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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叫西戈壁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初垦荒的戈壁，大多人迹罕至，没有地名，经常是以一个沙包、一丛红柳、一棵胡杨、一片芨芨草，甚至几颗铃铛刺为中心，大致确立一个方位，以東为东戈壁，以西为西戈壁。
我父母生活的西戈壁，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离天山不远，雨雪相比新疆其他沙漠地带还算丰富，戈壁植被长势也生机盎然。农场的南面是成片的绿洲，东面是被称作梧桐窝子的一○二团和被称作蔡家湖的一○三团，西面是被称作枣园的一○五团。北面则通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的北沙窝，也就是人称“死亡之海”的地方。
母亲的坟茔就在西戈壁农场这块土地上。
她已在这块土地沉睡了十二年。
西戈壁没有固定陵园，从一九五六年建场起，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的埋葬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长达二十余里的邓家沟两岸，一处是农场场部往西约七八里的三脚架，还有一处就是西戈壁水库下方的红柳滩。
红柳滩离农场场部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建场初期是一片盐碱非常重的土地，只零星长着几堆芨芨草和红柳。修建水库时在此地取了大量的土夯坝，加重了盐碱的泛起，雨水过后这片红柳滩像是结了一层硬硬的壳，远远看去犹如洒了一层霜。这样的土地自然不能够开垦、种庄稼。西戈壁农场的第一任老场长死前曾交代，我死之后就把我埋在红柳滩，不要占用耕地。
母亲的坟茔紧挨着水库。墓穴的前方和左边，皆有坟茔。坟茔的东边有一条自然沟，沟两边红柳遍布。后方则是梭梭林和西戈壁土地上常见的琵琶柴、芨芨草。坟茔的正前方是一大片红柳林，处于低洼处。每年开春有大量雪水消融，浇灌得红柳长势极好，枝条韧性十足。
母亲去世后，我们请了农场专门从事丧事的师傅到红柳滩寻找安葬之处。师傅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用罗盘比比画画之后，便直奔这条长满红柳的自然沟。在那里，师傅嘴里念念有词，方位定在了那片红柳丛。
父亲的一个本家弟弟、我们称之为叔叔，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从乌鲁木齐赶到西戈壁农场。这位叔叔原是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写一手好毛笔字，而且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方面是研究过的，懂得里面的一些门道。叔叔是第一次到红柳滩，不像专搞丧事的师傅熟悉地形，他在那片土地上来回穿梭，跑了近两个小时。说来真巧，他选定的方位和师傅选定的方位完全一致，也是那片红柳丛。
在西戈壁土地上生活了四十三年的母亲，注定要和红柳林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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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她的出生地应该是江苏省邳州市议堂乡薛村。村庄紧靠着古老的大运河。
母亲属于命不好的那种人，不到十二岁就父母双亡。家里没了父母，作为大姐，她还要照顾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和一个比她小八岁的妹妹。想想那个年月，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走过来的。
母亲说：“熬呗，日子是熬出来的。为什么我那么早出嫁？家里那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你父亲家条件比我家好，我嫁出去了，可以省下口粮给弟妹们吃。”
母亲说，父亲家庭状况原本不错，俩人从小订的是娃娃亲。父亲在龚家学堂读书时过目不忘，很得先生喜爱。可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那时患了重病。可能是尿结石、肾结石或阑尾炎，疼起来要命，犯病时身体缩成一团，捂着胸口满地打滚。也正因为这种病，爷爷早早抽上了大烟，大烟可以缓解病痛，但也为家庭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大烟抽了几年，非但没有治好爷爷的病，还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爷爷不患病，这个家庭在整个龚湖村算得上殷实富足。爷爷在龚湖村有水田、旱田一百多亩，在运河镇上还开有一个商行。家境如何还有个有力的证明，母亲说，我的父亲是大房所生，但不久大房就去世了。随后我爷爷又娶了二房、三房。这二房、三房的女人不是本地人，是相邻省份河南、安徽的女人，与我爷爷都育有儿女。只是当我爷爷闭眼之后，她们怕族里人欺生，在分得一些钱财后，就带着儿女各自回了家乡。两人再无音讯。母亲幼时见过那两房太太，人长得还算漂亮周正。爷爷没有足够的银两，是养不起那一大家子的。
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家境好时自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当爷爷一闭眼一伸腿，族人中趁火打劫的不在少数。有些人拿出真真假假的借条，说爷爷何年何月借了他多少银两，现在人虽然走了，父债子还，账还是要算的。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安葬了爷爷，手中哪有什么余钱，无奈只有卖地还账。两年后母亲过门时，爷爷死前留下的百十余亩土地被父亲卖掉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十余亩薄田，就这样，还有亲戚说爷爷生前的账尚未还清。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
那年母亲十五岁，父亲十三岁。
母亲说，成婚后的他们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只晓得生活更加艰辛、困苦。
母亲六十五岁时，她生养的四个儿女嫁的嫁了娶的娶了，或许感到所有的事都了结了，心也踏实了。有一天，她对我们说：“想想这辈子把你们都养大了，我也知足了。”说着话忽然掉下了眼泪。她又说道，“这辈子可是好几次从阎王爷那里逃生过来的啊。扳指算算，我至少有三次闯了鬼门关。”
第一次是扒日本鬼子的火车。那是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一天，运河开冻不久，河岸边的青草也才刚冒出芽，她就和几个伙伴开始扒火车了（枣庄通往徐州的货车）。运货的火车速度相对较慢，大人小孩只要身手敏捷基本都能爬上去。有些装货的货车没有盖篷布，附近沿铁道线的人们是能扒什么东西就扒什么东西。那天，母亲扒上了一趟拉粮食的火车，不禁暗自高兴。粮食，这可是春荒救命的东西啊！正当她和另一个小伙伴合力将一袋粮食推出车厢时，猛然发现几把刺刀在不远处晃荡，原来这些粮食有日本兵押送。两个女孩见状，飞身就跳下了火车。母亲当时就摔得昏死过去。好心人将母亲抬回家后，母亲几天几夜都未醒来。卧病在床半年，母亲腰背脊受伤，却无钱请大夫，只靠土郎中用点民间偏方。母亲说，那几个月，她白天黑夜躺在屋子里，两眼只能看房梁上的柱子和蜘蛛网。好在老天爷眷顾，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之后，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第二次是乘竹木筏子过长江。一九四七年秋，家里种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就又被逼债（还是爷爷欠的债）的人堵到屋门口了。两年前，父亲跟着村里的人到南京城去拉黄包车，一直未归。田地里收下点粮食，还没拿回家，就被要账的人给扛走了。就那样，还有人拿着借条来堵门，而母亲又没有权利做主将家里的田卖掉还债，卖地需要父亲签字按手印。她不得不到南京去寻父亲回来商谈关于卖地还债的事。
从邳州到南京，母亲一路上也不知怎么走过来的。当走到长江边时，她才感到恐惧。原来家乡浩渺的运河在长江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长江风高浪急，母亲乘坐的小竹筏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打入谷底。她双手死死地抓住竹筏的护板，衣服被浪打湿。竹筏穿过雨雾，眼看着快到岸时，一个大浪打来，竹筏上的十几个人瞬间被打翻，掉落水中。
母亲在南京城寻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父亲。两人回家乡卖了十余亩地，总算对付了那些上门逼债的人。因为这些年陆续将父亲名下的土地卖出了，到“解放”划成分时，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成分划为了中农。若是按我爷爷在世的土地来计算，他们怎么也逃不掉“地主”的成分，我们子女则会成为“黑五类”的后代。这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
第三次是淮海战役运送军粮。那是一九四九年元月初，已是寒冬之际，在苏北平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战火已经延续了好几天，村庄都被炮火侵袭了多次，大都成为废墟。层层的包围和反包围，参战的双方还在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战争的胜负仿佛瞬间就能确定，可这个瞬间因持续的时间过长而让人焦虑。
那天下午六时，太阳已沉入裸露的大地。运河边这个叫薛村庄的村子里，晃动着长鞭子的母亲正和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几岁的解放军战士僵持着。母亲年轻的脸颊被刮来的夹着雪花的西北风吹得通红。小战士的脸也有点红，但那红不是被风雪吹的，而是因为说服不了母亲而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还夹杂着愤怒。老村长及时赶到，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母亲那时已加入了村里的青妇会，正在为部队准备干粮，年轻的小战士则是运送干粮的。这本是正常的支前工作，可因为负责带队的小战士所在的运粮队牲口不够，需要借用老乡家的。当小战士进门打听时，正看见母亲家的小毛驴在拉磨，便想借用。没想到母亲听了这话，扬扬眉说借用可以，但她必须和战士一起去，完成任务后再把牲口牵回来。小战士说，送干粮的地方正在打仗，非常危险，她不能去，解放军说话算数，一定会将毛驴安全送回来的。双方僵持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老村长十分清楚母亲的心思，别看是头小毛驴，可一头牲口对庄稼人来说就是命根子。老村长对小战士说，我们这里的人炮火见得多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她可是在这里长大的，沟沟坎坎都熟悉，还可以给你们带路。于是趁着夜色，母亲和小战士便随着送粮的队伍出发。他们一路无语，沿着被炮弹炸焦的土地匆匆而行，牲口的蹄声在空寂的夜里显得越发急促。两个多小时后，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但由于不时有炮火飞过，运粮的牲口受了惊吓，蹄子还未沾水，屁股便拼命往后挪，怎么也不愿下河。几个牵缰绳的战士费了老劲才拉住。带队的小战士急得一筹莫展，母亲跑到跟前支着：“用东西把牲口的眼睛蒙住，它们就听话了。”“行吗？”“准行。”一问一答中，被蒙上眼睛的牲口分不清东南西北，乖乖地被牵着过了河。
过了河，小战士靠近母亲低声说：“大姐，谢谢你。”
第二天凌晨，运粮队准时到达部队。母亲牵着自家的毛驴，说要立即回去。部队首长建议天亮了再回。母亲担心部队有任务，自己碍事，又想早点回去准备支前的事。首长了解了情况，对她说：“也好，不过这么多牲口一个人是无法赶回去的，这样吧，还是让小张辛苦一趟，送你回去。”母亲这才知道那个年轻的小战士姓张。
天已蒙蒙亮了。走了一夜路的他们并无睡意，母亲甚至还哼了几句当地的小调。小张也很兴奋，告诉母亲，这一仗打下来，离全国解放就不远了。说话间，两人过了河，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母亲所在的村庄了。母亲对小战士说：“我到家了，你回去吧。”小战士向母亲敬了个军礼说：“谢谢你，大姐。”说完，便转身要走。呼啸而来的炮弹忽然在耳边炸响，母亲呆呆地站着，小战士瞬间将母亲扑倒在地。转眼间，爆炸掀起的气浪掩埋了母亲。当爆炸停止，母亲爬起來大声呼喊“小张”，才发现刚才那个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已停止了呼吸。
十天之后，淮海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部队五十五万人。九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位叫“小张”的战士被埋葬在运河边。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家在何处，只有河两岸的迎春花年年为他开放。
这段往事，自我懂事起，母亲每年都会讲述一遍。每次讲述的时候，母亲的双眼都噙着泪水。
母亲说，寻找小张的部队是她今生的一个心结。那场战役参战的部队太多，且部队驻防、换防频繁，打完淮海战役之后，听说小张所属的部队又去解放大西南了。母亲多方打听，依旧没个结果。她相信，小张的部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战友也是不会忘记他的。运河边的村民们也没有忘记这个不知名的小战士，每年清明，小张的坟前都会堆满这块土地上开放的数不清的野花。母亲从家乡到新疆后，还经常让父亲写信给家乡的亲友，让他们定期到小张的坟前代她扫墓、烧纸。
直到1980年代末，家乡修建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小张的坟墓也得以迁入烈士陵园。母亲的心才放了下来，说着“小张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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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父亲家庭是中农成分，加之年轻又有文化，很快受到重用，当上了村里的会计。父亲算账清晰，每笔出入让大家伙看得明明白白，村里的人都夸父亲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听别人夸赞父亲，母亲自然非常欣喜。更让母亲高兴的是，父亲不仅入了党，而且在一九五三年以干部的身份调往新疆，进入乌鲁木齐市一个区的保卫部门工作。由于父亲是党员，加之笔杆子、嘴巴也算厉害，很快成为机关秘书。
不久，母亲也从家乡走了出来，在父亲单位附近的一家医院工作。我们自幼起就听母亲唱《小燕子》这支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而《小燕子》这支歌， 则是那个年代一部叫《护士日记》的电影的插曲。 母亲喜欢这支歌，活着的时候经常哼。每年在她的坟前，姐姐妹妹们磕完头后，都会唱这支歌。她们说，九泉之下的母亲是能够听见的。
我出生的年代恰逢“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也是父母亲最灰头土脸的日子。那时候，他们已从乌鲁木齐转回家乡，其中原由主要是因母亲的“下放”。
父母亲原本也可以不用回家乡，父亲可是正儿八经以“干部”的身份调动过来的。“下放”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克服连续“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决定精减下放城镇有关人员，母亲来得晚，又不是专业出身，理所当然地成了精减人员。母亲被精简，让父亲很有些恼火。他觉得和母亲条件差不多的人，甚至有比母亲进医院还晚的人都未列入精减人员名单，于是和医院的负责人起了争执、拍了桌子。医院的负责人觉得必须杀杀父亲的火暴脾气，一个小小的秘书敢对领导发飙，实在过分。便将父亲拍桌子的事当作一个严重问题，由医院行文通告了父亲所在的单位。父亲单位的领导得知情况后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父亲深刻反思检讨。如果父亲写个检讨，此事也许就作罢了，上级领导、医院都有台阶可下，可父亲是个犟脾气，非但不承认错误，拧上一根筋，并且说出大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写检讨不可能，除非把我也精减了。当时父亲任职的单位也有精减干部的名额，父亲这“豪言”正好给别人落下了口实，他可是自己主动要求“下放”的啊。于是一时逞口舌之快的父亲，却使自己卷了铺盖，和母亲一起回了家乡。当时，曾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此前已调往别处，得知此事，主动联系父母亲，想协助他们调到伊犁、塔城等地，父亲年轻气盛，执意要走，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到哪儿都能讨口饭吃，活出个人样。
回到老家，现实的境况很快击碎了父亲可怜的自尊。与以往回来探亲时高朋满座的情况完全不同，父母亲体会到的是一种强烈的落差。父亲想，过去自己在村子里是十分有威望的，凭自己的本事至少能混个不用下田干活的差事。但当他拎着两瓶酒走进大队干部的家里喊着大爷时，换来的是虚情假意的敷衍。这时候父亲才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如果自己还在乌鲁木齐机关工作，别人对他是不会这样的，可惜木已成舟，心里即便是有一百个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家乡一个村子里大都姓龚，但在很多事情上是靠拳头说话。父亲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人，这支又是三代单传，打架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也无兄弟帮手，遇到欺负只好忍着肚子疼。母亲曾说，那次回到家乡，最让她生气的，是住在我家西头的他们称作二叔的一家。运河发大水倒灌时常常会将村庄淹没，我家宅院位置低洼，爷爷家资金充裕，修建院落时，便请人从外面拉来了大量泥土抬高地基以防水患。父母离开家乡后，邻居无钱维修自家院落，又不想去远处取土，就带领自己的家人时常挖父母院落的地基。时间久了，雨水浸泡，有的地方岌岌可危，随时都会塌陷。父母回乡之后，那家人还不收敛，只不过不再用小车来取土，而是用筐子继续挖土，有天晚上甚至被母亲当场抓住。母亲不像父亲懦弱，遇到这样的事不会吃哑巴亏，见那户人家不仅不赔礼，还仗势欺人，便满村子里吆嚷起来，搞得那家人很丢面子，只好停止了挖土行动。直到十八年之后，父母亲回到老家，那六间正房还在，院落却已不在，其余地方全塌陷成了深坑，仅有一条不足四十厘米的小路可通到院外。不远处邻居家的墙基倒高高垒着。陪着父母亲的亲戚说：“你们走了，那家人就更无所顾忌了，之前还偷着用筐取土，后来直接用小四轮拉土了。”父亲欲言又止，母亲倒是显得很豁达，她说：“都让他取走好了，我们死了就埋在新疆。如果他们家想用那几间房，让他们扒了也好，闲着也是浪费。”
父亲问母亲：“你这次为什么不计较了？”
母亲说：“计较什么呀，这些年到了新疆，到了西戈壁，才觉得人的目光要放远一些，人一辈子争来抢去的，到头来还不是一把黄土。再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哩。我生养的儿女都在新疆生活，我们死了也不可能回到运河了。等闭上眼就埋在西戈壁，逢年过节，儿女们还可以到坟上陪我们说说话。”
在父母从乌鲁木齐回到家乡的五年时间里，唯一使他们感到欢欣和喜悦的，是我的出生，因为我是龚家四代单传的男孩。母亲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虽然他们离开了城市回到了故乡，但上苍还是赐给了他们一个珍贵的孩子。
一九六五年四月，在我出生三年后，清明刚过，母亲和父亲做了对他们人生来说又一次挑战命运的重大行动，那就是离开家乡重返新疆。
而此次去新疆，大有逃难或者说大丈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一切都在悄然进行。父亲在来疆前事先给机关工作、现在昌吉某县局任局长的同事朋友寄了封信，看能否去落户或参加工作。那个朋友很爽快仗义，说西戈壁农场正大力开发建设，需要人手，他和那个场的领导认识，打个招呼没问题。而且事前局长的姐姐姐夫也去了那个农场。有了落脚之处对父母来说是件大喜事，于是连忙购买车票，收拾行李，能带的东西尽量带走。这一走，故乡何时能够再回来谁也不知道（从心里来说，父母也没有准备再回来的打算）。
只是在带不带一个重十多斤的铁鏊子上，父母有了争议。父亲说：“太重，去那么远的地方，背上它干吗？”母亲说：“到了一个新地方，一家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铁鏊子怎么摊煎饼啊！”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扔掉了两件捆好的行李，将铁鏊子从家乡背到了西戈壁。在那个粮食极其珍贵和匮乏的年代，无论白面、玉米面、高粱面，在母亲的铁鏊子上都可以完成华丽的转变，使我们贫困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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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戈壁农场，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三十年里，很多事走远了，和母亲相连的事却长在我的腦子里。
一是三次搬迁的经历。
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忙，父亲和母亲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西戈壁这个紧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农场，被安排到西戈壁四队。连队没有多余的房子，我们临时住在了队部的地窝子。
论住宿，这里当然比不上家乡，唯一的好处是根据劳动力和孩子的年龄每月定量供给粮食，可以勉强填饱肚子。能够吃上饭，父母已经很感激了。我们在这个地窝子住了四个多月。当年秋天，父母决定自己搭建一个地窝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地窝子，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是父母来时是春季，落完户就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准备搭建地窝子的材料;二是搭建地窝子仅凭父母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而他们刚来西戈壁认识的人又不多，况且生产队暂时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这样就拖了下来。住队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父母在劳动之余便向别人打听搭建地窝子需要准备些什么，并按照别人的指点砍了几棵梧桐树。这个地窝子搭建得很仓促。就是因为仓促，几乎要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命。 那是第二年七月底，西戈壁的土地被太阳晒暴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条田里，麦子正垂着金黄的麦穗等待收割。生产队的劳力披着星星出门，伴着月亮回家。那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不开火做饭的，一日三餐全部由生产队的大食堂供应。大食堂也没什么好吃的，大都是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饼子。油水很少的煮菜可以随意自取。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人人饭量都大得惊人，每顿饭吃上一公斤发糕和高粱饼子的人不在少数。大人去出工，家里的孩子只好在地窝子里玩耍，肚子饿了去大食堂记个账就可以拿到吃的了。那时我们姐弟三人的年龄分别是十二岁、七岁和四岁。连队还没建小学，父母去割麦就将我们姐弟三人放在地窝子里。那天午后，按照原来的习惯，我们都会在铺得厚厚的麦草铺上睡觉，不知为什么，那天二姐睡不着觉，不是说这儿不舒服，就是说想到外面玩，大姐怎么也哄劝不住。争吵过程中，大姐突然发现地窝子的屋顶在往下漏沙子，并且伴随着吱吱的声响。二姐说：“不会有老鼠在上面打架吧？”大姐说：“不会，老鼠打架不应该有这么多沙子漏下来吧。”说话间，土漏得更多更快了，吱呀的声音也更响了。大姐看情况不妙，连忙从床上抱起呼呼大睡的我，拉着二姐的小手往外跑。大姐刚把我们带出地窝子的门，地窝子屋顶就全部塌了下来。沉重的声响和高高扬起的灰尘惊动了周围。一群人围了过来，惊慌不已，直到看见我们姐弟三人在尘嚣中站着发呆，才唏嘘道：“这几个孩子命可真大，前几天上边有个生产队地窝子塌了，把一对双胞胎活活闷死在里面。”在麦地里的母亲惊闻家里塌了，扔下手中的镰刀，疯了似的跑回来，直到把我们三个孩子上上下下都摸了个遍，才清醒过来。好多年后提到此事，大姐回忆，那天从来不信什么的母亲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老天爷磕了三个头。
当天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一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母亲发那么大的脾气，母亲责怨父亲，当初搭建地窝子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结实些的材料。“如果几个孩子今天有个什么闪失，我就跟你拼命，我也就不活了。”父亲完全丧失了反驳的机会或者说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只好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卷着莫合烟。
第二天，生产队队长抽调了连队几个壮劳力，用生产队唯一的一辆马车到邓家沟的海子边驮了几棵几人才抬得动的粗大的梧桐树，为我家重新搭建地窝子。这个地窝子选择在离生产队队部不远的土冈上，那里地势较高，土层属红黏土，不好挖，但比沙土结实。那里已经有了几户人家。我家的地窝子紧挨一户姓孟的安徽人家搭建。这次我家新建的地窝子很不错。帮工的都懂行，房梁也是结实粗壮的大树，用邻居孟师傅的话说，牛踩上去也不会塌下来。想来母亲对这次新建的地窝子也是非常满意，一是比原来的要宽敞，二是处了个不错的邻居，三是为地窝子的事她再没向父亲埋怨。
我们一家在那个当时看来还挺满意的地窝子住了四年。
第二件事是母亲挖渠时点燃了一场大火。
挖大渠是连队里最重要的活，因为大渠底宽一般有两米，深度也都在两米以上，渠道两边长满了芦苇、芨芨草、毛冰草等，不把这些草连根铲掉，挖的大渠就不合格。母亲和另外几个人分挖的一段渠，各类杂草特别厚稠，镰刀和铁锹在这些杂草面前好像无能为力，母亲看着大家伙砍杂草实在吃力，就用火柴将这段大渠边的杂草点燃了。谁料没几分钟，猛然刮起了西北风，火随风势，很快从渠边窜进了离渠道不足十米的防风林带。那林带是西戈壁人栽种的第一茬树，每棵树都有胳膊粗了。大火在林带里肆虐狂舞，所过之处，绿油油的树枝成了黑黝黝的焦炭。母亲说，那是她最为害怕的、最感到无力的时候，甚至比在淮海战场上推着独轮车、耳旁呼啸而至的炸弹都感到恐怖。那不是一棵、两棵树，而是整整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啊。对于她处西戈壁的农场来说，绿色树木的重要性是其他地方的人感受不到的。母亲只想往火海里跳，被旁边挖渠的人死死拉住了。烧毁了这么多的树木，不要说赔不起，就是能赔得起，“毁林”事件也不是靠“赔”就能解决的。
那场风刮了整整一天，那把火把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烧了个干净。母亲呆呆地跪在林带旁，眼泪在大火疯狂燃起时已经流干。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只是紧紧地抓住我们几个孩子的手。
母亲那几天惴惴不安，不要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一口，晚上睡觉时，她也紧紧抱着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这件事的结果她想了无数个，最害怕的，是进监狱，那样我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她说当时她和父亲说了，如果真要他们赔的话，他们这辈子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栽一辈子的树都愿意。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队只让母亲在全连职工大会上做检查。这事多亏了徐连长。连长对场部保卫科的人说，谁也不愿意惹这么大的事，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些毁坏的树，我们连队可以全部补种，对所犯错误可以责成其本人检查，不要什么事都上纲上线。保卫科的人只是奉命调查，至于最后处理的决定权他们说了也不算。连长和指导员在送走保卫科的人之后连夜去找了农场场长和书记，把大火烧毁林带的事前因后果又都重述了一遍。场长和书记是徐连长在部队的老上级，听了徐连长的话之后觉得有理，便同意了连队补种树苗的意见，每棵树都要成活。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跑到队部，差点给徐连长下跪，感慨这世上好人還是多啊。
自此以后，母亲特别爱种树，不仅常常去那条新栽种的防护林看护、管理，在我家房前屋后也都栽满了树，还在她点火的大渠边种下了好多柳树。母亲去世几年后，我回到生活过的那个连队，有的老职工对我说，大渠边的那些柳树还在，算算那些树龄都有五十岁了。
有一年五月，我在农场的公园里见到了徐连长，他老了，拄着拐棍。徐连长叫着我的小名，说起以前的事，“你妈那人可真叫厉害，骂人的话都不带重复的，干活可真是一把好手啊，挖大渠，打埂子，有她别人休想得第一。夏天收割麦子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交公粮两百斤的大麻袋和男人一样扛起来风一般地、抬腿就走。”说起那场大火，我说道：“母亲曾说过，这辈子她都感激。”老徐连长说：“都是些陈年旧事了。”又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看看现在农场的树，再不是那些胡杨、榆树、沙枣树了，全是些开花的树。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过去的梦啊。” 还有件事是打土块盖房子。
母亲干活是把好手。无论是庄稼地的活，还是平常的家务活都不在话下。连父亲在她面前都只有甘拜下风。而且母亲无论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不犹豫、不拖沓，认准的事就毫不含糊地落实。
从我一九七○年七月上学，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初中毕业，每年夏天家里都在盖房子。自家里搬到东干大渠的平房，先是东头接了一间房，那间房虽然有五米宽，十米长，但是没有横梁。只能在房中间砌了一道七米多长的墙，搭建一根四米多长、二十多厘米粗的松木横梁。那松木是母亲在东干大渠出水口守了将近一个多月时间，从湍急的大渠里捞上来的。这是我家盖的第一间房。因为房梁的缘故，这间房的布局变成了S型，来串门的邻居说，进了你家像走进地道。因为有了这间房，原来大房间的火墙便可以靠着墙砌了，省出大半个空地，房子也敞亮起来，炉子则放到新建的S房，我在S房也有了一个睡觉的空间。尽管房间冬天依旧寒冷，躲在被窝里不愿穿衣服起来，但有了独自的空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
除了东边建起的S房，在与邻居家的分界线处，又盖起了堆放喂养牲畜的饲料房，在门前距正房十多米处的地方建起了两间厨房。厨房背后又垒了个鸡舍，家里养了几十只鸡，要为鸡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母亲对盖房子始终乐此不疲，好像盖上了瘾，在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后依然没有停止下来。再后来，大姐要结婚。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全家上阵打土块，在S房的东边又盖起了一间宽度为三米多的房子给大姐做婚房。
一九八一年，也就是母亲要退休的那一年，她见我住S房实在太憋屈，又全家总动员，沿着大房子和S房屋后建起了两间新房。
完成了这两间房后，母亲又将属于我家的地方砌起院子（这也是我们连队住家户的第一个院子），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母亲说，退休后，她的日子就是整天侍弄这块菜地。母亲这个想法并未能实现，因为过了不久，父亲因为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而被兵团农六师作为“特殊”人才而转干，调到农场政治处工作了。不久，我家就搬到了场部。这所浸透了母亲多年汗水的院子，也就留给了已结婚的还住在连队的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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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几十年的婚姻生活算不算爱情，我不清楚。
这辈子，他们之间没少吵过、骂过、打过，也提出过离婚的字眼，但过不了多久， 两人又会和好如初，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有一年春节母亲曾给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和父亲成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按运河边过年的风俗，家家户户大年三十到初二都要吃饺子。因为爷爷死后家里已被逼债的人弄得缸里都没有了粮食，母亲用自己陪嫁的一点私房钱让父亲去街上买点面粉、割点肉回来。年总是要过的呀，而且这是他们成婚的第一个年头。可吃过早饭父亲就出门了，左等右等都不见回来。直到天已傍晚，她听到门外有一阵咚咚的声音，打开门一看，只见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鼓，正满脸兴奋地用两个棒槌在鼓上敲呢。母亲问：“面和肉呢？”父亲停下正敲的棒槌，指着鼓说：“换了它了。”母亲瞬间就爆发了，顺手拿起墙边的扫帚就朝父亲打去。父亲一见情形不对，撒腿就跑。年关将至，村里许多人家都在準备过年，见一个小媳妇拿着扫帚满村追打丈夫，都跑出来看热闹。由此，母亲落下了“厉害媳妇”这个不知是褒还是贬的美名。事后，还是父亲的二姐得知消息后送来了饺子，才使两个小夫妻过了这个难忘的春节。母亲讲完后，抹了眼泪说，现在想想，你们的父亲那时还不到十四岁，还是孩子啊。
我认为母亲之所以喜爱父亲，还是因为父亲有文化。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喜爱有文化知识的人。父亲自幼聪慧，是老家附近有名的过目不忘的神童，春节写对联、送福字，小小年龄，满村大门上贴得都是他写的字。母亲自幼许配父亲，应该说她的心里对这个未来的夫君是满意的、欣赏的。下放之后回故乡的打击，使母亲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不混个人模狗样，绝不会再回家乡。而父亲在西戈壁工作以来，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也干过记工员、出纳、保管、统计、会计，但在每个岗位上都待不长久。论工作业务能力父亲是没得说的，但多年来他为人处世不够圆滑，特别是遇到原则上的事，丁是丁卯是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这也成了他屡屡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想想，哪个领导喜欢比自己聪明的下属啊。
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初中毕业、二姐高中毕业参加了农业连队的工作（此前大姐在十五岁时就早早参加工作），父亲再一次被下放到大田地里干活，而他感到空留一肚子墨水再也无用的时候，脑海里忽然一闪，决定写一部家乡抗战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化作了怜悯，她自认为父亲一生应该是做大事的人，可惜命运不济被困在西戈壁了，或许写书是这辈子唯一能改变他出路的机会了。连队冬季干活主要是搓草绳，母亲张罗我们几个把父亲搓草绳的任务承包了，以便父亲能够腾出时间安静地写书。吃饭时候还专门给父亲开小灶（无非比我们多吃两个鸡蛋）。就这样，一个冬季，父亲就完成了一部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第二年小说顺利出版，母亲也光荣退休。
说到母亲退休，还要补充一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母亲到第一次来疆时的医院找回了六年工龄，这对于她来说也算是意外之喜。多了几年工龄，意味着多拿一些退休金，用她的话，这可真是没想到的事。
一九八二年五月，父亲和母亲在离别故乡十七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他们颇有些荣归故里之感。龚湖村出了个作家，而这个作家是当年连夜狼狈逃出村庄的人。
那时父亲的身份变了，新疆兵团文联委员、农六师文联副主席，当地的宣传部门派出人员陪同采访。
那次母亲在故乡串了好几家亲戚，有些凯旋、显摆之意。从母亲的笑脸中可以感到，她这辈子嫁给这个男人，虽然承受了很多辛酸、眼泪，甚至委屈，但现在父亲因为一本书而获得荣誉，而由此改变的命运，让她觉得所有岁月之苦之累的承受都是值。
母亲对父亲的夸赞，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新鲜词汇，作为一个运河边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她也说不出那些红袖添香的柔情蜜语，用得最多的就是“死鬼”二字。“死鬼”是什么意思？在母亲去世后几年有一次在内地开笔会时，正巧碰上徐州的一位作家，我让他给我讲讲其意。那位作家笑着说，这是徐州女人对男人亲昵的一种表述。表面上是嫌弃，从嘴里冒出又代表一种娇嗔，比如“看到俺家死鬼了吗？”“这死鬼又不知跑哪鬼混去了，一整天没见到人影”，甚至洞房花烛夜，也可说“你这个死鬼呀”。 “死鬼”一词，或许是母亲对父亲的最高赞赏。
6
当母亲又一次躺在医院病床上，面对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我忽然切实地感觉到母亲的苍老和无助，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失去了往日的明朗。母亲真的老了，真是被病魔折腾得没有力气了，还是刹那间觉得我真的是长大了？若干年前我的女儿就已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别人的眼中，我早已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可在母亲的眼中，我似乎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当我回到农场，回到家中，母亲不顾自己年迈依旧会亲自擀锅面条，然后用筷子捞出满满一碗。看到我大口大口吃下，她才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心满意足，好像她又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在家里放了几本，母亲对来家里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总爱拿出那本书炫耀，而且指着我的名字给别人看，并满脸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写的书，比他父亲还有出息呢。
母亲对儿女的疼爱不需要言语，这来自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如今已成为永不湮灭的印记。孩提时代，由于贪玩，我身上穿的衣裤常常不是今天被撕裂了口子，就是明天被挂得拆了线，最可气的是有次从沙枣树上跌下，整条裤子从裤脚直撕到裤裆。害怕母亲责骂，我找了根细铁丝当线把裤腿“缝”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穿裤子时发现拆线的裤子已缝好洗干净了。很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说起件事，母亲笑着说早忘了。小时候干过那么多调皮的事，当妈的怎么能件件记得清呢？我知道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母亲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儿女所有的顽皮和欢乐都装在她的心中，而包容和宽容是她的天性。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不爱说话，或者是她想说但也无力了，嘴里不时发出难以察觉地呻吟，额头上不时沁出许多汗珠。我一只手用毛巾给她擦汗，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我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夠减轻她的痛苦，嘴里只能轻轻地呼唤着妈。
病房的夜晚很安静，不到夜里十二点，灯光就全熄了，唯一能感觉到的是插入母亲鼻孔中氧气瓶咕咚的声音。那晚护理母亲好几天的姐姐和妹妹们回家休息去了。半夜，我感到母亲在床上辗转。打开灯，问母亲哪里不舒服。母亲摇摇头，脸上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色。我忽然记起二姐曾说母亲夜里要起夜，赶紧问是不是要去卫生间，母亲难为情地摇摇头。我掀起母亲的被子，摸摸床单才知道，原来床单早已被尿湿了，母亲的睡裤也早已湿透了。我要帮母亲脱下来洗洗，母亲说：“不用，等天亮你二姐来再说吧。”我鼻子一酸，什么也没说，帮母亲重新换了一条干净的睡裤。当我拿起裤子要去洗时，母亲又说：“你是男人，洗衣服的活还是留给你姐姐妹妹去做吧。”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掩饰，我故意把卫生间的水龙头开得很大。这是我活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为母亲洗衣服呀。
不到十天，病魔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而一生只为母亲洗过一次衣服则成了我永远的痛。有些遗憾，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弥补，而有些遗憾，却是失去后再也无法弥补。
7
母亲姓薛，名怀英，逝于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岁。
几年前，农场新建了陵园，西戈壁所有亡人有了长久的安身之处。随着坟茔不断迁往陵园，红柳滩最终又会成为西戈壁的一块良田。母亲的坟茔之所以未迁往陵园，那是在等待父亲百年之后。父亲活得明白，对死看得很坦然，今年已九十有二。父亲在九十岁时已写好了自己的悼词，甚至连追悼会上用的遗像都准备好了。他说，这辈子能活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很知足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候你们母亲骂我“死鬼”的召唤。
或许到那一天，母亲就要离开这红柳滩了。那时，我们做儿女的会把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人间未完的幸福和快乐。
在新疆，叫西戈壁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初垦荒的戈壁，大多人迹罕至，没有地名，经常是以一个沙包、一丛红柳、一棵胡杨、一片芨芨草，甚至几颗铃铛刺为中心，大致确立一个方位，以東为东戈壁，以西为西戈壁。
我父母生活的西戈壁，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离天山不远，雨雪相比新疆其他沙漠地带还算丰富，戈壁植被长势也生机盎然。农场的南面是成片的绿洲，东面是被称作梧桐窝子的一○二团和被称作蔡家湖的一○三团，西面是被称作枣园的一○五团。北面则通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的北沙窝，也就是人称“死亡之海”的地方。
母亲的坟茔就在西戈壁农场这块土地上。
她已在这块土地沉睡了十二年。
西戈壁没有固定陵园，从一九五六年建场起，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的埋葬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长达二十余里的邓家沟两岸，一处是农场场部往西约七八里的三脚架，还有一处就是西戈壁水库下方的红柳滩。
红柳滩离农场场部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建场初期是一片盐碱非常重的土地，只零星长着几堆芨芨草和红柳。修建水库时在此地取了大量的土夯坝，加重了盐碱的泛起，雨水过后这片红柳滩像是结了一层硬硬的壳，远远看去犹如洒了一层霜。这样的土地自然不能够开垦、种庄稼。西戈壁农场的第一任老场长死前曾交代，我死之后就把我埋在红柳滩，不要占用耕地。
母亲的坟茔紧挨着水库。墓穴的前方和左边，皆有坟茔。坟茔的东边有一条自然沟，沟两边红柳遍布。后方则是梭梭林和西戈壁土地上常见的琵琶柴、芨芨草。坟茔的正前方是一大片红柳林，处于低洼处。每年开春有大量雪水消融，浇灌得红柳长势极好，枝条韧性十足。
母亲去世后，我们请了农场专门从事丧事的师傅到红柳滩寻找安葬之处。师傅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用罗盘比比画画之后，便直奔这条长满红柳的自然沟。在那里，师傅嘴里念念有词，方位定在了那片红柳丛。
父亲的一个本家弟弟、我们称之为叔叔，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从乌鲁木齐赶到西戈壁农场。这位叔叔原是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写一手好毛笔字，而且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方面是研究过的，懂得里面的一些门道。叔叔是第一次到红柳滩，不像专搞丧事的师傅熟悉地形，他在那片土地上来回穿梭，跑了近两个小时。说来真巧，他选定的方位和师傅选定的方位完全一致，也是那片红柳丛。
在西戈壁土地上生活了四十三年的母亲，注定要和红柳林为伴。
2
母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她的出生地应该是江苏省邳州市议堂乡薛村。村庄紧靠着古老的大运河。
母亲属于命不好的那种人，不到十二岁就父母双亡。家里没了父母，作为大姐，她还要照顾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和一个比她小八岁的妹妹。想想那个年月，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走过来的。
母亲说：“熬呗，日子是熬出来的。为什么我那么早出嫁？家里那几亩薄田打下的粮食实在不够糊口。你父亲家条件比我家好，我嫁出去了，可以省下口粮给弟妹们吃。”
母亲说，父亲家庭状况原本不错，俩人从小订的是娃娃亲。父亲在龚家学堂读书时过目不忘，很得先生喜爱。可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那时患了重病。可能是尿结石、肾结石或阑尾炎，疼起来要命，犯病时身体缩成一团，捂着胸口满地打滚。也正因为这种病，爷爷早早抽上了大烟，大烟可以缓解病痛，但也为家庭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大烟抽了几年，非但没有治好爷爷的病，还结束了他的生命。如果爷爷不患病，这个家庭在整个龚湖村算得上殷实富足。爷爷在龚湖村有水田、旱田一百多亩，在运河镇上还开有一个商行。家境如何还有个有力的证明，母亲说，我的父亲是大房所生，但不久大房就去世了。随后我爷爷又娶了二房、三房。这二房、三房的女人不是本地人，是相邻省份河南、安徽的女人，与我爷爷都育有儿女。只是当我爷爷闭眼之后，她们怕族里人欺生，在分得一些钱财后，就带着儿女各自回了家乡。两人再无音讯。母亲幼时见过那两房太太，人长得还算漂亮周正。爷爷没有足够的银两，是养不起那一大家子的。
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家境好时自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当爷爷一闭眼一伸腿，族人中趁火打劫的不在少数。有些人拿出真真假假的借条，说爷爷何年何月借了他多少银两，现在人虽然走了，父债子还，账还是要算的。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安葬了爷爷，手中哪有什么余钱，无奈只有卖地还账。两年后母亲过门时，爷爷死前留下的百十余亩土地被父亲卖掉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十余亩薄田，就这样，还有亲戚说爷爷生前的账尚未还清。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
那年母亲十五岁，父亲十三岁。
母亲说，成婚后的他们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只晓得生活更加艰辛、困苦。
母亲六十五岁时，她生养的四个儿女嫁的嫁了娶的娶了，或许感到所有的事都了结了，心也踏实了。有一天，她对我们说：“想想这辈子把你们都养大了，我也知足了。”说着话忽然掉下了眼泪。她又说道，“这辈子可是好几次从阎王爷那里逃生过来的啊。扳指算算，我至少有三次闯了鬼门关。”
第一次是扒日本鬼子的火车。那是一九四三年三月的一天，运河开冻不久，河岸边的青草也才刚冒出芽，她就和几个伙伴开始扒火车了（枣庄通往徐州的货车）。运货的火车速度相对较慢，大人小孩只要身手敏捷基本都能爬上去。有些装货的货车没有盖篷布，附近沿铁道线的人们是能扒什么东西就扒什么东西。那天，母亲扒上了一趟拉粮食的火车，不禁暗自高兴。粮食，这可是春荒救命的东西啊！正当她和另一个小伙伴合力将一袋粮食推出车厢时，猛然发现几把刺刀在不远处晃荡，原来这些粮食有日本兵押送。两个女孩见状，飞身就跳下了火车。母亲当时就摔得昏死过去。好心人将母亲抬回家后，母亲几天几夜都未醒来。卧病在床半年，母亲腰背脊受伤，却无钱请大夫，只靠土郎中用点民间偏方。母亲说，那几个月，她白天黑夜躺在屋子里，两眼只能看房梁上的柱子和蜘蛛网。好在老天爷眷顾，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之后，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第二次是乘竹木筏子过长江。一九四七年秋，家里种的粮食还没有收上来，就又被逼债（还是爷爷欠的债）的人堵到屋门口了。两年前，父亲跟着村里的人到南京城去拉黄包车，一直未归。田地里收下点粮食，还没拿回家，就被要账的人给扛走了。就那样，还有人拿着借条来堵门，而母亲又没有权利做主将家里的田卖掉还债，卖地需要父亲签字按手印。她不得不到南京去寻父亲回来商谈关于卖地还债的事。
从邳州到南京，母亲一路上也不知怎么走过来的。当走到长江边时，她才感到恐惧。原来家乡浩渺的运河在长江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长江风高浪急，母亲乘坐的小竹筏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被打入谷底。她双手死死地抓住竹筏的护板，衣服被浪打湿。竹筏穿过雨雾，眼看着快到岸时，一个大浪打来，竹筏上的十几个人瞬间被打翻，掉落水中。
母亲在南京城寻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父亲。两人回家乡卖了十余亩地，总算对付了那些上门逼债的人。因为这些年陆续将父亲名下的土地卖出了，到“解放”划成分时，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成分划为了中农。若是按我爷爷在世的土地来计算，他们怎么也逃不掉“地主”的成分，我们子女则会成为“黑五类”的后代。这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
第三次是淮海战役运送军粮。那是一九四九年元月初，已是寒冬之际，在苏北平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战火已经延续了好几天，村庄都被炮火侵袭了多次，大都成为废墟。层层的包围和反包围，参战的双方还在源源不断地投入兵力，战争的胜负仿佛瞬间就能确定，可这个瞬间因持续的时间过长而让人焦虑。
那天下午六时，太阳已沉入裸露的大地。运河边这个叫薛村庄的村子里，晃动着长鞭子的母亲正和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几岁的解放军战士僵持着。母亲年轻的脸颊被刮来的夹着雪花的西北风吹得通红。小战士的脸也有点红，但那红不是被风雪吹的，而是因为说服不了母亲而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还夹杂着愤怒。老村长及时赶到，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母亲那时已加入了村里的青妇会，正在为部队准备干粮，年轻的小战士则是运送干粮的。这本是正常的支前工作，可因为负责带队的小战士所在的运粮队牲口不够，需要借用老乡家的。当小战士进门打听时，正看见母亲家的小毛驴在拉磨，便想借用。没想到母亲听了这话，扬扬眉说借用可以，但她必须和战士一起去，完成任务后再把牲口牵回来。小战士说，送干粮的地方正在打仗，非常危险，她不能去，解放军说话算数，一定会将毛驴安全送回来的。双方僵持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老村长十分清楚母亲的心思，别看是头小毛驴，可一头牲口对庄稼人来说就是命根子。老村长对小战士说，我们这里的人炮火见得多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她可是在这里长大的，沟沟坎坎都熟悉，还可以给你们带路。于是趁着夜色，母亲和小战士便随着送粮的队伍出发。他们一路无语，沿着被炮弹炸焦的土地匆匆而行，牲口的蹄声在空寂的夜里显得越发急促。两个多小时后，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但由于不时有炮火飞过，运粮的牲口受了惊吓，蹄子还未沾水，屁股便拼命往后挪，怎么也不愿下河。几个牵缰绳的战士费了老劲才拉住。带队的小战士急得一筹莫展，母亲跑到跟前支着：“用东西把牲口的眼睛蒙住，它们就听话了。”“行吗？”“准行。”一问一答中，被蒙上眼睛的牲口分不清东南西北，乖乖地被牵着过了河。
过了河，小战士靠近母亲低声说：“大姐，谢谢你。”
第二天凌晨，运粮队准时到达部队。母亲牵着自家的毛驴，说要立即回去。部队首长建议天亮了再回。母亲担心部队有任务，自己碍事，又想早点回去准备支前的事。首长了解了情况，对她说：“也好，不过这么多牲口一个人是无法赶回去的，这样吧，还是让小张辛苦一趟，送你回去。”母亲这才知道那个年轻的小战士姓张。
天已蒙蒙亮了。走了一夜路的他们并无睡意，母亲甚至还哼了几句当地的小调。小张也很兴奋，告诉母亲，这一仗打下来，离全国解放就不远了。说话间，两人过了河，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母亲所在的村庄了。母亲对小战士说：“我到家了，你回去吧。”小战士向母亲敬了个军礼说：“谢谢你，大姐。”说完，便转身要走。呼啸而来的炮弹忽然在耳边炸响，母亲呆呆地站着，小战士瞬间将母亲扑倒在地。转眼间，爆炸掀起的气浪掩埋了母亲。当爆炸停止，母亲爬起來大声呼喊“小张”，才发现刚才那个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已停止了呼吸。
十天之后，淮海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部队五十五万人。九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位叫“小张”的战士被埋葬在运河边。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家在何处，只有河两岸的迎春花年年为他开放。
这段往事，自我懂事起，母亲每年都会讲述一遍。每次讲述的时候，母亲的双眼都噙着泪水。
母亲说，寻找小张的部队是她今生的一个心结。那场战役参战的部队太多，且部队驻防、换防频繁，打完淮海战役之后，听说小张所属的部队又去解放大西南了。母亲多方打听，依旧没个结果。她相信，小张的部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的战友也是不会忘记他的。运河边的村民们也没有忘记这个不知名的小战士，每年清明，小张的坟前都会堆满这块土地上开放的数不清的野花。母亲从家乡到新疆后，还经常让父亲写信给家乡的亲友，让他们定期到小张的坟前代她扫墓、烧纸。
直到1980年代末，家乡修建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小张的坟墓也得以迁入烈士陵园。母亲的心才放了下来，说着“小张终于回家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父亲家庭是中农成分，加之年轻又有文化，很快受到重用，当上了村里的会计。父亲算账清晰，每笔出入让大家伙看得明明白白，村里的人都夸父亲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听别人夸赞父亲，母亲自然非常欣喜。更让母亲高兴的是，父亲不仅入了党，而且在一九五三年以干部的身份调往新疆，进入乌鲁木齐市一个区的保卫部门工作。由于父亲是党员，加之笔杆子、嘴巴也算厉害，很快成为机关秘书。
不久，母亲也从家乡走了出来，在父亲单位附近的一家医院工作。我们自幼起就听母亲唱《小燕子》这支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家医院当护士，而《小燕子》这支歌， 则是那个年代一部叫《护士日记》的电影的插曲。 母亲喜欢这支歌，活着的时候经常哼。每年在她的坟前，姐姐妹妹们磕完头后，都会唱这支歌。她们说，九泉之下的母亲是能够听见的。
我出生的年代恰逢“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也是父母亲最灰头土脸的日子。那时候，他们已从乌鲁木齐转回家乡，其中原由主要是因母亲的“下放”。
父母亲原本也可以不用回家乡，父亲可是正儿八经以“干部”的身份调动过来的。“下放”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克服连续“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决定精减下放城镇有关人员，母亲来得晚，又不是专业出身，理所当然地成了精减人员。母亲被精简，让父亲很有些恼火。他觉得和母亲条件差不多的人，甚至有比母亲进医院还晚的人都未列入精减人员名单，于是和医院的负责人起了争执、拍了桌子。医院的负责人觉得必须杀杀父亲的火暴脾气，一个小小的秘书敢对领导发飙，实在过分。便将父亲拍桌子的事当作一个严重问题，由医院行文通告了父亲所在的单位。父亲单位的领导得知情况后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父亲深刻反思检讨。如果父亲写个检讨，此事也许就作罢了，上级领导、医院都有台阶可下，可父亲是个犟脾气，非但不承认错误，拧上一根筋，并且说出大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写检讨不可能，除非把我也精减了。当时父亲任职的单位也有精减干部的名额，父亲这“豪言”正好给别人落下了口实，他可是自己主动要求“下放”的啊。于是一时逞口舌之快的父亲，却使自己卷了铺盖，和母亲一起回了家乡。当时，曾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此前已调往别处，得知此事，主动联系父母亲，想协助他们调到伊犁、塔城等地，父亲年轻气盛，执意要走，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到哪儿都能讨口饭吃，活出个人样。
回到老家，现实的境况很快击碎了父亲可怜的自尊。与以往回来探亲时高朋满座的情况完全不同，父母亲体会到的是一种强烈的落差。父亲想，过去自己在村子里是十分有威望的，凭自己的本事至少能混个不用下田干活的差事。但当他拎着两瓶酒走进大队干部的家里喊着大爷时，换来的是虚情假意的敷衍。这时候父亲才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如果自己还在乌鲁木齐机关工作，别人对他是不会这样的，可惜木已成舟，心里即便是有一百个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家乡一个村子里大都姓龚，但在很多事情上是靠拳头说话。父亲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人，这支又是三代单传，打架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也无兄弟帮手，遇到欺负只好忍着肚子疼。母亲曾说，那次回到家乡，最让她生气的，是住在我家西头的他们称作二叔的一家。运河发大水倒灌时常常会将村庄淹没，我家宅院位置低洼，爷爷家资金充裕，修建院落时，便请人从外面拉来了大量泥土抬高地基以防水患。父母离开家乡后，邻居无钱维修自家院落，又不想去远处取土，就带领自己的家人时常挖父母院落的地基。时间久了，雨水浸泡，有的地方岌岌可危，随时都会塌陷。父母回乡之后，那家人还不收敛，只不过不再用小车来取土，而是用筐子继续挖土，有天晚上甚至被母亲当场抓住。母亲不像父亲懦弱，遇到这样的事不会吃哑巴亏，见那户人家不仅不赔礼，还仗势欺人，便满村子里吆嚷起来，搞得那家人很丢面子，只好停止了挖土行动。直到十八年之后，父母亲回到老家，那六间正房还在，院落却已不在，其余地方全塌陷成了深坑，仅有一条不足四十厘米的小路可通到院外。不远处邻居家的墙基倒高高垒着。陪着父母亲的亲戚说：“你们走了，那家人就更无所顾忌了，之前还偷着用筐取土，后来直接用小四轮拉土了。”父亲欲言又止，母亲倒是显得很豁达，她说：“都让他取走好了，我们死了就埋在新疆。如果他们家想用那几间房，让他们扒了也好，闲着也是浪费。”
父亲问母亲：“你这次为什么不计较了？”
母亲说：“计较什么呀，这些年到了新疆，到了西戈壁，才觉得人的目光要放远一些，人一辈子争来抢去的，到头来还不是一把黄土。再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哩。我生养的儿女都在新疆生活，我们死了也不可能回到运河了。等闭上眼就埋在西戈壁，逢年过节，儿女们还可以到坟上陪我们说说话。”
在父母从乌鲁木齐回到家乡的五年时间里，唯一使他们感到欢欣和喜悦的，是我的出生，因为我是龚家四代单传的男孩。母亲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虽然他们离开了城市回到了故乡，但上苍还是赐给了他们一个珍贵的孩子。
一九六五年四月，在我出生三年后，清明刚过，母亲和父亲做了对他们人生来说又一次挑战命运的重大行动，那就是离开家乡重返新疆。
而此次去新疆，大有逃难或者说大丈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一切都在悄然进行。父亲在来疆前事先给机关工作、现在昌吉某县局任局长的同事朋友寄了封信，看能否去落户或参加工作。那个朋友很爽快仗义，说西戈壁农场正大力开发建设，需要人手，他和那个场的领导认识，打个招呼没问题。而且事前局长的姐姐姐夫也去了那个农场。有了落脚之处对父母来说是件大喜事，于是连忙购买车票，收拾行李，能带的东西尽量带走。这一走，故乡何时能够再回来谁也不知道（从心里来说，父母也没有准备再回来的打算）。
只是在带不带一个重十多斤的铁鏊子上，父母有了争议。父亲说：“太重，去那么远的地方，背上它干吗？”母亲说：“到了一个新地方，一家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铁鏊子怎么摊煎饼啊！”母亲不顾父亲的劝阻，扔掉了两件捆好的行李，将铁鏊子从家乡背到了西戈壁。在那个粮食极其珍贵和匮乏的年代，无论白面、玉米面、高粱面，在母亲的铁鏊子上都可以完成华丽的转变，使我们贫困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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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戈壁农场，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三十年里，很多事走远了，和母亲相连的事却长在我的腦子里。
一是三次搬迁的经历。
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忙，父亲和母亲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西戈壁这个紧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农场，被安排到西戈壁四队。连队没有多余的房子，我们临时住在了队部的地窝子。
论住宿，这里当然比不上家乡，唯一的好处是根据劳动力和孩子的年龄每月定量供给粮食，可以勉强填饱肚子。能够吃上饭，父母已经很感激了。我们在这个地窝子住了四个多月。当年秋天，父母决定自己搭建一个地窝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地窝子，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是父母来时是春季，落完户就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准备搭建地窝子的材料;二是搭建地窝子仅凭父母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而他们刚来西戈壁认识的人又不多，况且生产队暂时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这样就拖了下来。住队部毕竟不是长远之计，父母在劳动之余便向别人打听搭建地窝子需要准备些什么，并按照别人的指点砍了几棵梧桐树。这个地窝子搭建得很仓促。就是因为仓促，几乎要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命。 那是第二年七月底，西戈壁的土地被太阳晒暴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条田里，麦子正垂着金黄的麦穗等待收割。生产队的劳力披着星星出门，伴着月亮回家。那个季节，家家户户都不开火做饭的，一日三餐全部由生产队的大食堂供应。大食堂也没什么好吃的，大都是玉米面发糕和高粱面饼子。油水很少的煮菜可以随意自取。由于肚子里缺少油水，人人饭量都大得惊人，每顿饭吃上一公斤发糕和高粱饼子的人不在少数。大人去出工，家里的孩子只好在地窝子里玩耍，肚子饿了去大食堂记个账就可以拿到吃的了。那时我们姐弟三人的年龄分别是十二岁、七岁和四岁。连队还没建小学，父母去割麦就将我们姐弟三人放在地窝子里。那天午后，按照原来的习惯，我们都会在铺得厚厚的麦草铺上睡觉，不知为什么，那天二姐睡不着觉，不是说这儿不舒服，就是说想到外面玩，大姐怎么也哄劝不住。争吵过程中，大姐突然发现地窝子的屋顶在往下漏沙子，并且伴随着吱吱的声响。二姐说：“不会有老鼠在上面打架吧？”大姐说：“不会，老鼠打架不应该有这么多沙子漏下来吧。”说话间，土漏得更多更快了，吱呀的声音也更响了。大姐看情况不妙，连忙从床上抱起呼呼大睡的我，拉着二姐的小手往外跑。大姐刚把我们带出地窝子的门，地窝子屋顶就全部塌了下来。沉重的声响和高高扬起的灰尘惊动了周围。一群人围了过来，惊慌不已，直到看见我们姐弟三人在尘嚣中站着发呆，才唏嘘道：“这几个孩子命可真大，前几天上边有个生产队地窝子塌了，把一对双胞胎活活闷死在里面。”在麦地里的母亲惊闻家里塌了，扔下手中的镰刀，疯了似的跑回来，直到把我们三个孩子上上下下都摸了个遍，才清醒过来。好多年后提到此事，大姐回忆，那天从来不信什么的母亲跪在地上虔诚地向老天爷磕了三个头。
当天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一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母亲发那么大的脾气，母亲责怨父亲，当初搭建地窝子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结实些的材料。“如果几个孩子今天有个什么闪失，我就跟你拼命，我也就不活了。”父亲完全丧失了反驳的机会或者说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只好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卷着莫合烟。
第二天，生产队队长抽调了连队几个壮劳力，用生产队唯一的一辆马车到邓家沟的海子边驮了几棵几人才抬得动的粗大的梧桐树，为我家重新搭建地窝子。这个地窝子选择在离生产队队部不远的土冈上，那里地势较高，土层属红黏土，不好挖，但比沙土结实。那里已经有了几户人家。我家的地窝子紧挨一户姓孟的安徽人家搭建。这次我家新建的地窝子很不错。帮工的都懂行，房梁也是结实粗壮的大树，用邻居孟师傅的话说，牛踩上去也不会塌下来。想来母亲对这次新建的地窝子也是非常满意，一是比原来的要宽敞，二是处了个不错的邻居，三是为地窝子的事她再没向父亲埋怨。
我们一家在那个当时看来还挺满意的地窝子住了四年。
第二件事是母亲挖渠时点燃了一场大火。
挖大渠是连队里最重要的活，因为大渠底宽一般有两米，深度也都在两米以上，渠道两边长满了芦苇、芨芨草、毛冰草等，不把这些草连根铲掉，挖的大渠就不合格。母亲和另外几个人分挖的一段渠，各类杂草特别厚稠，镰刀和铁锹在这些杂草面前好像无能为力，母亲看着大家伙砍杂草实在吃力，就用火柴将这段大渠边的杂草点燃了。谁料没几分钟，猛然刮起了西北风，火随风势，很快从渠边窜进了离渠道不足十米的防风林带。那林带是西戈壁人栽种的第一茬树，每棵树都有胳膊粗了。大火在林带里肆虐狂舞，所过之处，绿油油的树枝成了黑黝黝的焦炭。母亲说，那是她最为害怕的、最感到无力的时候，甚至比在淮海战场上推着独轮车、耳旁呼啸而至的炸弹都感到恐怖。那不是一棵、两棵树，而是整整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啊。对于她处西戈壁的农场来说，绿色树木的重要性是其他地方的人感受不到的。母亲只想往火海里跳，被旁边挖渠的人死死拉住了。烧毁了这么多的树木，不要说赔不起，就是能赔得起，“毁林”事件也不是靠“赔”就能解决的。
那场风刮了整整一天，那把火把三千米长的一条林带烧了个干净。母亲呆呆地跪在林带旁，眼泪在大火疯狂燃起时已经流干。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只是紧紧地抓住我们几个孩子的手。
母亲那几天惴惴不安，不要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一口，晚上睡觉时，她也紧紧抱着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这件事的结果她想了无数个，最害怕的，是进监狱，那样我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她说当时她和父亲说了，如果真要他们赔的话，他们这辈子哪怕不要一分钱的工资，栽一辈子的树都愿意。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队只让母亲在全连职工大会上做检查。这事多亏了徐连长。连长对场部保卫科的人说，谁也不愿意惹这么大的事，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些毁坏的树，我们连队可以全部补种，对所犯错误可以责成其本人检查，不要什么事都上纲上线。保卫科的人只是奉命调查，至于最后处理的决定权他们说了也不算。连长和指导员在送走保卫科的人之后连夜去找了农场场长和书记，把大火烧毁林带的事前因后果又都重述了一遍。场长和书记是徐连长在部队的老上级，听了徐连长的话之后觉得有理，便同意了连队补种树苗的意见，每棵树都要成活。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跑到队部，差点给徐连长下跪，感慨这世上好人還是多啊。
自此以后，母亲特别爱种树，不仅常常去那条新栽种的防护林看护、管理，在我家房前屋后也都栽满了树，还在她点火的大渠边种下了好多柳树。母亲去世几年后，我回到生活过的那个连队，有的老职工对我说，大渠边的那些柳树还在，算算那些树龄都有五十岁了。
有一年五月，我在农场的公园里见到了徐连长，他老了，拄着拐棍。徐连长叫着我的小名，说起以前的事，“你妈那人可真叫厉害，骂人的话都不带重复的，干活可真是一把好手啊，挖大渠，打埂子，有她别人休想得第一。夏天收割麦子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交公粮两百斤的大麻袋和男人一样扛起来风一般地、抬腿就走。”说起那场大火，我说道：“母亲曾说过，这辈子她都感激。”老徐连长说：“都是些陈年旧事了。”又若有所思地说道，“你看看现在农场的树，再不是那些胡杨、榆树、沙枣树了，全是些开花的树。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过去的梦啊。” 还有件事是打土块盖房子。
母亲干活是把好手。无论是庄稼地的活，还是平常的家务活都不在话下。连父亲在她面前都只有甘拜下风。而且母亲无论做什么都是雷厉风行，不犹豫、不拖沓，认准的事就毫不含糊地落实。
从我一九七○年七月上学，到一九七八年八月初中毕业，每年夏天家里都在盖房子。自家里搬到东干大渠的平房，先是东头接了一间房，那间房虽然有五米宽，十米长，但是没有横梁。只能在房中间砌了一道七米多长的墙，搭建一根四米多长、二十多厘米粗的松木横梁。那松木是母亲在东干大渠出水口守了将近一个多月时间，从湍急的大渠里捞上来的。这是我家盖的第一间房。因为房梁的缘故，这间房的布局变成了S型，来串门的邻居说，进了你家像走进地道。因为有了这间房，原来大房间的火墙便可以靠着墙砌了，省出大半个空地，房子也敞亮起来，炉子则放到新建的S房，我在S房也有了一个睡觉的空间。尽管房间冬天依旧寒冷，躲在被窝里不愿穿衣服起来，但有了独自的空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开心的。
除了东边建起的S房，在与邻居家的分界线处，又盖起了堆放喂养牲畜的饲料房，在门前距正房十多米处的地方建起了两间厨房。厨房背后又垒了个鸡舍，家里养了几十只鸡，要为鸡找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母亲对盖房子始终乐此不疲，好像盖上了瘾，在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后依然没有停止下来。再后来，大姐要结婚。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全家上阵打土块，在S房的东边又盖起了一间宽度为三米多的房子给大姐做婚房。
一九八一年，也就是母亲要退休的那一年，她见我住S房实在太憋屈，又全家总动员，沿着大房子和S房屋后建起了两间新房。
完成了这两间房后，母亲又将属于我家的地方砌起院子（这也是我们连队住家户的第一个院子），在院子里开了块菜地。母亲说，退休后，她的日子就是整天侍弄这块菜地。母亲这个想法并未能实现，因为过了不久，父亲因为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而被兵团农六师作为“特殊”人才而转干，调到农场政治处工作了。不久，我家就搬到了场部。这所浸透了母亲多年汗水的院子，也就留给了已结婚的还住在连队的二姐。
5
父亲和母亲几十年的婚姻生活算不算爱情，我不清楚。
这辈子，他们之间没少吵过、骂过、打过，也提出过离婚的字眼，但过不了多久， 两人又会和好如初，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有一年春节母亲曾给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和父亲成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按运河边过年的风俗，家家户户大年三十到初二都要吃饺子。因为爷爷死后家里已被逼债的人弄得缸里都没有了粮食，母亲用自己陪嫁的一点私房钱让父亲去街上买点面粉、割点肉回来。年总是要过的呀，而且这是他们成婚的第一个年头。可吃过早饭父亲就出门了，左等右等都不见回来。直到天已傍晚，她听到门外有一阵咚咚的声音，打开门一看，只见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鼓，正满脸兴奋地用两个棒槌在鼓上敲呢。母亲问：“面和肉呢？”父亲停下正敲的棒槌，指着鼓说：“换了它了。”母亲瞬间就爆发了，顺手拿起墙边的扫帚就朝父亲打去。父亲一见情形不对，撒腿就跑。年关将至，村里许多人家都在準备过年，见一个小媳妇拿着扫帚满村追打丈夫，都跑出来看热闹。由此，母亲落下了“厉害媳妇”这个不知是褒还是贬的美名。事后，还是父亲的二姐得知消息后送来了饺子，才使两个小夫妻过了这个难忘的春节。母亲讲完后，抹了眼泪说，现在想想，你们的父亲那时还不到十四岁，还是孩子啊。
我认为母亲之所以喜爱父亲，还是因为父亲有文化。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喜爱有文化知识的人。父亲自幼聪慧，是老家附近有名的过目不忘的神童，春节写对联、送福字，小小年龄，满村大门上贴得都是他写的字。母亲自幼许配父亲，应该说她的心里对这个未来的夫君是满意的、欣赏的。下放之后回故乡的打击，使母亲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不混个人模狗样，绝不会再回家乡。而父亲在西戈壁工作以来，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也干过记工员、出纳、保管、统计、会计，但在每个岗位上都待不长久。论工作业务能力父亲是没得说的，但多年来他为人处世不够圆滑，特别是遇到原则上的事，丁是丁卯是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这也成了他屡屡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想想，哪个领导喜欢比自己聪明的下属啊。
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初中毕业、二姐高中毕业参加了农业连队的工作（此前大姐在十五岁时就早早参加工作），父亲再一次被下放到大田地里干活，而他感到空留一肚子墨水再也无用的时候，脑海里忽然一闪，决定写一部家乡抗战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化作了怜悯，她自认为父亲一生应该是做大事的人，可惜命运不济被困在西戈壁了，或许写书是这辈子唯一能改变他出路的机会了。连队冬季干活主要是搓草绳，母亲张罗我们几个把父亲搓草绳的任务承包了，以便父亲能够腾出时间安静地写书。吃饭时候还专门给父亲开小灶（无非比我们多吃两个鸡蛋）。就这样，一个冬季，父亲就完成了一部长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第二年小说顺利出版，母亲也光荣退休。
说到母亲退休，还要补充一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母亲到第一次来疆时的医院找回了六年工龄，这对于她来说也算是意外之喜。多了几年工龄，意味着多拿一些退休金，用她的话，这可真是没想到的事。
一九八二年五月，父亲和母亲在离别故乡十七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他们颇有些荣归故里之感。龚湖村出了个作家，而这个作家是当年连夜狼狈逃出村庄的人。
那时父亲的身份变了，新疆兵团文联委员、农六师文联副主席，当地的宣传部门派出人员陪同采访。
那次母亲在故乡串了好几家亲戚，有些凯旋、显摆之意。从母亲的笑脸中可以感到，她这辈子嫁给这个男人，虽然承受了很多辛酸、眼泪，甚至委屈，但现在父亲因为一本书而获得荣誉，而由此改变的命运，让她觉得所有岁月之苦之累的承受都是值。
母亲对父亲的夸赞，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新鲜词汇，作为一个运河边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她也说不出那些红袖添香的柔情蜜语，用得最多的就是“死鬼”二字。“死鬼”是什么意思？在母亲去世后几年有一次在内地开笔会时，正巧碰上徐州的一位作家，我让他给我讲讲其意。那位作家笑着说，这是徐州女人对男人亲昵的一种表述。表面上是嫌弃，从嘴里冒出又代表一种娇嗔，比如“看到俺家死鬼了吗？”“这死鬼又不知跑哪鬼混去了，一整天没见到人影”，甚至洞房花烛夜，也可说“你这个死鬼呀”。 “死鬼”一词，或许是母亲对父亲的最高赞赏。
6
当母亲又一次躺在医院病床上，面对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我忽然切实地感觉到母亲的苍老和无助，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失去了往日的明朗。母亲真的老了，真是被病魔折腾得没有力气了，还是刹那间觉得我真的是长大了？若干年前我的女儿就已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在别人的眼中，我早已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可在母亲的眼中，我似乎还是没长大的孩子。当我回到农场，回到家中，母亲不顾自己年迈依旧会亲自擀锅面条，然后用筷子捞出满满一碗。看到我大口大口吃下，她才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心满意足，好像她又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在家里放了几本，母亲对来家里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总爱拿出那本书炫耀，而且指着我的名字给别人看，并满脸自豪地说，这是我儿子写的书，比他父亲还有出息呢。
母亲对儿女的疼爱不需要言语，这来自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如今已成为永不湮灭的印记。孩提时代，由于贪玩，我身上穿的衣裤常常不是今天被撕裂了口子，就是明天被挂得拆了线，最可气的是有次从沙枣树上跌下，整条裤子从裤脚直撕到裤裆。害怕母亲责骂，我找了根细铁丝当线把裤腿“缝”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穿裤子时发现拆线的裤子已缝好洗干净了。很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说起件事，母亲笑着说早忘了。小时候干过那么多调皮的事，当妈的怎么能件件记得清呢？我知道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母亲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儿女所有的顽皮和欢乐都装在她的心中，而包容和宽容是她的天性。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不爱说话，或者是她想说但也无力了，嘴里不时发出难以察觉地呻吟，额头上不时沁出许多汗珠。我一只手用毛巾给她擦汗，另一只手紧紧握住母亲的手。我不知用什么方法能夠减轻她的痛苦，嘴里只能轻轻地呼唤着妈。
病房的夜晚很安静，不到夜里十二点，灯光就全熄了，唯一能感觉到的是插入母亲鼻孔中氧气瓶咕咚的声音。那晚护理母亲好几天的姐姐和妹妹们回家休息去了。半夜，我感到母亲在床上辗转。打开灯，问母亲哪里不舒服。母亲摇摇头，脸上是那种欲言又止的神色。我忽然记起二姐曾说母亲夜里要起夜，赶紧问是不是要去卫生间，母亲难为情地摇摇头。我掀起母亲的被子，摸摸床单才知道，原来床单早已被尿湿了，母亲的睡裤也早已湿透了。我要帮母亲脱下来洗洗，母亲说：“不用，等天亮你二姐来再说吧。”我鼻子一酸，什么也没说，帮母亲重新换了一条干净的睡裤。当我拿起裤子要去洗时，母亲又说：“你是男人，洗衣服的活还是留给你姐姐妹妹去做吧。”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为了掩饰，我故意把卫生间的水龙头开得很大。这是我活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为母亲洗衣服呀。
不到十天，病魔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而一生只为母亲洗过一次衣服则成了我永远的痛。有些遗憾，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弥补，而有些遗憾，却是失去后再也无法弥补。
7
母亲姓薛，名怀英，逝于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岁。
几年前，农场新建了陵园，西戈壁所有亡人有了长久的安身之处。随着坟茔不断迁往陵园，红柳滩最终又会成为西戈壁的一块良田。母亲的坟茔之所以未迁往陵园，那是在等待父亲百年之后。父亲活得明白，对死看得很坦然，今年已九十有二。父亲在九十岁时已写好了自己的悼词，甚至连追悼会上用的遗像都准备好了。他说，这辈子能活到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很知足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候你们母亲骂我“死鬼”的召唤。
或许到那一天，母亲就要离开这红柳滩了。那时，我们做儿女的会把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人间未完的幸福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