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1913年生于湖北红安，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与世长辞。
　　
　　武汉大学教授谭崇台还记得，他在1944年冬到哈佛大学时，遇见过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自己来自武汉大学后，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
　　1945年，胡适眼中“著名的哈佛博士”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两年后，该文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威尔士奖”，成为目前为止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可是，当威廉·阿瑟·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农业国的工业化出路
　　何谓发展经济学？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的一门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张培刚对此做过详细研究。
　　张培刚首先承认，农业国的出路肯定是“工业化”，但在此之前，必须提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农业在提供粮食以外，还将为工业提供原料、剩余劳动力和市场，农业还可以通过纳税和出口形成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存，对工业资本积累是条重要的途径。这就是著名的“五种贡献”的理论，美国人库兹涅茨提出类似理论已经是16年之后的事情了。
　　当工业化成为一种浪潮席卷全球时，其他学者都习惯于从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过程来定义“工业化”。张培刚另辟蹊径，他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角度来下定义：即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在他看来，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张培刚此说，有效克服了通常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甚至牺牲农业的做法。
　　根据这个定义，张培刚进而指出，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虽然相互影响，但工业发展对农业改革影响更大，工业发展从技术和组织两方面成为农业改良的必要条件。在工业化渐趋成熟的市场规律下，民众收入提高后消费结构的变化就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扩大和农耕技术的提高，农业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会增加，但增加速度不及工业增长速度快。因为一方面土地供给趋于减少，同时农业受气候和生物学规律的制约。
　　张培刚最后总结道，伴随工业化的进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会继城乡手工业者之后转移到城市和其他行业。此外，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视为农业国工业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要想吸引外资，必须保证借款国政治的稳定和工业发展的前景。
　　发展经济学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是张培刚学术的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有一系列主题始终围绕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问世。特别是，由张培刚倡导并推动建立的新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当然，中国仍是特别研究对象，因为张培刚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在张培刚的理论中，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如交通运输、动力工业等，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先行条件。而且，诸如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才能以及生产技术等因素，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而资源、人口等因素在一定阶段则会成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
　　中国在1949年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都优先发展重工业，其结果是轻工业发展缓慢，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重新回头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都与决策者对张培刚经济思想的重新认识有关。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张培刚告诫国人，不要忘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土地制度问题自不必说，人口与地理的因素同样重要。人口本来可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在地理方面，中国的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非常大，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就说明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因地制宜。
　　此外，政治因素同样不可忽略，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是合理的。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新中国成立之初若不实行这种政策，中国经济就难以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
　　“经改”中的政府角色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密切合作和共同努力。张培刚看出，后发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显然离不开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参与。但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则势必抑制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企业的经济活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少的政府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政府对该国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都给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性，从而成为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
　　这个度如何把握？张培刚的判断标准很简单：个人、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能够做得到并且能做得有效的事，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而他们力所不及的领域，如社会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和长远规划等属政府的职责范围。
　　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中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社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其先导和保证，始能奏效。张培刚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当前这种史无前例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也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有效的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体制问题是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因此，在改革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应该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历史必然，改革越是深入彻底，问题则会变得越简单明了。当然，改革也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其间的阻力和障碍必然不少，这就需要我们强调改革的代价意识。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改革或推迟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张培刚指出，虽然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但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应该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以他拿手的农村问题为例，土地承包虽然延长30年不变，但农民心里没底。如何把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好地分离并结合起来，仍然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现在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多种限制，大量转移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在这些地方，政府都可以有更多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