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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传统模式之一，然而，近代以来，多有人因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而提出了“中国无悲剧论”。本文从这个论点出发，通過对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理想的考察以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指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必然性和美学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39-01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戏剧艺术，然而，近代以来，却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无悲剧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团圆式的传统结局。胡适、鲁迅等人就分别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提出过质疑。胡适先生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1]鲁迅先生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2]他将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归纳为“十景病”的表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古代真的就没有悲剧吗？
“悲剧”一词是西方诗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3]，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那些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的人大体都是以西方的悲剧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悲剧的，并没有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演变的实际情况。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实际上体现了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和谐美，“所谓古典和谐美，就是把构成美的一切元素，素朴地辩证地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并把它们巧妙地组成为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统一整体。”[4]简单地说，就是中和之美，儒家所谓“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崇尚圆满的民族心理，不大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戏剧那样真正悲惨的结局，而是安排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来使原本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得到缓和，从而使整个作品显得均衡、稳定。
此外，也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起到了一个“间情作用”，也就是使观看者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在观看过程中，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喜怒哀乐，观看结束后，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感，从而平心静气地离开。这一点，与西方“卡塔西斯”之说又有了某种相通之处。
其实，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只是一种表面意义上的团圆，实际上反映了另一种更深切的“悲”。《窦娥冤》中，虽然最后窦娥的冤情得到了平反，但这种平反其实是窦娥化身为鬼魂，并且向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亲自申诉，更甚者，还是在窦娥三番五次地将被窦天章压在底下的文书翻上来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如果窦娥没有显魂，如果窦娥不是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这宗大冤案是不是就石沉海底了呢？这其中寄寓着剧作家深沉的担忧。孟称舜的《娇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娇娘和申纯，在人世间的时候无法在一起，只能到天国仙界去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由此反射出现实环境的黑暗和残酷。《倩女离魂》中，倩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肉体因重重阻挠而卧病在床，只能依靠灵魂出窍的方式去追赶心上人并收获自己的爱情，这其实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
严格地说，中国古典悲剧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悲剧，近代悲剧体现为一种崇高美，以严肃的对立和激烈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特征，而古典悲剧则体现为一种追求完满的大团圆式的和谐美。其实西方古典戏剧也是如此，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将古希腊的艺术概括为 “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是非常贴切的。但西方悲剧偏向于壮美，而中国古典悲剧则偏向于优美，这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如果硬要拿西方悲剧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悲剧的话，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是对悲剧的一种背离，相反，它是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形式。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我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古典戏剧家将他们对社会、对普通劳动人民深沉的担忧和深切的关怀寓于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之中，从而赋予作品一种普世价值，使我国古典悲剧得以立于世界戏剧之林，这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207—208页。
[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3]《诗学》亚里士多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4]《文艺美学》周来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作者简介：齐琳正（1992—），女，河南济源人，华中师范大学201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39-01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戏剧艺术，然而，近代以来，却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无悲剧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团圆式的传统结局。胡适、鲁迅等人就分别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提出过质疑。胡适先生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1]鲁迅先生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2]他将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归纳为“十景病”的表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古代真的就没有悲剧吗？
“悲剧”一词是西方诗学的范畴，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3]，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显然不符合这一标准，那些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的人大体都是以西方的悲剧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悲剧的，并没有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演变的实际情况。
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实际上体现了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和谐美，“所谓古典和谐美，就是把构成美的一切元素，素朴地辩证地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并把它们巧妙地组成为一个均衡、稳定、有序的统一整体。”[4]简单地说，就是中和之美，儒家所谓“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崇尚圆满的民族心理，不大可能出现类似于西方戏剧那样真正悲惨的结局，而是安排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来使原本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得到缓和，从而使整个作品显得均衡、稳定。
此外，也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起到了一个“间情作用”，也就是使观看者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在观看过程中，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喜怒哀乐，观看结束后，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感，从而平心静气地离开。这一点，与西方“卡塔西斯”之说又有了某种相通之处。
其实，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只是一种表面意义上的团圆，实际上反映了另一种更深切的“悲”。《窦娥冤》中，虽然最后窦娥的冤情得到了平反，但这种平反其实是窦娥化身为鬼魂，并且向自己的父亲窦天章亲自申诉，更甚者，还是在窦娥三番五次地将被窦天章压在底下的文书翻上来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如果窦娥没有显魂，如果窦娥不是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么这宗大冤案是不是就石沉海底了呢？这其中寄寓着剧作家深沉的担忧。孟称舜的《娇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娇娘和申纯，在人世间的时候无法在一起，只能到天国仙界去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由此反射出现实环境的黑暗和残酷。《倩女离魂》中，倩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肉体因重重阻挠而卧病在床，只能依靠灵魂出窍的方式去追赶心上人并收获自己的爱情，这其实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
严格地说，中国古典悲剧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悲剧，近代悲剧体现为一种崇高美，以严肃的对立和激烈的矛盾冲突为主要特征，而古典悲剧则体现为一种追求完满的大团圆式的和谐美。其实西方古典戏剧也是如此，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将古希腊的艺术概括为 “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是非常贴切的。但西方悲剧偏向于壮美，而中国古典悲剧则偏向于优美，这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如果硬要拿西方悲剧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悲剧的话，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是对悲剧的一种背离，相反，它是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形式。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我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古典戏剧家将他们对社会、对普通劳动人民深沉的担忧和深切的关怀寓于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之中，从而赋予作品一种普世价值，使我国古典悲剧得以立于世界戏剧之林，这是有着深远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第207—208页。
[2]《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3]《诗学》亚里士多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4]《文艺美学》周来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作者简介：齐琳正（1992—），女，河南济源人，华中师范大学201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和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