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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效率和公平究竟去如何去把握?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价值取向的变化。行政组织存在其目的在于有利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价值观演变的过程中,行政组织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的天平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倾斜,这个正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在搞清这个问题的之前必须梳理行政组织在不同时期其核心目标的转变。
【关键词】中国;西方;效率;公平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235-01
1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效率和公平演变
公共行政学的开始和发展都是在西方社会,而公共组织学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在西方社会的演变中也逐渐形成系统。在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人们能够将行政管理理论移植到公共组织研究之中,把效率作为衡量公共组织成功的关键,正代表了一种价值观的移植。在这里我们把效率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公共行政学从19世纪末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学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公共行政学研究着眼于领导艺术、经济效率与政党关系等方面;以治理学为其理论基础,科学治理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技术为基础公务员的专长也极受重视)。以卡斯特、罗森茨韦克、高斯、雷格斯等为代表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公共行政适应环境的权变观念与生态观念.推动了系统权变行政学的发展。这种研究是从整个公共行政活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寻公共行政的解决途径和公共行政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致力于谋求公共行政与其环境之间及公共行政内部各部分之间动态的、具体的一致性,以保证公共行政的高效能高效率这种研究虽然尚未直接提出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目标,但已开始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式,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该遵循的目标。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知识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公共行政民主价值取向的发展。适应公共行政部门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治理的要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西方国家实行了很多公共行政实践,如公共治理、企业家政府、顾客至上等措施广泛运用。这些具体做法上主要表现为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民间扮演过去政府承担的部分角色,使民间机构共同分担营运的风险,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刺激政府机关提高效率。这一措施对于提高企业、社会群团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独立程度与参与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体系下,在西方的学者规划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持信息流畅的过程中,在强调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和信息的互换,可以尽可能保证参与的公平。同时,在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上寄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正是保证了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行政组织的高效率。也就是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西方学者想看的未来是一种效率与公平良性平衡的现象。
2 中国的社会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到公平和效率在中国就不可能避免联系到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很早人们就有“平均主义”的价值观。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能发现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治理中的效率与公平仍然在游荡。在建国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年中国社会被社会主义即是平均主义的观念中。人民公社的建立也正是映衬了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管理的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至上的原则充斥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我还能清楚记得当年最流行的几个字眼:万元户、时间就是金钱等等,这些无疑不体现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民心中。在政府管理和行政组织层面,也是一切为了经济数据。但是无可厚非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效率为目标的行政管理模式也许是合理的。到了最近这些年,由于效率至上的价值观的引导,社会发展的畸形性越来越明显。随着收入的差距的加大,地区性差异的拉大等等问题的暴露。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一种和谐公正的价值观被提出。
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价值观的更替,行政组织自身也在变化着。我们无法拿西方的演变过程比照中国的行政组织。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优点。在行政目标模式方面.我国公共组织的行政活动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标,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也完全是作为寻求提高效率的途径。但是,效率目标和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民主目标在实际运作上的矛盾冲突和无法达到的统一,忽视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因此,适应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化要求,必然要转换我国的政府行政模式。在这种民主化行政理念下,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包括改革我国的政府机构,对于那些本质上不属于政府功能的社区性、社团性活动转移给社会上的个人、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强与发展协调性机构;通过机构的分化与组合,改变我国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性质而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并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理分丁与适度分权。
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认为认为,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而且它在社会政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 奥肯就是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他既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效率第一”,也不同意罗尔斯的“平等第一”,而是在“强调效率原则的经动力取向、强调平等原则的伦理道德取向、注重机会均等几不涉及收入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向、追求公正的社会价值取向等”多元取向中寻求统一,作其抉择的出发点,以折衷的形式提出了他的抉擇方法。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是表面上的, 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 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 社会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社会公平的丧失和破坏。
参考文献:
[1] 党秀云.公共行政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 党秀云.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3(10).
[3]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中国;西方;效率;公平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235-01
1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效率和公平演变
公共行政学的开始和发展都是在西方社会,而公共组织学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在西方社会的演变中也逐渐形成系统。在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人们能够将行政管理理论移植到公共组织研究之中,把效率作为衡量公共组织成功的关键,正代表了一种价值观的移植。在这里我们把效率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公共行政学从19世纪末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学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公共行政学研究着眼于领导艺术、经济效率与政党关系等方面;以治理学为其理论基础,科学治理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技术为基础公务员的专长也极受重视)。以卡斯特、罗森茨韦克、高斯、雷格斯等为代表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公共行政适应环境的权变观念与生态观念.推动了系统权变行政学的发展。这种研究是从整个公共行政活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寻公共行政的解决途径和公共行政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致力于谋求公共行政与其环境之间及公共行政内部各部分之间动态的、具体的一致性,以保证公共行政的高效能高效率这种研究虽然尚未直接提出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目标,但已开始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式,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该遵循的目标。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知识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公共行政民主价值取向的发展。适应公共行政部门对政策执行和政策治理的要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西方国家实行了很多公共行政实践,如公共治理、企业家政府、顾客至上等措施广泛运用。这些具体做法上主要表现为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民间扮演过去政府承担的部分角色,使民间机构共同分担营运的风险,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刺激政府机关提高效率。这一措施对于提高企业、社会群团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独立程度与参与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体系下,在西方的学者规划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保持信息流畅的过程中,在强调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和信息的互换,可以尽可能保证参与的公平。同时,在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上寄希望达到的目标也正是保证了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行政组织的高效率。也就是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西方学者想看的未来是一种效率与公平良性平衡的现象。
2 中国的社会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到公平和效率在中国就不可能避免联系到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很早人们就有“平均主义”的价值观。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也能发现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治理中的效率与公平仍然在游荡。在建国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年中国社会被社会主义即是平均主义的观念中。人民公社的建立也正是映衬了这种价值观的形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管理的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至上的原则充斥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我还能清楚记得当年最流行的几个字眼:万元户、时间就是金钱等等,这些无疑不体现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民心中。在政府管理和行政组织层面,也是一切为了经济数据。但是无可厚非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效率为目标的行政管理模式也许是合理的。到了最近这些年,由于效率至上的价值观的引导,社会发展的畸形性越来越明显。随着收入的差距的加大,地区性差异的拉大等等问题的暴露。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一种和谐公正的价值观被提出。
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价值观的更替,行政组织自身也在变化着。我们无法拿西方的演变过程比照中国的行政组织。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优点。在行政目标模式方面.我国公共组织的行政活动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标,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也完全是作为寻求提高效率的途径。但是,效率目标和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民主目标在实际运作上的矛盾冲突和无法达到的统一,忽视了政府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因此,适应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化要求,必然要转换我国的政府行政模式。在这种民主化行政理念下,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包括改革我国的政府机构,对于那些本质上不属于政府功能的社区性、社团性活动转移给社会上的个人、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强与发展协调性机构;通过机构的分化与组合,改变我国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性质而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并实现各级政府之间、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理分丁与适度分权。
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认为认为,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而且它在社会政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 奥肯就是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其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他既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效率第一”,也不同意罗尔斯的“平等第一”,而是在“强调效率原则的经动力取向、强调平等原则的伦理道德取向、注重机会均等几不涉及收入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向、追求公正的社会价值取向等”多元取向中寻求统一,作其抉择的出发点,以折衷的形式提出了他的抉擇方法。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是表面上的, 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 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 社会公平与效率是统一的。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率的背后必然是社会公平的丧失和破坏。
参考文献:
[1] 党秀云.公共行政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2] 党秀云.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3(10).
[3]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