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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因奠定中华、肇造文明而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据说，辅助黄帝一统华夏的是被誉为“圣道之剑”的轩辕剑。1935年10月，跟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人民军工力量尽管所剩无几，但面对日寇猖狂进攻，他们不惧顿挫，忍弃前功，再整旗鼓，迎来了铸剑陕北的峥嵘岁月。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红歌，将人们的思绪牵向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绾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在全国抗战整体格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回望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发展，人们一定会把目光投向莽苍无极的陕甘大地，因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这里已经进发人民军工的星星之火。
照金，位于陕西铜川耀县西北54公里处，自古被誉为“北地锁钥”。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此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芋园游击队和红26军，开展土地革命。这年3月8日，照金革命根据地机关迁移到照金以东5公里处的薛家寨。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薛家寨的天然岩洞，分别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厂、仓库等军需单位。薛家寨兵工厂约六七十人，惠子俊任厂长。据老红军回忆：红军打仗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矛杆子、马刀等。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惠子俊带领工人克服困难，修理枪械，复制子弹。为解决生产原材料缺乏问题，他多次潜入西安購买底火、硫酸、硫磺等，两次被捕入狱，后经地方党组织营救，才侥幸得以脱险。
南梁，横亘陕甘边界，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1933年10月薛家寨被攻陷后，陕甘红军突围转兵来到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武器弹药缺乏，只能使用大刀、长矛、铁钩叉作战。1934年3月，邵凤麟的游击队随红26军42师在三道川的中户沟岔夜袭他的机炮营，缴获辎重包括枪械和修理器械，存放在小河沟老庄河邵凤麟家。邵家从此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械部”。红军游击队经常来修理枪械和补充弹药，惠子俊等人在这里研制出颇具杀伤力的“麻辫手榴弹”。修械所技术人员李青山在修理枪械的同时，经常为百姓修理农具，为猎户修造土枪，这年5月被敌人捕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在南梁荔原堡的关帝庙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出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为解决武器弹药匮乏问题，陕甘边区依托红26军随营学校，在培养军事干部的同时，培训修械人员，在南梁豹子川设立了修械所，有职工三四十人。时任红26军军委管理科科长、建国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的马锡五任所长。1935年4月，南梁修械所搬迁到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继续开展军工生产。
据史料记载：1932年至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耀县薛家寨兵工厂、华池县南梁修械所、甘泉县下寺湾兵工厂、清涧县贺家湾兵工厂、安定县杨砭兵工厂，为南梁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陕甘宁边区抗日兵工厂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央红军奠基西北提供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志丹县，旧称保安县，因纪念陕北红军创建人刘志丹而更名。志丹县以西60多公里的吴起镇相传是战国魏将吴起屯兵驻守之地。1936年7月，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瓦窑堡迁到吴起镇。跟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一同前往的还有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吴起镇住了3天，在郝希英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吴起镇兵工厂，访问了在那里辛勤劳动的工人。斯诺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对一位早年留学日本、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人曾是上海一家电力公司的电力专家，年收入可达万元。但他放弃这样的待遇，丢下家庭来到陕北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就是被斯诺称为“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斯诺不仅从朱作其身上感受到吴起镇工业发展的氛围，同时感受到人民军工战士内心世界。斯诺由衷地称赞道：“他们虽然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层冰积雪藏春色，狂絮飞花有人家。延安城东门外10多华里处的延河南岸，有个名叫柳树店的小山村。1936年冬，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将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从吴起镇迁至这里。柳树店兵工厂从此成为人民军工史上一个永恒的坐标。
柳树店兵工厂最初的任务是修理军械，后来担负起修复吴起镇和直罗镇战役缴获的枪械的任务。工人们加班加点，利用不到两个月时间修好轻重机枪120余挺，同时发明创造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机枪连发性能。曾在太原兵工厂工作的刘贵福和工友们投奔革命，来到了柳树店兵工厂。他发挥聪明才智，研制中国第一支“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〇小炮”、“新六五步枪”等武器装备及生产设备，被毛泽东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建立发展，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军工建设发展问题。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作战的3万多部队，只配有1万多支杂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蒋介石给的那点东西口惠而实不至。毛泽东通过分析形势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最后战胜敌人必须发展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生产武器弹药。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彭雪枫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鄂尔多斯盆地边缘，自古被喻为边塞“上郡咽喉”。为确保兵工厂安全，中革军委军工局决定将柳树店兵工厂迁往延安以北30多公里的安塞县茶坊镇，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自1938年3月开始搬迁，到5月搬迁完毕并投入生产，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搬迁队伍翻山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靠肩扛人抬，搬迁机器设备，终于按时完成搬迁任务。上海借五金厂厂长沈鸿毁家纾难，带领七名工人和一批机器设备设施、工具和材料，投奔延安参与茶坊兵工厂建设，成为奔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资本家”。 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茶坊兵工厂，坚持“先做设备后做步枪”的方针，陆续建立复装子弹、机器制造、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等整套军工生产体系，发展成为既能制造机器又能生产手榴弹、掷榴弹、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据时任军工局副局长李强回忆：“当时造一部机器是很不容易的。在材料、工具都不凑齐的情况下，我们要造一部机器，从设计到完成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有些紧急的任务不到一个月便可完成，尤其是在条件具备、安排得当时，一个月就可以造出六七种不同型号的机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建设发展，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提供武器弹药，而且为人民领袖战略决策提供实践基础。1938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杨家岭位于延安西北3公里处，抗战时期这里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到这里。早在这年的3月，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成立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局长，王诤、李强分别任副局长。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杨家岭，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从延安机场附近北山坡一条小山沟迁移到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的延长县杨家沟。军工局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其中工程处、材料处具体负责边区军工生产，教育科具体负责兵工厂工人培训。许多工人通过教育科组织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成为了军工战线的生产骨干。
时任军工局副局長李强回忆：“说军工局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一点也不为过。当时军工局的学习空气是很浓的，不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还是老工人或学徒，大家都感到知识不够用，都有一股子劲和上进心。沈鸿是自学成才的，钱志道是学理论化学的，徐驰是学冶金的，他们除了负责领导全面的技术工作和担任教员之外，还坚持自学，经常是学到深夜。此外，军工局各厂中有些同志的手艺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如赵占魁的翻砂技术，赵希海的锻造技术，陈兰贵的雕刻技术，张景元的徒手造驳壳枪技术等，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曾在职工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兵工技术的改良与进步，取决于军工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聪明才智。大批军工技术人才在陕北的聚集，是边区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舍弃海外留学机会和优厚物质待遇，舍弃城市优越生活和家人团聚的日子，闯过多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古城，成为边区人民军工发展重要力量和劳动者先锋。
为实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战略决策，茶坊兵工厂在一无图纸、二无材料、三无经验、四无专用设备情况下很快研制出高射机枪，遏制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他们根据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特点规律，汲取世界名枪优缺点，成功研制出一种携带轻便、使用灵活、性能精良、可靠耐用的马步枪。这种枪是步枪与马枪结合的新步枪，是人民军工自主研制的第一支步枪。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走到“无名氏”马步枪跟前拉拉枪栓、瞄瞄准星，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1939年4月，“无名氏”马步枪实现批量生产。1940年8月1日，“无名氏”马步枪被命名为“八一式”步枪。“八一式”步枪装备到八路军部队后，有力支援了八路军前线作战。
掷弹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百团大战期间，日寇大量使用掷弹筒压制八路军密集冲锋，造成八路军重大人员伤亡。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边区机器厂第一厂兵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抓紧仿制掷弹简。1944年11月，第一门掷弹筒成功制造并实现批量生产。为攻击敌人碉堡，兵工厂发明了曲射和平射两用迫击炮，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攻坚作战。
火炸药是弹药发射与爆炸的主要能量。为解决火炸药短缺问题，中央军委军工局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三厂化学车间基础上，筹建紫芳沟化学厂。著名化工专家钱志道负责紫芳沟化学厂筹建。经过两年多地不懈努力，紫芳沟化学厂终于在1941年建成投产。紫芳沟化学厂的建成，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军事化工发展先河。
手榴弹是一种能攻能防手投式武器。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原先制造的手榴弹填充的是黑火药，杀伤力差。紫芳沟化学厂经过工艺改进，将强棉装入手榴弹，提高手榴弹杀伤力。时任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回忆说：“强棉装入手榴弹，可以说是紫芳沟化学厂一大发明。”
大砭沟，位于延安城北门外，是陕甘宁边区冶炼中心。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陕甘宁边区生铁来源被切断，生产武器装备所需钢铁告急。陕甘宁边区在组建贺龙铁厂后，在大砭沟成立军工局炼铁部。1943年10月，大砭沟铁厂炼出第一炉铁，随后建起3个高3.6米的小高炉，实现了日产1吨、年产300吨。这些小高炉建成投产，满足边区军工生产需要，同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在杜甫川组建延安自然科学院，这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坚持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结合，经办5年培养500多名科技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科技干部奔赴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纵然岁月流逝，但他们依然记得那首豪迈的校歌：“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走过黎明前黑暗，必将迎来曙光。为积蓄力量，准备抗日反攻，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兵工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赵占魁等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在1944年5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沈鸿、钱志道、赵占魁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华寿俊、黄海霖、王河海、孙云龙、郝希英、周鉴祥、许云峰、张洪让、范阴谦、刘清和、张庆森等人，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从设备简陋、人数不多的修械所起步，逐步发展为颇具规模、专业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至1944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成各类工厂120多家，其中兵工厂8家。1939年至1943年间累计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000发、“八二”迫击炮弹38000发；修理枪支近万支、修炮4门，为地方民兵武装生产地雷近千万枚。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观察组参观陕甘宁边区兵工厂，无不对兵工厂工人的非凡创造予以赞扬。
赢得战争靠的是勇气，更是血与铁的交融。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坚强支撑下，陕甘宁边区逐步发展成为东至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的广大地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的实践，使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红歌，将人们的思绪牵向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绾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在全国抗战整体格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回望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发展，人们一定会把目光投向莽苍无极的陕甘大地，因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这里已经进发人民军工的星星之火。
照金，位于陕西铜川耀县西北54公里处，自古被誉为“北地锁钥”。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此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芋园游击队和红26军，开展土地革命。这年3月8日，照金革命根据地机关迁移到照金以东5公里处的薛家寨。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薛家寨的天然岩洞，分别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厂、仓库等军需单位。薛家寨兵工厂约六七十人，惠子俊任厂长。据老红军回忆：红军打仗使用的武器主要是矛杆子、马刀等。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惠子俊带领工人克服困难，修理枪械，复制子弹。为解决生产原材料缺乏问题，他多次潜入西安購买底火、硫酸、硫磺等，两次被捕入狱，后经地方党组织营救，才侥幸得以脱险。
南梁，横亘陕甘边界，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1933年10月薛家寨被攻陷后，陕甘红军突围转兵来到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武器弹药缺乏，只能使用大刀、长矛、铁钩叉作战。1934年3月，邵凤麟的游击队随红26军42师在三道川的中户沟岔夜袭他的机炮营，缴获辎重包括枪械和修理器械，存放在小河沟老庄河邵凤麟家。邵家从此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械部”。红军游击队经常来修理枪械和补充弹药，惠子俊等人在这里研制出颇具杀伤力的“麻辫手榴弹”。修械所技术人员李青山在修理枪械的同时，经常为百姓修理农具，为猎户修造土枪，这年5月被敌人捕获，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在南梁荔原堡的关帝庙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出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为解决武器弹药匮乏问题，陕甘边区依托红26军随营学校，在培养军事干部的同时，培训修械人员，在南梁豹子川设立了修械所，有职工三四十人。时任红26军军委管理科科长、建国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的马锡五任所长。1935年4月，南梁修械所搬迁到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继续开展军工生产。
据史料记载：1932年至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创建耀县薛家寨兵工厂、华池县南梁修械所、甘泉县下寺湾兵工厂、清涧县贺家湾兵工厂、安定县杨砭兵工厂，为南梁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陕甘宁边区抗日兵工厂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央红军奠基西北提供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志丹县，旧称保安县，因纪念陕北红军创建人刘志丹而更名。志丹县以西60多公里的吴起镇相传是战国魏将吴起屯兵驻守之地。1936年7月，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瓦窑堡迁到吴起镇。跟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一同前往的还有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吴起镇住了3天，在郝希英厂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吴起镇兵工厂，访问了在那里辛勤劳动的工人。斯诺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对一位早年留学日本、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人曾是上海一家电力公司的电力专家，年收入可达万元。但他放弃这样的待遇，丢下家庭来到陕北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就是被斯诺称为“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斯诺不仅从朱作其身上感受到吴起镇工业发展的氛围，同时感受到人民军工战士内心世界。斯诺由衷地称赞道：“他们虽然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层冰积雪藏春色，狂絮飞花有人家。延安城东门外10多华里处的延河南岸，有个名叫柳树店的小山村。1936年冬，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将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从吴起镇迁至这里。柳树店兵工厂从此成为人民军工史上一个永恒的坐标。
柳树店兵工厂最初的任务是修理军械，后来担负起修复吴起镇和直罗镇战役缴获的枪械的任务。工人们加班加点，利用不到两个月时间修好轻重机枪120余挺，同时发明创造哈奇开斯式重机枪装弹修正器，保证机枪连发性能。曾在太原兵工厂工作的刘贵福和工友们投奔革命，来到了柳树店兵工厂。他发挥聪明才智，研制中国第一支“无名式马步枪”、“八一式马步枪”、“五〇小炮”、“新六五步枪”等武器装备及生产设备，被毛泽东称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建立发展，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军工建设发展问题。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作战的3万多部队，只配有1万多支杂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蒋介石给的那点东西口惠而实不至。毛泽东通过分析形势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极端落后，最后战胜敌人必须发展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生产武器弹药。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转彭雪枫指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制造”。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鄂尔多斯盆地边缘，自古被喻为边塞“上郡咽喉”。为确保兵工厂安全，中革军委军工局决定将柳树店兵工厂迁往延安以北30多公里的安塞县茶坊镇，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自1938年3月开始搬迁，到5月搬迁完毕并投入生产，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搬迁队伍翻山过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靠肩扛人抬，搬迁机器设备，终于按时完成搬迁任务。上海借五金厂厂长沈鸿毁家纾难，带领七名工人和一批机器设备设施、工具和材料，投奔延安参与茶坊兵工厂建设，成为奔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位“资本家”。 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茶坊兵工厂，坚持“先做设备后做步枪”的方针，陆续建立复装子弹、机器制造、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等整套军工生产体系，发展成为既能制造机器又能生产手榴弹、掷榴弹、火炸药的综合性兵工厂。据时任军工局副局长李强回忆：“当时造一部机器是很不容易的。在材料、工具都不凑齐的情况下，我们要造一部机器，从设计到完成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有些紧急的任务不到一个月便可完成，尤其是在条件具备、安排得当时，一个月就可以造出六七种不同型号的机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兵工厂建设发展，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提供武器弹药，而且为人民领袖战略决策提供实践基础。1938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杨家岭位于延安西北3公里处，抗战时期这里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到这里。早在这年的3月，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成立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局长，王诤、李强分别任副局长。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杨家岭，中革军委后勤部军工局从延安机场附近北山坡一条小山沟迁移到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的延长县杨家沟。军工局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其中工程处、材料处具体负责边区军工生产，教育科具体负责兵工厂工人培训。许多工人通过教育科组织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成为了军工战线的生产骨干。
时任军工局副局長李强回忆：“说军工局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一点也不为过。当时军工局的学习空气是很浓的，不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还是老工人或学徒，大家都感到知识不够用，都有一股子劲和上进心。沈鸿是自学成才的，钱志道是学理论化学的，徐驰是学冶金的，他们除了负责领导全面的技术工作和担任教员之外，还坚持自学，经常是学到深夜。此外，军工局各厂中有些同志的手艺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如赵占魁的翻砂技术，赵希海的锻造技术，陈兰贵的雕刻技术，张景元的徒手造驳壳枪技术等，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曾在职工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兵工技术的改良与进步，取决于军工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聪明才智。大批军工技术人才在陕北的聚集，是边区人民军工建设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舍弃海外留学机会和优厚物质待遇，舍弃城市优越生活和家人团聚的日子，闯过多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古城，成为边区人民军工发展重要力量和劳动者先锋。
为实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战略决策，茶坊兵工厂在一无图纸、二无材料、三无经验、四无专用设备情况下很快研制出高射机枪，遏制日寇飞机对延安的轰炸。他们根据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特点规律，汲取世界名枪优缺点，成功研制出一种携带轻便、使用灵活、性能精良、可靠耐用的马步枪。这种枪是步枪与马枪结合的新步枪，是人民军工自主研制的第一支步枪。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走到“无名氏”马步枪跟前拉拉枪栓、瞄瞄准星，高兴地说：“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1939年4月，“无名氏”马步枪实现批量生产。1940年8月1日，“无名氏”马步枪被命名为“八一式”步枪。“八一式”步枪装备到八路军部队后，有力支援了八路军前线作战。
掷弹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百团大战期间，日寇大量使用掷弹筒压制八路军密集冲锋，造成八路军重大人员伤亡。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边区机器厂第一厂兵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抓紧仿制掷弹简。1944年11月，第一门掷弹筒成功制造并实现批量生产。为攻击敌人碉堡，兵工厂发明了曲射和平射两用迫击炮，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攻坚作战。
火炸药是弹药发射与爆炸的主要能量。为解决火炸药短缺问题，中央军委军工局在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三厂化学车间基础上，筹建紫芳沟化学厂。著名化工专家钱志道负责紫芳沟化学厂筹建。经过两年多地不懈努力，紫芳沟化学厂终于在1941年建成投产。紫芳沟化学厂的建成，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军事化工发展先河。
手榴弹是一种能攻能防手投式武器。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原先制造的手榴弹填充的是黑火药，杀伤力差。紫芳沟化学厂经过工艺改进，将强棉装入手榴弹，提高手榴弹杀伤力。时任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回忆说：“强棉装入手榴弹，可以说是紫芳沟化学厂一大发明。”
大砭沟，位于延安城北门外，是陕甘宁边区冶炼中心。由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陕甘宁边区生铁来源被切断，生产武器装备所需钢铁告急。陕甘宁边区在组建贺龙铁厂后，在大砭沟成立军工局炼铁部。1943年10月，大砭沟铁厂炼出第一炉铁，随后建起3个高3.6米的小高炉，实现了日产1吨、年产300吨。这些小高炉建成投产，满足边区军工生产需要，同时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对人类心灵的作用。1940年8月，陕甘宁边区在杜甫川组建延安自然科学院，这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院坚持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结合，经办5年培养500多名科技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科技干部奔赴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纵然岁月流逝，但他们依然记得那首豪迈的校歌：“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走过黎明前黑暗，必将迎来曙光。为积蓄力量，准备抗日反攻，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兵工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涌现出赵占魁等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在1944年5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上，沈鸿、钱志道、赵占魁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华寿俊、黄海霖、王河海、孙云龙、郝希英、周鉴祥、许云峰、张洪让、范阴谦、刘清和、张庆森等人，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从设备简陋、人数不多的修械所起步，逐步发展为颇具规模、专业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和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至1944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建成各类工厂120多家，其中兵工厂8家。1939年至1943年间累计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000发、“八二”迫击炮弹38000发；修理枪支近万支、修炮4门，为地方民兵武装生产地雷近千万枚。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观察组参观陕甘宁边区兵工厂，无不对兵工厂工人的非凡创造予以赞扬。
赢得战争靠的是勇气，更是血与铁的交融。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的坚强支撑下，陕甘宁边区逐步发展成为东至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的广大地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人民军工建设的实践，使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