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寝室里的聊天是方言杂烩的盛宴。我记得当年最开胃的一道小菜是讨论那种冬日街头随处可见、瞥一眼就心生暖意的小吃。“我最爱吃烤地瓜了。”山东同学喜滋滋地说。
　　“哦，我们那里叫煨番薯。”广东妹在终于弄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以后，恍然大悟。我也跟
　　着笑，用上海话告诉她们，从小，我只知道把这甜甜软软的玩意唤作“烘山芋”。
　　烤地瓜，煨番薯，烘山芋，九个字里没有一个重复，构词形式却高度一致；偶尔交汇，仿佛看见思维在穿透了语音的屏障之后相逢一笑、默契于心。方块字的海洋边，常常地，我们都会在隔了千万里的滩涂上，拾到色彩迥异而形态同工的贝壳。
　　不过，细想下去，方言的独特性还是会执拗地浮出水面。就说这学名“甘薯”的“山芋”吧，上海人在前头轻轻巧巧加了个“洋”字，就直接拿来称呼另一种植物（马铃薯）。同样的东西，到了北方就完全从其生长的特点出发，干干脆脆地叫它“土豆”。从“洋山芋”的意义分析，显然上海人吃到马铃薯要远比接触甘薯更晚，所以相对于同样来自异域（查资料，原产地是南美）的后者来说，前者就更具有舶来品的意味。我猜想，但凡上海人当初跟广东人一样叫“番薯”，那么，后来引进马铃薯时也会义无返顾地称之为“洋番薯”。至于“洋”和“番”到底是不是语意重叠，搁在一起是否显得冗余，是否还存在更精简的命名方式，那绝对不成问题——上海话历来有这样的宽容度。不信，你想想，时至今日，阿拉上海人不是还把“洋番茄”叫得很顺吗？
　　上海话“叠罗汉”的杂耍工夫俯仰可见。沪语常以“头”为名词后缀，若译成普通话，有一部分是可以用“子”来代替的，比如“篮子”之于“篮头”、“盒子”之于“盒头”（这两种说法在沪语中并存）；但也有很多，是别处（至少是吴语区之外）鲜见的用法，比如纸头、布头，更有甚者，小时候喝猪肺汤，听外婆一声声叫什么“肺头”，纳闷了很久。你如果硬逼着上海人讲“一张纸”而不是“一张纸头”，肯定会活活把他别扭死。
　　如果说上述前后缀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下面两个例子是直观到了极点的。
　　昔日上海人家多用铅制的水桶，渐渐地几乎所有的桶都给叫成了“铅桶”。“一桶水”是没问题的，但“一只桶”似乎就没有“一只铅桶”叫得顺溜。时移世变，塑料桶大行其道，但时不时地，你还是可以听到满耳的“塑料铅桶”，说得恳切、听得自然，反正大家都晓得在说什么。以此类推，如果你习惯了“塑料铅桶”，那么，对于类似“洗（沪语念‘打’音）脚面盆”和“洗浴面盆”，也就可以见怪不怪了。同理，如果有个上海人嚷嚷着要“开窗门”，你大可不必令门户洞开——须知，这个“门”字跟在“窗”后面，功能与“铅桶”的“铅”字相当，只能让音节更铿锵，并没有表意的用处。
　　还有个更戏剧化的例子：初来上海者，大抵不晓得本地人在讲“吃茶”的时候，杯子里可能飘着几片茶叶，也可能只是清清爽爽的白开水。这里的“吃茶”，常常只是饮水的代称。问题是，如果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强调是真的要泡一杯茶喝，该怎么办呢？这可难不倒上海人，他们会随口说——“来，阿拉吃杯茶叶茶。”
　　母语这东西，早就融在血液里循环不息，不必经过大脑，自然天天从舌头里蹦出来。但细想来，上海话的拉杂、絮叨、叠床架屋，纵然上升不成严谨的语法规律，却自有它缓和语势、增添情趣的家常妙用。仅举一例：两个人吵架，一方大吼一声“滚”，那一定是非常愤怒了；加一个字成“滚蛋”，则情绪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加三个字“滚侬格蛋”（滚你的蛋），骂人的那位脸上没准窥得见一丝笑影；地道的上海话还有一句最绝的：“滚侬格五香茶叶蛋”，脆生生地喊出来，当真是色香味俱全的调笑乃至娇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