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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潘塔扎托斯(Andreas Pantazatos)拥有英国雷丁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杜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杜伦大学文化遗产伦理中心担任副主任，同时在本校哲学系教授理论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目前，他致力于管理伦理和德性伦理的研究。
近年来，管理原则(principle of stewardship)——在此原则下，考古学家是过去(the past)的管理者——已经变成考古学伦理批判的震源。通过培养与考古学实践有关的伦理意识，管理塑造了考古学家对于伦理的关注。在这一方面，人们希望管理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一份伦理实践指南，但是从未期待它成为影响考古学实践的唯一伦理准则。
虽然断言管理已经无法为考古学家提供伦理指南的说法有失公平，但应该指出，如果我们想要修订管理原则，就必须思考那些清晰表达出管理的道德观点，并探究其本质的伦理概念。因此，我此文的目的是，检验管理的极限，讨论修订后的关于管理的道德理解应该由关怀伦理(the ethics of care)塑造和影响。
在文章第一部分，我阐述了管理的概念，呈现了若干关于管理的批判，它们声称修订后的管理解释仍然对考古学实践帮助甚少。在第二部分，我通过一个散居遗产的研究案例，检验了管理的极限，并认为此情形下，管理并不向人们提供权利否认他们与自身遗产的关联。在第三部分，我指出，由关怀伦理塑造的管理解释能够更加成功地促进遗产的复杂性和考古学实践。
考古学管理
我们是怎样理解管理的?美国考古学会(SAA)伦理委员会的答案如下：
考古学记录，即原址(in situ)考古资料和遗址、考古学藏品、记录和报告，是不可替代的。所有考古学家的职责是，通过实践和推动考古学记录的管理，为长期保存和保护考古学记录而努力。管理者既是看管人，也是为了全人类利益替考古学记录辩护的人；他们在调查和解释记录时，应该运用既有的专业知识，促进公众理解及支撑考古学记录的长期保存。
遵循此定义，管理者即为照管他人财产的人。2006年，格罗尔克和沃里克指出，“好的管理者照管那些服务于其主人利益的事物。”，一种关于管理的略有差别的解读，能够进一步阐释它的伦理影响。管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三重关系。第一重关系发生在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这里的管理对象即为考古学记录。第二重关系发生在管理者与他／她的主人之间，该主人命令对讨论中的对象加以管理。第三重关系发生在对象的主人与对象本身之间。关于管理的这一理解定义了谁是重要的他者，其利益作为管理者的考古学家应该予以考虑。
管理的批判
许多瞄准管理的批判显示，管理无法为考古学家的实践工作配备适当的伦理工具。这些批判意见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批评认为，考古学伦理准则已经由管理塑造和影响，对其他原则造成危害。其结果是，考古学家目前遵守的准则无法向其提供道德上的相应建议，因为这些准则仅对关系到物质文化保存的情况做了安排。
第二类批评称，管理原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考古学实践，以至于好的考古学实践相当于管理。在考古学实践中，任何时候都存在价值间的冲突，而管理总是优先于任何其他价值。伊拉克考古学遗产的毁坏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说法。考古学家被要求承担道德疏忽的责任，因为尽管他们已经是好的管理者，并且从掠夺行为和非法交易中挽救了文物，但是他们没有针对战争及其后果提出任何质疑。
近年来，人们已经为修订管理原则做出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通过扩大适用范围重新规划管理原则的建议。例如，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提议的“协作管理”(collaborative stewardship)为考古学家创造了与当地社区分享其价值观的空间，并且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到同样与遗产相关的非专业参与者的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质疑管理原则的重新规划强化了它的应用，那会是一件相当不公平的事。然而，管理的再规划并不详细检查管理依赖的伦理价值群，而如果我们打算向田野考古学家和实践人员提供一个伦理框架——该框架不仅指导好的田野实践，而且保证伦理实践——那就必须对伦理价值群加以细查。我的目标是，勾勒出塑造管理实践并且突出其应用标准化框架的价值群。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表明关怀伦理对管理实践至关重要，并指出应该对目前了解到的管理极限加以检验，那么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接下来，我将探讨管理未顾及当地社区与其遗产间特殊关系的情形。通过暗示管理能够确认人们有权与其遗产保持无关，一个由散居遗产引发的研究案例令这一批判更为有力。
遗产与散居——希腊的阿尔凡人(Arvanites)案例
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考古学家约翰·宾特里夫(John Bintliff)呈现了一个无法依照管理实践解决的伦理困局。宾特里夫报告，他在皮奥夏(Boeo－tia)地区发掘期间，遇到过一个被称为阿尔凡人的散居群体。公元14世纪，阿尔凡人迁移至皮奥夏、阿提卡(Attica)和北伯罗奔尼撒(the North Pelopormese)。据宾特里夫称，阿尔凡人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们是一个没有正式历史或遗产的民族，而且在现代希腊国家中没有公认的地位。”
在发掘过程中，宾特里夫发现了一些物质文化的踪迹，它们揭示出阿尔凡人的遗产信息。在跟当地社区的接触中，他与当地人谈论起这些文物是如何形成其文化身份的，并且讲述了他们的散居故事。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地社区对于重新与自己的遗产联系起来并不热心。他们被一个观点说服了，即作为散居的一分子，去大胆主张自己的文化遗产将使其再次遭到驱逐，而且他们将很难在别人的社会中生活。
宾特里夫是这样描述他的困局的：
我作为一名想将他们自己的历史告知当地社区的考古学家——当今希腊的历史教学大纲也没有这样做——特别强调阿尔凡村赖以发展的那个迥异的基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乡村社会是否真的想要突出这样一段历史?重新发现他们所谓的历史民族划分，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吗?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现在，我仍然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指出，这一情形并没有给管理造成特别的麻烦，因为考古学家已经成功地与类似的困局打过交道。例如，考古学家已经遵照了原住民社区关于其遗产管理模式的要求。
然而，经过仔细思考，宾特里夫的困局有两处不同。其一，作为过去的管理者，对于那些不希望自己的遗产得到保存和纪念的人的需求，他必须做出反应。这一需求不同于那些希望自己的遗产在考古学家不介入的情况下自然衰落的主张。其二，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突出了考古学伦理争论中的关键点：人、人与遗产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遗产在人类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例如，老一辈的阿尔凡人意识到， 揭示他们的遗产将对年轻一代有害，而其结果将是影响社区内成员间的关系。这一困局检验出管理的极限达到了要求做出某种决定的程度，此决定似乎会破坏管理的核心本质，即对于过去的保存。一个忽视人类与其遗产之间关系的决定，似乎不会指向正确的道德观。那么我们应该摆脱管理吗?我相信，现在就让管理为考古学伦理的不幸埋单还为时过早。
管理与关怀伦理
为了回答管理应否在考古学伦理构成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有必要将焦点从管理的应用转换到形成它的价值观上来。关怀是管理的核心这一事实过去被忽视了。关怀标志着一种依赖关系，根据这一关系，关怀者对于被关怀者的需求予以回应。例如，一个孩子主要依赖他／她的母亲的照料，因为没有母亲对他／她需求的响应，他／她是无法茁壮成长的。同样，文化遗产依赖考古学家的关怀行动——他们作为管理者，回应一个“不可替代的”记录的需求，以防止其失传。
更重要的是，就像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精彩阐述的那样，关怀伦理依赖于“人是相关的而非自给自足的独立个体的概念”。此观点认为，我们的生命线依赖于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遗产概念对于理解“人是相关的”这一说法至关重要，因为它从两个方面将人连接起来。首先，它连接了人与人的过去，继而对人的自尊以及连续性叙述的建构有益。其次，它是一种连接人类彼此的途径。遗产能够提供我们与他者关系中必要的联系，因此它有助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所以，由关怀伦理塑造的考古学管理参与到了通过遗产建立起来的人类关系当中，指导其伦理应用的不是物质遗产的保存，而是其对于人和遗产之间关系之需求的响应。
根据关怀伦理行事的管理者对于需求更为敏感，且反应更积极，因为诸如移情和同情等情感在此时的伦理指导中发挥核心作用。管理胜过遵循抽象义务的空洞列表。其核心是必须对社区与社区遗产之间的关系敏感；于此，情感的贡献值要超过一套义务列表。一个人应该牢记，由关怀塑造的管理要求管理者承担责任，理解并响应那些危难中的人的需求，而没有情感的介入，这一点难以实现。
基于关怀的伦理，其优势在于关怀之情人皆有之。传统的管理概念由西方及基督教理念塑造，因此考古学家很难将其应用于非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当中。相反，我所呈现的管理建立在关怀伦理之上，能够被与西方思想观念无关的社区理解。如果根据关怀理念对协作管理的提议加以推动，这些提议就可以找到更加肥沃的土壤，因为与遗产有关的各方都能理解何谓关怀，不论其是否为专业人士。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尽管管理容易受到一些异议的攻击，但没有必要将其从考古学伦理实践中剥离。如果管理由关怀伦理塑造，那么它仍然能够向考古学提供伦理指导。根据这一理解，人与遗产的关系被置于管理标准化框架的中心。通过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关怀上来，伦理价值群被定位在了管理的心脏地带，此管理不仅为考古学提供伦理方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学科应该追求的价值。
我所呈现的管理为宾特里夫的困局提供了解决方法，因为它考虑到了讨论中的社区与其历史遗产之间已经建立起的特殊关系。此关系的一部分是他们有权拒绝揭示其历史遗产，因为这将伤害到社区内的成员。由关怀指导的管理者通过帮助社区成员行使忽略自身遗产的权利，对其需求做出回应。在伦理观念中，最优先予以考虑的是人以及人在当下的关系。
(陈文静 译)
近年来，管理原则(principle of stewardship)——在此原则下，考古学家是过去(the past)的管理者——已经变成考古学伦理批判的震源。通过培养与考古学实践有关的伦理意识，管理塑造了考古学家对于伦理的关注。在这一方面，人们希望管理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一份伦理实践指南，但是从未期待它成为影响考古学实践的唯一伦理准则。
虽然断言管理已经无法为考古学家提供伦理指南的说法有失公平，但应该指出，如果我们想要修订管理原则，就必须思考那些清晰表达出管理的道德观点，并探究其本质的伦理概念。因此，我此文的目的是，检验管理的极限，讨论修订后的关于管理的道德理解应该由关怀伦理(the ethics of care)塑造和影响。
在文章第一部分，我阐述了管理的概念，呈现了若干关于管理的批判，它们声称修订后的管理解释仍然对考古学实践帮助甚少。在第二部分，我通过一个散居遗产的研究案例，检验了管理的极限，并认为此情形下，管理并不向人们提供权利否认他们与自身遗产的关联。在第三部分，我指出，由关怀伦理塑造的管理解释能够更加成功地促进遗产的复杂性和考古学实践。
考古学管理
我们是怎样理解管理的?美国考古学会(SAA)伦理委员会的答案如下：
考古学记录，即原址(in situ)考古资料和遗址、考古学藏品、记录和报告，是不可替代的。所有考古学家的职责是，通过实践和推动考古学记录的管理，为长期保存和保护考古学记录而努力。管理者既是看管人，也是为了全人类利益替考古学记录辩护的人；他们在调查和解释记录时，应该运用既有的专业知识，促进公众理解及支撑考古学记录的长期保存。
遵循此定义，管理者即为照管他人财产的人。2006年，格罗尔克和沃里克指出，“好的管理者照管那些服务于其主人利益的事物。”，一种关于管理的略有差别的解读，能够进一步阐释它的伦理影响。管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三重关系。第一重关系发生在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这里的管理对象即为考古学记录。第二重关系发生在管理者与他／她的主人之间，该主人命令对讨论中的对象加以管理。第三重关系发生在对象的主人与对象本身之间。关于管理的这一理解定义了谁是重要的他者，其利益作为管理者的考古学家应该予以考虑。
管理的批判
许多瞄准管理的批判显示，管理无法为考古学家的实践工作配备适当的伦理工具。这些批判意见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批评认为，考古学伦理准则已经由管理塑造和影响，对其他原则造成危害。其结果是，考古学家目前遵守的准则无法向其提供道德上的相应建议，因为这些准则仅对关系到物质文化保存的情况做了安排。
第二类批评称，管理原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考古学实践，以至于好的考古学实践相当于管理。在考古学实践中，任何时候都存在价值间的冲突，而管理总是优先于任何其他价值。伊拉克考古学遗产的毁坏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说法。考古学家被要求承担道德疏忽的责任，因为尽管他们已经是好的管理者，并且从掠夺行为和非法交易中挽救了文物，但是他们没有针对战争及其后果提出任何质疑。
近年来，人们已经为修订管理原则做出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通过扩大适用范围重新规划管理原则的建议。例如，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提议的“协作管理”(collaborative stewardship)为考古学家创造了与当地社区分享其价值观的空间，并且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到同样与遗产相关的非专业参与者的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质疑管理原则的重新规划强化了它的应用，那会是一件相当不公平的事。然而，管理的再规划并不详细检查管理依赖的伦理价值群，而如果我们打算向田野考古学家和实践人员提供一个伦理框架——该框架不仅指导好的田野实践，而且保证伦理实践——那就必须对伦理价值群加以细查。我的目标是，勾勒出塑造管理实践并且突出其应用标准化框架的价值群。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表明关怀伦理对管理实践至关重要，并指出应该对目前了解到的管理极限加以检验，那么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接下来，我将探讨管理未顾及当地社区与其遗产间特殊关系的情形。通过暗示管理能够确认人们有权与其遗产保持无关，一个由散居遗产引发的研究案例令这一批判更为有力。
遗产与散居——希腊的阿尔凡人(Arvanites)案例
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考古学家约翰·宾特里夫(John Bintliff)呈现了一个无法依照管理实践解决的伦理困局。宾特里夫报告，他在皮奥夏(Boeo－tia)地区发掘期间，遇到过一个被称为阿尔凡人的散居群体。公元14世纪，阿尔凡人迁移至皮奥夏、阿提卡(Attica)和北伯罗奔尼撒(the North Pelopormese)。据宾特里夫称，阿尔凡人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们是一个没有正式历史或遗产的民族，而且在现代希腊国家中没有公认的地位。”
在发掘过程中，宾特里夫发现了一些物质文化的踪迹，它们揭示出阿尔凡人的遗产信息。在跟当地社区的接触中，他与当地人谈论起这些文物是如何形成其文化身份的，并且讲述了他们的散居故事。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地社区对于重新与自己的遗产联系起来并不热心。他们被一个观点说服了，即作为散居的一分子，去大胆主张自己的文化遗产将使其再次遭到驱逐，而且他们将很难在别人的社会中生活。
宾特里夫是这样描述他的困局的：
我作为一名想将他们自己的历史告知当地社区的考古学家——当今希腊的历史教学大纲也没有这样做——特别强调阿尔凡村赖以发展的那个迥异的基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乡村社会是否真的想要突出这样一段历史?重新发现他们所谓的历史民族划分，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吗?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现在，我仍然不确定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指出，这一情形并没有给管理造成特别的麻烦，因为考古学家已经成功地与类似的困局打过交道。例如，考古学家已经遵照了原住民社区关于其遗产管理模式的要求。
然而，经过仔细思考，宾特里夫的困局有两处不同。其一，作为过去的管理者，对于那些不希望自己的遗产得到保存和纪念的人的需求，他必须做出反应。这一需求不同于那些希望自己的遗产在考古学家不介入的情况下自然衰落的主张。其二，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突出了考古学伦理争论中的关键点：人、人与遗产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遗产在人类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例如，老一辈的阿尔凡人意识到， 揭示他们的遗产将对年轻一代有害，而其结果将是影响社区内成员间的关系。这一困局检验出管理的极限达到了要求做出某种决定的程度，此决定似乎会破坏管理的核心本质，即对于过去的保存。一个忽视人类与其遗产之间关系的决定，似乎不会指向正确的道德观。那么我们应该摆脱管理吗?我相信，现在就让管理为考古学伦理的不幸埋单还为时过早。
管理与关怀伦理
为了回答管理应否在考古学伦理构成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有必要将焦点从管理的应用转换到形成它的价值观上来。关怀是管理的核心这一事实过去被忽视了。关怀标志着一种依赖关系，根据这一关系，关怀者对于被关怀者的需求予以回应。例如，一个孩子主要依赖他／她的母亲的照料，因为没有母亲对他／她需求的响应，他／她是无法茁壮成长的。同样，文化遗产依赖考古学家的关怀行动——他们作为管理者，回应一个“不可替代的”记录的需求，以防止其失传。
更重要的是，就像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精彩阐述的那样，关怀伦理依赖于“人是相关的而非自给自足的独立个体的概念”。此观点认为，我们的生命线依赖于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遗产概念对于理解“人是相关的”这一说法至关重要，因为它从两个方面将人连接起来。首先，它连接了人与人的过去，继而对人的自尊以及连续性叙述的建构有益。其次，它是一种连接人类彼此的途径。遗产能够提供我们与他者关系中必要的联系，因此它有助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所以，由关怀伦理塑造的考古学管理参与到了通过遗产建立起来的人类关系当中，指导其伦理应用的不是物质遗产的保存，而是其对于人和遗产之间关系之需求的响应。
根据关怀伦理行事的管理者对于需求更为敏感，且反应更积极，因为诸如移情和同情等情感在此时的伦理指导中发挥核心作用。管理胜过遵循抽象义务的空洞列表。其核心是必须对社区与社区遗产之间的关系敏感；于此，情感的贡献值要超过一套义务列表。一个人应该牢记，由关怀塑造的管理要求管理者承担责任，理解并响应那些危难中的人的需求，而没有情感的介入，这一点难以实现。
基于关怀的伦理，其优势在于关怀之情人皆有之。传统的管理概念由西方及基督教理念塑造，因此考古学家很难将其应用于非西方、非基督教的文化当中。相反，我所呈现的管理建立在关怀伦理之上，能够被与西方思想观念无关的社区理解。如果根据关怀理念对协作管理的提议加以推动，这些提议就可以找到更加肥沃的土壤，因为与遗产有关的各方都能理解何谓关怀，不论其是否为专业人士。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尽管管理容易受到一些异议的攻击，但没有必要将其从考古学伦理实践中剥离。如果管理由关怀伦理塑造，那么它仍然能够向考古学提供伦理指导。根据这一理解，人与遗产的关系被置于管理标准化框架的中心。通过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关怀上来，伦理价值群被定位在了管理的心脏地带，此管理不仅为考古学提供伦理方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学科应该追求的价值。
我所呈现的管理为宾特里夫的困局提供了解决方法，因为它考虑到了讨论中的社区与其历史遗产之间已经建立起的特殊关系。此关系的一部分是他们有权拒绝揭示其历史遗产，因为这将伤害到社区内的成员。由关怀指导的管理者通过帮助社区成员行使忽略自身遗产的权利，对其需求做出回应。在伦理观念中，最优先予以考虑的是人以及人在当下的关系。
(陈文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