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让广大观众的关注点聚焦到宋仁宗这位“仁君”和他御极天下的42年“盛世”。这位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不仅拥有晏殊、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当朝名臣，还一手培养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大批年轻官员，一生节俭，宽厚和善，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评价。《宋史·仁宗纪》结尾处，在历数他在位期间的众多成就后，称赞他的一生，着实无愧于一个“仁”字。
　　 但在这极高评价的背后，也一直不乏质疑之声。比如清初学者王夫之，便在他的《宋论》里，提出了一个惊人观点：“宋之乱政启于仁宗”，认为仁宗漫长的统治，埋下了日后北宋灭亡的祸根。号称极盛的宋仁宗一朝，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乱政起源之时呢？这一切争论的起源，不过就一个字——钱。
　　极盛之世却特别缺钱
　　 北宋一朝，一直都很有钱，也一直都很缺钱。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甫一亲政，便遭遇连年饥荒，涉及范围广大。此后，宝元元年（1038年），割据陕北的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王朝。次年，宋夏之间，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对夏开始连年岁币，对辽岁币又有增加，军队人数居高不下，财政情况并未好转。严峻的形势，迫使仁宗君臣开始寻找收不抵支的更深层原因。
　　 这时，一些有識之士，逐渐将视角转向一个“冗”字。
　　 就在宋夏战争爆发的宝元二年，宋祁向仁宗呈递一封《上三冗三费疏》，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存在冗官、冗兵、冗僧道“三冗”和道场斋醮、京师寺观、使相节度“三费”，后世熟知的“三冗”一词，开始出现。此后，经过含义修定，“三冗”作为“冗官”“冗兵”“冗费”的合称，成为困扰北宋一朝的财政痼疾。为什么北宋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就要从北宋的立国之本说起。
　　钱都用来买了“和气”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赵匡胤实际是借厚养以收实权。北宋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诸多措施，都是在这个思路下，得以推行的。这可谓是北宋一朝的“祖宗之法”。
　　这个“祖宗之法”，可阐述为“立纪纲”和“召和气”两个方面。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收兵权、财权等等，可以视为“立纪纲”;而通过一系列政策优惠来照顾统治主体，可以视为“召和气”。
　　 也就是说，北宋得以成功收权，背后的代价，就是一个字——“养”。宗室繁衍，养;官吏冗余，养;兵员臃肿，养……把他们全都养起来。
　　 在这样的思路下，北宋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来保障这种“和气”。比如大规模扩招的科举制度，又比如官员提拔奉行的“磨勘法”，只要不犯错，到点就提拔，且常常只升不降。而且，不仅本人能够得到优宠，还可以通过恩荫、任子等制度，将这种优宠，传给后代。
　　 号称极盛的宋仁宗一朝，就是这样供养起来的。困扰北宋的“三冗”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
　　埋下祸根：有钱人的蛋糕动不得
　　 在思考如何解决“三冗”问题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但兹事体大，难以启齿。
　　 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亲身经历对夏战争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当年九月，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清理时弊，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条对策。 后世知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帷幕。
　　 范仲淹的各项对策，实质触及了产生“三冗”的根本问题，但没有反对“祖宗之法”，只说“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希望恢复祖宗时的纲纪，从具体制度层面进行修正，比如改革“磨勘法”，缩减恩荫名额等等。
　　 可惜，这些看似利国利民的措施，动了满朝士大夫的蛋糕，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两年后，范仲淹被免去参知政事之职，同期在朝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先后外放，新政至此失败。
　　 此后，宽厚和善的仁宗，终其一生，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财政窘势。改革的步伐，暂时停止了。
　　 仁宗过世六年后，新政前一年考中进士的一位官员，担任了参知政事。这一次，他胆子更大，走得更远，为了从根本上扭转颓势，实现富国强兵，公然打出了“祖宗不足法”的旗号，史称 “王安石变法”。
　　 这一次，从钱的问题出发，围绕祖宗之法该不该变，士大夫公开分裂为两派，都认为自己忧国忧民，抱着一心为国的拳拳赤诚，数十年争斗不休。结果，朝臣倾轧，民力衰竭，恰逢外敌入侵，国事遂不可为。
　　 （据“文化溯源”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