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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将“大学体制创新”推进了舆论的旋涡。大学应该如何创新发展呢?我们不妨听一听世界知名大学校长、教授们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将“大学体制创新”推进了舆论的旋涡。作为校长，朱清时无疑首当其冲。朱清时是中国内地首位经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履职。
朱清时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朱清时直陈现行大学教育弊端——“大学像官场”，“应试教育阻碍创新人才培养”；当许多大学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之时，中科大顶住压力不建新园区，同时还是2000年以来全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他还多次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迎评不同，中科大“原生态迎评”，没有手捧鲜花迎接教育部的专家评估组，甚至没有在课堂上给评估组安排听课坐的凳子。
获聘南方科大首任校长后他提得最多的就是“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洽校、学术优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南方科大不会设任何行政级别，我们在章程中将写上，我们的理念是一个学校，学校里的每一个教授，他受到社会尊重，要靠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的水平来得到，绝不能靠他的行政级别、官位来得到。这其实是回到大学的本来面目。”
那么，大学应该如何创新发展呢?我们不妨听一听世界知名大学校长、教授们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支持创新的环境和多样化人才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许多大学工作过，他发现，每一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他们重要的任务都是保证他们的学校可以招募到和留住杰出人才。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考虑。但总之，顶尖大学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包括工作条件，能够获得竞争性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的工作量，还有有效的管理支持，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他们能够有自由开展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教授那些我们看起来是错误的课程。
同时，作为一个国际领先大学，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想办法吸引多样化的人才。大学要想引领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好的教学吸引优秀学生，就要有多样化人才。这就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牛津大学40％的教职员工来自于其他国家，主要来自于美国、德国和中国，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更加国际化的大学，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化的教职员工来这儿工作。同时，牛津注重教师的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可以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教育的质量。汉密尔顿离开美国来到欧洲以后，发现在欧洲许多大学的委员是由妇女做领导的，这令他很吃惊。他在多所大学任职的经验说明，大学必须重视多样化，必须建立起一个时间目标期限，努力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要投入资源和拿出强有力的执行力。
谈到中国教育，汉密尔顿认为，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很容易在和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中获胜。从教育结果来说，東西方的差异并不大。不过西方大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而中国教育在这方面需要改善。
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优势学科
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它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呢?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介绍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他强调，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斯坦福大学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去学校也办护士、建筑等专业，但由于不能达到一流水平，干脆停办，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优势学科。“这一点，或许值得中国大学参考借鉴。”
他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
大学校长的国际标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长要由大学自己主持的委员会去聘任，让大学校长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由大学自己遴选出的校长能对学校充满感情，也能确保全校师生对他的期待能够实现。国外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爱校如家”，更是“爱校胜家”的，心都扑在了大学上。
现在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定是在专业上处于顶尖的位置，最好是院士级的人物。但是，国际上对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则有所不同。第一，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在高等教育界有充分经验的人；第二，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顶尖的，但也必须处于中上的水平，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专业，尊重专业，为专业人才创造好的条件；第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关系的建立者；第四，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够在社会领域中主动寻求资源。
“无为而治”和“依法办校”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认为，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依法办校”，以达到“无为而治”。《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煮小鱼不可多翻动，否则将破碎不堪；治理大国也如此，应尽量顺其自然，不要肆意人为干扰，否则容易引起动乱。治国如此，治校也是如此。这正是普林斯顿大学各级负责人“9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年年统计他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的高明之处。怀尔斯经9年奋斗，平时虽无论文发表，但最终却解决了360多年来未解决的数学难题。同样，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能允许阿达·尤纳斯教授经历2.5万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难题，荣获诺贝尔奖。我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和氛围，即使是花大力气引入的杰出人才，最终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各高等院校必须依照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法规(即《章程》)；《章程》经校党委、校务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教育部门批准，然后报当地人大备案，以此成为学校的大法，切实保证高校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自主办学的权利，并使上级部门做到“无为而洽”。这样，真正的大学才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将“大学体制创新”推进了舆论的旋涡。作为校长，朱清时无疑首当其冲。朱清时是中国内地首位经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履职。
朱清时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朱清时直陈现行大学教育弊端——“大学像官场”，“应试教育阻碍创新人才培养”；当许多大学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之时，中科大顶住压力不建新园区，同时还是2000年以来全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他还多次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迎评不同，中科大“原生态迎评”，没有手捧鲜花迎接教育部的专家评估组，甚至没有在课堂上给评估组安排听课坐的凳子。
获聘南方科大首任校长后他提得最多的就是“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洽校、学术优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南方科大不会设任何行政级别，我们在章程中将写上，我们的理念是一个学校，学校里的每一个教授，他受到社会尊重，要靠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的水平来得到，绝不能靠他的行政级别、官位来得到。这其实是回到大学的本来面目。”
那么，大学应该如何创新发展呢?我们不妨听一听世界知名大学校长、教授们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支持创新的环境和多样化人才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许多大学工作过，他发现，每一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系主任，他们重要的任务都是保证他们的学校可以招募到和留住杰出人才。如何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考虑。但总之，顶尖大学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持创新的环境，包括工作条件，能够获得竞争性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的工作量，还有有效的管理支持，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他们能够有自由开展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教授那些我们看起来是错误的课程。
同时，作为一个国际领先大学，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想办法吸引多样化的人才。大学要想引领高层次的研究，提供好的教学吸引优秀学生，就要有多样化人才。这就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性别的教职员工。牛津大学40％的教职员工来自于其他国家，主要来自于美国、德国和中国，牛津大学希望能够成为更加国际化的大学，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化的教职员工来这儿工作。同时，牛津注重教师的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可以加强学术研究，提高教育的质量。汉密尔顿离开美国来到欧洲以后，发现在欧洲许多大学的委员是由妇女做领导的，这令他很吃惊。他在多所大学任职的经验说明，大学必须重视多样化，必须建立起一个时间目标期限，努力实现多样化发展目标，要投入资源和拿出强有力的执行力。
谈到中国教育，汉密尔顿认为，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很容易在和其他国家学生的竞争中获胜。从教育结果来说，東西方的差异并不大。不过西方大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自信，鼓励学生向教授挑战。而中国教育在这方面需要改善。
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优势学科
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它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呢?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介绍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他强调，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斯坦福大学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去学校也办护士、建筑等专业，但由于不能达到一流水平，干脆停办，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优势学科。“这一点，或许值得中国大学参考借鉴。”
他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
大学校长的国际标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长要由大学自己主持的委员会去聘任，让大学校长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由大学自己遴选出的校长能对学校充满感情，也能确保全校师生对他的期待能够实现。国外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爱校如家”，更是“爱校胜家”的，心都扑在了大学上。
现在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定是在专业上处于顶尖的位置，最好是院士级的人物。但是，国际上对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则有所不同。第一，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在高等教育界有充分经验的人；第二，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顶尖的，但也必须处于中上的水平，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专业，尊重专业，为专业人才创造好的条件；第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关系的建立者；第四，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够在社会领域中主动寻求资源。
“无为而治”和“依法办校”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认为，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依法办校”，以达到“无为而治”。《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煮小鱼不可多翻动，否则将破碎不堪；治理大国也如此，应尽量顺其自然，不要肆意人为干扰，否则容易引起动乱。治国如此，治校也是如此。这正是普林斯顿大学各级负责人“9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年年统计他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的高明之处。怀尔斯经9年奋斗，平时虽无论文发表，但最终却解决了360多年来未解决的数学难题。同样，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能允许阿达·尤纳斯教授经历2.5万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难题，荣获诺贝尔奖。我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和氛围，即使是花大力气引入的杰出人才，最终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各高等院校必须依照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法规(即《章程》)；《章程》经校党委、校务委员会通过后，报上级教育部门批准，然后报当地人大备案，以此成为学校的大法，切实保证高校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自主办学的权利，并使上级部门做到“无为而洽”。这样，真正的大学才有可能在中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