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水那树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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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金鳞潭
  湍急的盐水河打着漩涡,泛着白沫从深山长谷中呼啸而出,奔到盐村前面,形成一個月牙状蓝幽幽的长潭,宛如披着面纱害羞的少女,安静下来,迈着轻盈盈的脚步,半环绕着盐村悄悄地向前走去。
  在旭日或是夕阳的照射下,远远望去,缕缕轻纱似的薄雾飘渺在水面,点点金光跳跃,仿佛一条金龙在游动,美丽极了。因此,盐村的人将这口长潭叫做金鳞潭。
  盐村不大,也就十来户人家,四周环山。盖着青瓦,黑色木质结构的房子如同火柴盒般,密密麻麻挤在小山坡半腰处的一块块平地上。
  村庄前面,是层层梯田。在秋季里,凉爽的风从山坳间吹进来,掠过稻田上空,金色的稻浪随风连绵起伏,好似金沙流淌。
  顺着一条在稻浪中约隐约现的石阶蜿蜒而下,走不了四分钟,就到了潭边。潭边,铺着一溜儿打凿平整的青石板,这些石板经人年深日久的踩踏、锤捣,上面的凿痕已磨平,宛如一面镜子,光鉴照人。
  每日里,都有七八个乌黑长发如瀑的姑娘、妇人或是白发苍苍的老妪蹲在青石板上,洗衣物,洗青翠欲滴的蔬菜。拨弄水的“哗啦”声,木槌捣衣物“咚咚”的沉闷声,窃窃私语的交谈声,莲藕小脚伸到水里,被一群小鱼叮得麻痒麻痒而发出银铃般的“咯咯”笑声……
  这些声音交汇在一起,辅以对岸林中热闹而婉转的鸟鸣声,就是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也无法谱写出这么美妙的天籁之音。
  到了夏秋两季,金鳞潭便是孩子们的天下。
  放晚学归来,我们五六个小男孩径直走向潭边,剥去粘在身上汗涔涔的衣裤,在秋子的带领下,赤条条的一溜儿在青石板上站定,单等他发号施令。
  秋子是我们小伙伴当中玩水最厉害的一个,他不仅猛子钻得深,钻得久,能在河底下捉到专门藏在石缝中黏糊糊,力气大的鲇鱼,还有一项绝技,就是仰面躺在水面上,晃悠晃悠随波漂浮而不沉下去。
  正因为这样,他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的“老大”。
  秋子说:“跳!”
  我们身子便前倾,两腿一使劲,“哧溜”跳入冰凉的河水中,霎时,几点水花溅起,几圈波纹漾开,我们齐刷刷的潜入水底。
  浮出水面后,抹去蒙在眼上的水,我们开始嬉戏,你追我赶,我潜你浮,于是,恬静的金鳞潭便活跃起来。
  玩累了,我们爬到岸边,躺在沙地上,观看空中掠过的燕雀,遨翔自得的红蜻蜓,聆听虫子的叫声……
  直到暮色四合,在父母的声声呼唤中,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这给我们带来无数快乐的金鳞潭。
  后来有一次,石头在潜水时腿肚子抽筋,浮不上来,还好有玩水的高手秋子在,将他救上来后,石头在家休养了整整四天才恢复过来。
  从那以后,大人们再也不允许我们去金鳞潭里玩水,说是里面有一只千年吃人的鳖精。
  可是,这哪里能吓唬得了我们呢?
  可惜,不久之后,金鳞潭上游筑起了水坝,将盐水河引到外面发电站驱动机轮发电,金鳞潭便干涸了。
  有人真的在干涸的潭里捉到一只脸盆大的鳖。
  秋子生了一场大病,我也是。我们都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玩水。
  那树:银杏树
  盐村村头矗立着一棵高大的银杏树。
  它有多少岁了?村里年纪最大、见多识广的阿长老爹也说不清楚。他只说,当年王母娘娘从盐村上空路过时,不小心将一粒银杏果遗失,结果就在这儿生根发芽了。
  我与秋子问他:“王母娘娘是什么时候的路过咱们村的?”
  阿长老爹回答不上来,最后被我们问急了,就说:“一万年,或者是更久。”
  我和秋子瞪大眼睛说:“这棵银杏树不就有一万岁了?哪有能活这么久的树,除非是树精!”
  我们认为他就像在唱戏时胡说八道,不再理他。不过,看着遒劲,起码要七八个成年人才能合包得住的树干,我们猜,不说它一万岁,一千岁是有的。
  在树半腰的丫杈间,结着一个硕大的鸟窝,里面住着一对喜鹊夫妻。它们整天站在银杏树枝上,喳喳地叫,夫唱妻和,给平静的小村平添了几分喜庆、吉祥的气氛。
  每年的六月,它们的子女长大后就一去不见踪影,然而,这对喜鹊夫妻对盐村,对村里的人们,对它们栖息的树滋生感情似的,不离不弃,每天依然站在枝头高兴地叫着。人们自然把它们当成了村里的一员,不给惊吓,不给掏它们的鸟蛋,不给猎杀。
  虽然银杏树的年纪如此之大,但在我们看来,它正值风华正茂的青年,到了春夏时节,依然添枝增叶,浓荫如盖,结满了碧绿碧绿圆溜溜的小果实。
  经过风,经过雨,也经过彩虹,小果实在慢慢地,、眨眼就到了秋天。这时,果实长到了大拇指粗,褪去原来的碧绿色,换上金灿灿的外衣,也就意味它们成熟了。
  队长是绝对不允许村民架梯上树举着竹竿去打果实的,他说,那样会打伤树,而且这是一棵恩人树,不得冒犯。
  队长说得没错,在那个三年大饥荒的岁月里,是这棵银杏树提供的果实,救了全村人的命。所以,村里会有人时不时在树下烧些纸钱和燃几柱香,表示感恩,同时也祈求它的庇佑。
  既然不能打,只有等着它们熟透了自己掉落下来。
  一有大风的日子里,队长一边镗镗敲着锣,一边扯着嗓子喊道:“捡白果(银杏果也叫白果),捡白果喽!”
  于是,树旁便聚满了人。
  银杏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晃着,果实和着零散的叶片“哗啦哗啦”雨点般落下,待风停后,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银杏果。
  将它们捡拾起来,每家都会分得一箩筐。抬回去后,除去外种皮,将里面的果实晒干后,或拿到市场去卖,或将果实的种壳杂碎,用里面的种仁炖猪肘子吃。这道菜滋补,村民爱吃。
  随着树上掉下的银杏果越来越少,队长不再召集大家来捡了。
  于是,我们一边在树下游戏,一边捡拾时不时从树上掉下的银杏果,积攒起来。   初冬来临时,树上的银杏果掉光了,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攒了好几斤干的果实,拿到集市卖了,男生换来爱看的小人书,女生换来甜蜜蜜的棒棒糖。
  我从买来百本的小人书中所了解的历史,典故,逸闻趣事,外面精彩的世界,就是这棵银杏树所赐予的。
  一夜北风起,大雪纷纷扬扬下着,银杏树的枝枝丫丫上堆满了积雪,配上不规则纵裂、粗糙的灰褐色树皮,远远望去,难道不像一幅精美绝伦的山村油画吗?
  然而当小村通了公路,黑色木质结构的房子变成钢筋水泥小洋楼,村后那一大片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砍伐下来,运送到山外后,或许是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受不了从它身边经过的汽车轰鸣声,以及刺鼻难闻的尾气,竟然慢慢地枯萎,直至死亡。
  它身上的栖息的喜鹊夫妻,也不见了踪影。
  那人:阿长老爹
  阿长老爹快九十岁了,高高瘦瘦,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说话的声音清清朗朗,只是瘸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虽然岁月将他的胡子头发催白,在他脸上雕刻出纵横交错的沟壑,但还能看出他年轻时英俊的模样。
  阿长老爹本来是山外集镇上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据说,在他十五岁之前,家里宅第连云,光仆人就不下六十人,他每次出行,四平八稳坐在八大轿里,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可是,在他十五岁那年一天的深夜,上百扛刀持枪的土匪将他家洗劫一空,还砍死他的爸妈,以及他的哥哥姐姐。当时他正在县里的学堂读书,侥幸躲过一劫,但家道从此败落下来。
  遭此巨变的阿长也许是受到打击,也许是看到当时世道混乱,心灰意冷,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从此不知所踪。
  解放后某年的一个深冬,我的爷爷早起,在银杏树下看到一个被大雪覆盖,冻得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中年流浪汉。
  爷爷看他像当年的富公子阿长,一探他的鼻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便背回家里。
  一堆熊熊的大火烧起,一碗红糖姜汤灌下后,阿长慢悠悠醒了过来。
  等他恢复健康后,爷爷问他何以变成如此模样,阿长只是苦笑,而不答。无论怎么问,多次问,他都是副模样。
  爷爷知道他的心里藏着许多秘密,那些秘密也许令他不堪回首,便不再问了。恰好村里有一间空着的牛圈,当时爷爷又是队长,便让他在那里安下家来。
  当年阿长的父亲照顾过爷爷,爷爷知恩图报,凭借手中的点点权力,没有让干开荒种地之类的重活,只让他看管村里的牛羊。
  阿长利用空余时间,做了一把二胡,每个黄昏,或是夜晚,小村便响起悠扬的二胡声。
  阿长还会唱戏,唱《霸王别姬》,唱《贵妃醉酒》,唱《白蛇传》。他运气酣畅,唱得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令人怀疑他曾经跑过戏班,但无人能从他的嘴里证实。
  从此以后,小村的夜生活不再单调寂寞。一到晚上,大家纷纷跑到阿长居住的牛圈旁,听他拉二胡唱戏。
  后来,村里的好多后生都跟他学拉二胡唱戏。我和秋子也加入这股潮流中。
  尽管阿长变成了阿长老爹,孑然一身,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孤独和寂寞过,每日都是那样红光满面,愉快地教着我们。
  小村通电通路后,录音机开始涌进来,或软绵绵,或斯歇底里,或吼叫的港台歌曲也跟隨进来。阿长老爹的牛圈旁冷清下来。
  我和秋子追随小虎队去了,也不去阿长老爹那儿。
  在夜晚,在村里震天响的音箱中,总夹杂那么不和谐凄凄惨惨、悲悲哀哀的二胡声。
  有一天,阿长老爹牛圈的二胡声不响了。第二天人们去看时,他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冷,床头那把浸透了他汗水的二胡,琴弦断了。
  我和秋子离开小村后,那水,那树,那人,都成为记忆中的过去,但每当夜深人静时,却又是那么清晰地从脑海中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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