑人物五管瓶，是陈国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说起这件宝贝，陈国桢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
这件藏品是他在绍兴的古玩市场花了120万买来的，当时这个五管瓶已被别人买走，但因买主反悔，才被陈国桢得到。该器将五管做成楼阁状，上面堆塑了众多人物和飞禽走兽。瓶身最上端年长者是地位高贵的主人，年少者是继承者。长者正在对年少者说教，周围还有恭恭敬敬的幕僚和仆从、倒立杂耍的卖艺人等。左右两只凶猛走兽似在为主人看门护院。两个鹰隼飞禽造型亦迥然不同，一鹰隼双爪紧抓地面，伸长颈，张着尖嘴正在捕食猎物；另一鹰隼高高地挺立于一猛兽之背上，高瞻远瞩。此五管瓶造型奇特，构思巧妙，出土于浙江余姚、上虞一带。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声看到这个五管瓶后，直叹其“为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并认为是越窑青瓷文化的滥觞。
另一件是三国时期的越窑熊尊，似烛台之类的器物。该器物为一生动威猛的熊，正面塑出熊头及四肢，熊昂首睁目，双手各捧一球状物，嘴叼一蛇，蛇头露出嘴外，脚下踩一条鳄鱼，背后塑一竹节状尾巴，尾巴两侧各塑有一坐佛，两蛇缠绕于熊身两侧。整件器物造型古朴生动，富于想象力，着实是越窑青瓷中的珍品。还有一件就是唐代越窑秘色瓷四系大钵，同样是“镇馆之宝”，经鉴定达到国家一级文物标准，其形制与五代吴越国国王钱镠之母水邱氏墓出土的钵相同，但器型更大，为悬挂在寺庙装油点灯之用，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钵，堪称极品。
当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古瓷器，观者只能用一种朝圣的心态来观赏，一触碰到它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长廊，掉进了历史的漩涡，可以与先民进行面对面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