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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务业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又是推动京津冀主要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产业。基于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及隶属度指数、区位熵等指标测算，本文认为，目前首位城市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向外辐射时出现断层现象，即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腹地范围过窄，仅限于天津、廊坊一带，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在距离上存在断崖式衰减形态；受到高端资源集聚的影响，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河北的公共性服务业具有一定优势。未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应加快京津冀服务业领域的对接协作，扩大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业均等化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各地各类服务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 王兆宇（1986—），男，陕西吴堡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1-0066-07 [收稿日期] 2016-09-25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交通、生态环保、产业是应持续推进的三大重点领域。作为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产业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各个城市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多样化发展的服务业已成为国际都市圈支柱产业的主要特征。因此，将服务业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导产业，既符合客观的都市圈发展规律，也符合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要求。
进一步地，京津冀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各主要城市（本文指地级及以上城市，下同）之间服务业发展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强，特别是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圈层所辐射的范围不应过小。二是较农业、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异质性更强，这也为世界级城市群内部服务业分工协作提供了行业基础，从而京津冀各主要城市在发展服务业的具体行业等方面应存在一定差异性，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因此，本文从京津冀城市间服务业发展的联系强度和相对优势两个角度分析目前其现状特征，进而提出下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优化导向。
一、京津冀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从增加值数据来看，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合计规模从9864.8亿元增至35347.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2%，超过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京津冀第一产业、京津冀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7%、13.7%、10.1%、12.6%）。这说明，这十年间京津冀的服务业增长已成为拉动本地区的绝对引擎。然而，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16.6%），京津冀合计规模占全国比重也从12.8%回落至11.5%，说明虽然京津冀服务业规模的绝对增速较快，但较全国其他经济区域而言，在这十年间还存在一定距离，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从内部结构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的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6%、18.7%和14.1%，仅天津超过京津冀年均增长率。同时，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京津冀比重从49.3%回落至47.0%，天津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占京津冀比重从16.8%提升至22.0%，河北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占京津冀比重从33.9%下降至31.0%。这显示，这十年间，虽然北京服务业仍占据京津冀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天津服务业发展较快，无论增速抑或占比，都有很大程度提升。
从就业数据和生产效率来看，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778.74万人增至2728.11万人，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9%，超过全国、全国服务业、京津冀、京津冀第一产业、京津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3.3%、2.5%、-1%、3.2%）。虽然服务业的主要特征是吸纳社会劳动力作用强，但从行业结构上看，效率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单位增加值所吸纳的从业人员数量要少于效率相对较低的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而根据上述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结合其从业人员合计规模占全国比重从7.6%提升至8.7%的现状，从侧面显示了十年间京津冀服务业生产效率总体有所下降。
从内部结构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8.0%和4.0%，占京津冀地区比重分别为30%、20%和50%。综合各地增加值数据情况可知，从整体趋势来看，十年间三地服务业生产效率均有很大程度提高，北京、天津、河北每生产一亿元增加值所需从业人员分别从1202人、1407人和2876人下降至538人、603人和1246人。2014年，北京用京津冀服务业3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47%的增加值，天津用京津冀服务业2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22%的增加值，河北用京津冀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31%的增加值。总体而言，北京服务业生产效率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
二、京津冀城市间
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分析
考察京津冀服务业发展，不仅从省级区划层面剖析，还应从城市层面对比分析。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大都市圈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辐射效应，呈现出特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溢出效应。地理学家塔费认为，“经济联系强度同它们的人口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经济联系强度这一指标是对引力模型的应用而产生的，用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程度，既可以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可反映周边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本文借鉴经济联系强度[1]（P72）构建方法来分析京津冀各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建立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中，Rij是两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Fij是两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占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重，即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Pi、Pj分别是城市i、j的服务业劳动力数量，Vi、Vj分别是城市i、j的服务业经济规模；Dij是两城市i、j间的距离。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上，由于城市集聚经济主要出现在市辖区，为度量更加精准，城市服务业劳动力数量采用市辖区年末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单位是万人；城市服务业经济规模采用市辖区服务业增加值，单位是亿元，上述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间距离采用火车票网站上两城市间距离，单位是千米，网址为http：//search.huochepiao.com/juli/。测度结果如表3。
变量的统计特征上，2014年，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只有北京，5000亿～10000亿元的城市有天津，1000亿～5000亿元的城市有石家庄和唐山，除衡水外的其他城市数值都大于100亿元；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的城市有北京和天津，10万～100万人的城市有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张家口、秦皇岛和沧州；与北京最近的城市是廊坊，最远的城市是衡水，相差375千米。
综合测算结果，京津冀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度具有5点主要特征：
（1）2014年，北京服务业的极化中心地位明显，对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作用程度极大，所有联系强度值均超过4000万元*万人/km2，其中，最高的是北京与天津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55.44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北京与衡水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4048.41万元*万人/km2。
（2）2014年，天津服务业增长也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同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均超过1000万元*万人/km2，其中，除北京外，最高的是天津与廊坊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7.58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天津与邢台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1227.96万元*万人/km2。
（3）综合来看，2014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超过40亿元*万人/km2的仅有北京-天津、北京-廊坊；介于10亿～40亿元*万人/km2的有4组，从大到小依次有天津-廊坊、北京-唐山、天津-唐山、北京-石家庄；除北京、天津外，其他城市间介于1000万～11000万元*万人/km2的有13组，其中，石家庄同其他城市有7组，唐山同其他城市（不含石家庄）有4组。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之间的服务业相互作用会更大。
（4）动态来看，2005～2014年，随着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明显增强。纵向比较来看，北京的极化中心地位一直较为明显；而天津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有了质的提升，特别是同邯郸、张家口、承德、邢台、衡水五地的联系强度大幅提高；石家庄同唐山、邯郸、秦皇岛、沧州四地的联系强度有较大提高；唐山同保定、廊坊、沧州三地的联系强度也提高较快。
（5）进一步地，从北京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最大，一直稳定在62%左右。北京-廊坊次之，从15.25%上升至19.57%。北京同其他城市的数值均小于7%，特别是，这些城市除沧州外，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到2014年，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的数值仍在1%以上；其他城市还不足1%，距离北京较远的邯郸、邢台、衡水不足0.5%。可见十年间，廊坊是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效应受益最大的城市，相对而言，其他城市服务业发展受益较少。
根据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可划分出以北京为核心的四大腹地类型。第一圈层是核心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0%，包括天津、廊坊，特别是京津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超过50%，可进一步划为中心腹地；北京-廊坊指数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廊坊市辖区用了较少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9.12万人）支撑了较多的服务业增加值（458.28亿元），显示了较高的服务业生产效率。第二圈层是紧密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5%，目前此圈层只有唐山市。第三圈层是竞争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包括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秦皇岛、沧州，此圈层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第四圈层是边缘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小于1%，包括承德、邯郸、邢台、衡水，此圈层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小的城市服务经济规模或者同北京过远的距离，未来仍需提高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总体而言，除廊坊外，河北其他城市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小，未来应在加快城镇化过程中，在各城市中构建与城市规模等级相配套的服务经济规模，加快同首位城市的服务经济联系程度。
三、京津冀城市群
服务业相对优势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在京津冀和全国的相对优势，本文选用区位熵[2]（P37）作为测度指标，即：
其中，LQij是城市j行业i的区位熵，表示城市j行业i的相对优势；ei表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城市j的就业总人数；Ei表示对照区域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对照区域的就业总人数。若LQij大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大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高，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若LQij小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小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低，不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 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第三产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等三类，并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细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投入产出比高等为主要特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6个行业。生活性服务业以最终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4个行业。公共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是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4个行业。因此，为确保测度结果的可比性和全局性，本文以京津冀区域和全国两个层次分别作为对照区域，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服务业14个行业数据，并整合为3类特征行业，分别测算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区位熵。
结果显示，基于京津冀地区的比较与基于全国的比较结论一致，仅是后者在数值上更大些，可以解释为由于占全国的2.25%的京津冀区域贡献了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8.7%，从而在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对照区域的测算结果来解释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的相对优势情况，可归纳出如下3点特征：
（1）从3类服务业比较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上，北京的区位熵大于1，津冀各城市的区位熵都小于1，说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在区域内最高，而津冀相对较弱。在公共性服务业上，除北京、天津、保定外，其他城市的区位熵均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公共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也侧面印证了三类行业的特征：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与城市规模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即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地位就越高，而从服务业在城市发展的异质性作用来看，一般是公共性服务业先发展，其后是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鉴于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经济差距较大，故可能出现上述3类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要说明的是，由于3类服务业是将14类服务业门类进行了归并，所以测度结果可能隐藏了一些细节差异，具体信息需要在下面的14类行业中测算分析。
（2）北京有9类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北京有6类服务业的区位熵为京津冀区域内最高，既包括具有高端服务业特点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也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此外，北京还有3类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意味着也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3）其他城市的服务业优势各有所长，且主要集中在公共性服务业。14类服务业门类中，承德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衡水的教育业、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批发零售业，邢台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天津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秦皇岛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沧州的金融业位列京津冀区域内最高，其中大部分属于公共性服务业。关于金融业在河北某些城市区位熵较高的原因，可以解释为金融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且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债券、风险投资、产权交易等）与间接融资市场（如吸收公众存款等）的行业属性明显不同，因此从业人员占比大，并非一定说明金融发展质量水平越高。此外，津冀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并不高（仅秦皇岛、石家庄、衡水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熵大于1，廊坊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于1），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14类服务业测算的总体结果与3类服务业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四、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优化导向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现状具有两大特征。第一，首位城市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向外辐射时出现断层现象，即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腹地范围过窄，仅限于天津、廊坊一带，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在距离上存在断崖式衰减形态。显然，这种现象不利于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第二，受到高端资源集聚的影响，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具有绝对的优势，相对而言，河北的公共性服务业具有一定优势。这种差异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互补的，但也显露出京津冀各主要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因此，未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优化导向。
一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服务业领域的对接协作，[3]（P30）扩大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重点以金融、技术研发和现代物流行业为着力点。从区位熵结果可见，河北的一些城市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水平，诸多港口群体优势亟待发挥，存在承接北京相应行业对接协作的基础，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下，科技研发创新合作更应成为产业对接协作的先行军，故这3类服务业应是当前推进京津冀主要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
二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业均等化的步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产业对接协作的坚实基础。如果只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产业转移和合作，而城市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这类的产业合作不能持久。只有下大力度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区域公共服务发展，奠定好坚实的产业合作基础，才能有助于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逐步从中心向外围扩散，逐步推动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北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的学历与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学历较高的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位列京津冀三地第二位，而津冀诸多行业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应加大力度提高各地各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力和产业素质，共同把京津冀打造为引领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
[参考文献]
[1] 陈红霞.辽中南城市群中心城市服务业一体化发展的可 行性分析[M].城市发展研究，2012，（4）.
[2] 席强敏，孙瑜康.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优化对 策研究[M].河北学刊，2016，（1）.
[3] 于刃刚.推进京津冀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的意义与对策 [M].城市，2010，（1）.
[关键词] 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 王兆宇（1986—），男，陕西吴堡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11-0066-07 [收稿日期] 2016-09-25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交通、生态环保、产业是应持续推进的三大重点领域。作为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动力，产业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各个城市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多样化发展的服务业已成为国际都市圈支柱产业的主要特征。因此，将服务业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导产业，既符合客观的都市圈发展规律，也符合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要求。
进一步地，京津冀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各主要城市（本文指地级及以上城市，下同）之间服务业发展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强，特别是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圈层所辐射的范围不应过小。二是较农业、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异质性更强，这也为世界级城市群内部服务业分工协作提供了行业基础，从而京津冀各主要城市在发展服务业的具体行业等方面应存在一定差异性，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因此，本文从京津冀城市间服务业发展的联系强度和相对优势两个角度分析目前其现状特征，进而提出下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优化导向。
一、京津冀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从增加值数据来看，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合计规模从9864.8亿元增至35347.2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2%，超过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京津冀第一产业、京津冀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7%、13.7%、10.1%、12.6%）。这说明，这十年间京津冀的服务业增长已成为拉动本地区的绝对引擎。然而，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16.6%），京津冀合计规模占全国比重也从12.8%回落至11.5%，说明虽然京津冀服务业规模的绝对增速较快，但较全国其他经济区域而言，在这十年间还存在一定距离，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从内部结构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的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6%、18.7%和14.1%，仅天津超过京津冀年均增长率。同时，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京津冀比重从49.3%回落至47.0%，天津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占京津冀比重从16.8%提升至22.0%，河北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占京津冀比重从33.9%下降至31.0%。这显示，这十年间，虽然北京服务业仍占据京津冀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天津服务业发展较快，无论增速抑或占比，都有很大程度提升。
从就业数据和生产效率来看，2005～2014年，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778.74万人增至2728.11万人，十年间年均增长率为4.9%，超过全国、全国服务业、京津冀、京津冀第一产业、京津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3.3%、2.5%、-1%、3.2%）。虽然服务业的主要特征是吸纳社会劳动力作用强，但从行业结构上看，效率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单位增加值所吸纳的从业人员数量要少于效率相对较低的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而根据上述京津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结合其从业人员合计规模占全国比重从7.6%提升至8.7%的现状，从侧面显示了十年间京津冀服务业生产效率总体有所下降。
从内部结构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河北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8.0%和4.0%，占京津冀地区比重分别为30%、20%和50%。综合各地增加值数据情况可知，从整体趋势来看，十年间三地服务业生产效率均有很大程度提高，北京、天津、河北每生产一亿元增加值所需从业人员分别从1202人、1407人和2876人下降至538人、603人和1246人。2014年，北京用京津冀服务业3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47%的增加值，天津用京津冀服务业2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22%的增加值，河北用京津冀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数量创造了31%的增加值。总体而言，北京服务业生产效率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
二、京津冀城市间
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分析
考察京津冀服务业发展，不仅从省级区划层面剖析，还应从城市层面对比分析。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大都市圈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辐射效应，呈现出特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溢出效应。地理学家塔费认为，“经济联系强度同它们的人口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经济联系强度这一指标是对引力模型的应用而产生的，用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程度，既可以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可反映周边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本文借鉴经济联系强度[1]（P72）构建方法来分析京津冀各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建立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中，Rij是两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Fij是两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占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重，即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Pi、Pj分别是城市i、j的服务业劳动力数量，Vi、Vj分别是城市i、j的服务业经济规模；Dij是两城市i、j间的距离。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上，由于城市集聚经济主要出现在市辖区，为度量更加精准，城市服务业劳动力数量采用市辖区年末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单位是万人；城市服务业经济规模采用市辖区服务业增加值，单位是亿元，上述两个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间距离采用火车票网站上两城市间距离，单位是千米，网址为http：//search.huochepiao.com/juli/。测度结果如表3。
变量的统计特征上，2014年，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只有北京，5000亿～10000亿元的城市有天津，1000亿～5000亿元的城市有石家庄和唐山，除衡水外的其他城市数值都大于100亿元；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100万人的城市有北京和天津，10万～100万人的城市有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张家口、秦皇岛和沧州；与北京最近的城市是廊坊，最远的城市是衡水，相差375千米。
综合测算结果，京津冀城市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度具有5点主要特征：
（1）2014年，北京服务业的极化中心地位明显，对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作用程度极大，所有联系强度值均超过4000万元*万人/km2，其中，最高的是北京与天津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55.44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北京与衡水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4048.41万元*万人/km2。
（2）2014年，天津服务业增长也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同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均超过1000万元*万人/km2，其中，除北京外，最高的是天津与廊坊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7.58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天津与邢台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1227.96万元*万人/km2。
（3）综合来看，2014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超过40亿元*万人/km2的仅有北京-天津、北京-廊坊；介于10亿～40亿元*万人/km2的有4组，从大到小依次有天津-廊坊、北京-唐山、天津-唐山、北京-石家庄；除北京、天津外，其他城市间介于1000万～11000万元*万人/km2的有13组，其中，石家庄同其他城市有7组，唐山同其他城市（不含石家庄）有4组。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之间的服务业相互作用会更大。
（4）动态来看，2005～2014年，随着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明显增强。纵向比较来看，北京的极化中心地位一直较为明显；而天津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有了质的提升，特别是同邯郸、张家口、承德、邢台、衡水五地的联系强度大幅提高；石家庄同唐山、邯郸、秦皇岛、沧州四地的联系强度有较大提高；唐山同保定、廊坊、沧州三地的联系强度也提高较快。
（5）进一步地，从北京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最大，一直稳定在62%左右。北京-廊坊次之，从15.25%上升至19.57%。北京同其他城市的数值均小于7%，特别是，这些城市除沧州外，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到2014年，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的数值仍在1%以上；其他城市还不足1%，距离北京较远的邯郸、邢台、衡水不足0.5%。可见十年间，廊坊是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效应受益最大的城市，相对而言，其他城市服务业发展受益较少。
根据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可划分出以北京为核心的四大腹地类型。第一圈层是核心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0%，包括天津、廊坊，特别是京津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超过50%，可进一步划为中心腹地；北京-廊坊指数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廊坊市辖区用了较少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9.12万人）支撑了较多的服务业增加值（458.28亿元），显示了较高的服务业生产效率。第二圈层是紧密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5%，目前此圈层只有唐山市。第三圈层是竞争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包括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秦皇岛、沧州，此圈层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第四圈层是边缘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小于1%，包括承德、邯郸、邢台、衡水，此圈层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小的城市服务经济规模或者同北京过远的距离，未来仍需提高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总体而言，除廊坊外，河北其他城市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小，未来应在加快城镇化过程中，在各城市中构建与城市规模等级相配套的服务经济规模，加快同首位城市的服务经济联系程度。
三、京津冀城市群
服务业相对优势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在京津冀和全国的相对优势，本文选用区位熵[2]（P37）作为测度指标，即：
其中，LQij是城市j行业i的区位熵，表示城市j行业i的相对优势；ei表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城市j的就业总人数；Ei表示对照区域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对照区域的就业总人数。若LQij大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大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高，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若LQij小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小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低，不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 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第三产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等三类，并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细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投入产出比高等为主要特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6个行业。生活性服务业以最终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4个行业。公共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是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4个行业。因此，为确保测度结果的可比性和全局性，本文以京津冀区域和全国两个层次分别作为对照区域，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服务业14个行业数据，并整合为3类特征行业，分别测算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区位熵。
结果显示，基于京津冀地区的比较与基于全国的比较结论一致，仅是后者在数值上更大些，可以解释为由于占全国的2.25%的京津冀区域贡献了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8.7%，从而在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对照区域的测算结果来解释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的相对优势情况，可归纳出如下3点特征：
（1）从3类服务业比较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上，北京的区位熵大于1，津冀各城市的区位熵都小于1，说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在区域内最高，而津冀相对较弱。在公共性服务业上，除北京、天津、保定外，其他城市的区位熵均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公共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也侧面印证了三类行业的特征：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与城市规模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即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地位就越高，而从服务业在城市发展的异质性作用来看，一般是公共性服务业先发展，其后是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鉴于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经济差距较大，故可能出现上述3类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要说明的是，由于3类服务业是将14类服务业门类进行了归并，所以测度结果可能隐藏了一些细节差异，具体信息需要在下面的14类行业中测算分析。
（2）北京有9类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北京有6类服务业的区位熵为京津冀区域内最高，既包括具有高端服务业特点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也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此外，北京还有3类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意味着也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3）其他城市的服务业优势各有所长，且主要集中在公共性服务业。14类服务业门类中，承德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衡水的教育业、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批发零售业，邢台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天津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秦皇岛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沧州的金融业位列京津冀区域内最高，其中大部分属于公共性服务业。关于金融业在河北某些城市区位熵较高的原因，可以解释为金融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且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债券、风险投资、产权交易等）与间接融资市场（如吸收公众存款等）的行业属性明显不同，因此从业人员占比大，并非一定说明金融发展质量水平越高。此外，津冀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并不高（仅秦皇岛、石家庄、衡水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熵大于1，廊坊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于1），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14类服务业测算的总体结果与3类服务业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四、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优化导向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现状具有两大特征。第一，首位城市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向外辐射时出现断层现象，即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腹地范围过窄，仅限于天津、廊坊一带，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在距离上存在断崖式衰减形态。显然，这种现象不利于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第二，受到高端资源集聚的影响，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具有绝对的优势，相对而言，河北的公共性服务业具有一定优势。这种差异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互补的，但也显露出京津冀各主要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因此，未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优化导向。
一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服务业领域的对接协作，[3]（P30）扩大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重点以金融、技术研发和现代物流行业为着力点。从区位熵结果可见，河北的一些城市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水平，诸多港口群体优势亟待发挥，存在承接北京相应行业对接协作的基础，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下，科技研发创新合作更应成为产业对接协作的先行军，故这3类服务业应是当前推进京津冀主要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
二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业均等化的步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产业对接协作的坚实基础。如果只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产业转移和合作，而城市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这类的产业合作不能持久。只有下大力度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区域公共服务发展，奠定好坚实的产业合作基础，才能有助于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逐步从中心向外围扩散，逐步推动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北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的学历与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学历较高的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位列京津冀三地第二位，而津冀诸多行业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应加大力度提高各地各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力和产业素质，共同把京津冀打造为引领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
[参考文献]
[1] 陈红霞.辽中南城市群中心城市服务业一体化发展的可 行性分析[M].城市发展研究，2012，（4）.
[2] 席强敏，孙瑜康.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优化对 策研究[M].河北学刊，2016，（1）.
[3] 于刃刚.推进京津冀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的意义与对策 [M].城市，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