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谏”是否是吾国独有，鄙人没去研究，只知道我国历史中此类现象很多。
　　“尸谏”是畸形社会的产儿。在民主环境中，下位者所提的意见如果反映了民意，上位者不敢不听从，下位者用不着尸谏；没有反映民意，上位者的拒绝理所当然，下位者尸谏也爬不上道德制高点。而在专制社会中，上位者的权力不受制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下位者提的意见再合理，上位者不当回事，你也无可奈何，为了维护自己的某种理想，下位者只好以个人的死亡对上位者进行可怜兮兮的施压。
　　历史上第一个尸谏者是史鱼。
　　春秋时，卫国的蘧伯玉德才兼备，深受民众拥护，卫灵公却弃而不用，将弄虚作假、拍马溜须的弥子瑕当大熊猫一样养着，大夫史鱼屡次进谏，卫灵公都过耳不闻。史鱼病重，弥留时交代其子：“我在卫国，不能让国君重用蘧伯玉、疏远弥子瑕，是我这个做臣子的没有尽到纠正国君过失的责任，死了没脸享受隆重的葬礼。你就将我的尸体放在窗戶下吧！”
　　他的儿子果真这样做了。
　　卫灵公来吊唁时，看到史鱼的遗体横在窗户下，急问其故，史鱼的儿子就把史鱼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听了，深受触动，当即表态：“这是我的错误，我一定改正。”并下令给史鱼举行隆重的葬礼。后来卫灵公也真的开始“亲贤臣，远小人”。听到这件事，孔子大发感慨：“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也，不可谓直乎？”“尸谏”一词从此进入历史。
　　清代发生过两起影响很大的尸谏。
　　道光十八年（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赴广东禁烟。第二年正月抵达广州，一到任，他立即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外国鸦片商，令其迅速交出鸦片，并采取撤走买办工役、查封商馆的措施。
　　4月22日起，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87箱、2119袋，共2376254斤。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行为，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大恐慌，自私的英国人怕影响自己的税收，悍然出兵侵略中国。腐败的清王朝一战即溃。
　　为表示对英人的“友好”，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并遣戍伊犁。
　　道光帝的老师、东阁大学士王鼎一向欣赏林则徐的清廉政风和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来的气节，数次上书道光帝希望其恢复林则徐的职务，查办屈膝求和的琦善和穆彰阿，道光帝都当成耳边风。
　　不得已，王鼎“闭门自缢，冀以尸谏”。
　　另外一起尸谏则与慈禧太后有关。慈禧扶植光绪成为皇帝后，曾口头承诺将光绪所生第一个儿子入嗣同治帝，却始终没有落实到诏令里。光绪五年（1879年）3月，清廷吏部主事吴可读自请随光绪帝、两宫太后护送同治皇帝及其皇后梓宫奉安惠陵。参加完葬礼回京途中，吴可读于闰三月初五日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服毒自尽。自尽前，他除了留有一封长长的遗折，还写了5封遗书，3封给庙中住持周老道，两封给儿子吴之桓，主要内容是：一是撇清周老道的责任，二是交代后事，三是说明自杀的具体原因。
　　吴可读在遗折中说：“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因此“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
　　在吾国的文化里，大臣的“尸谏”一向是被高调称颂的，在一些人看来，好死不如歹活，既然一个人连自己这100多斤肉身都不要了，说明他对国家和皇帝绝对忠诚，寻常人做不来。其实，并非所有的尸谏都有价值。
　　尸谏有两种：一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谏，这些上谏者一般都具备关心民众、廉洁奉公、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比如春秋时的史鱼、战国时的屈原、道光时的王鼎；一是为了皇家的私事，比如谁继承皇位、是近支亲王还是远支亲王摄政等等而谏，这样的尸谏具体理由各不相同，但它从根本上维护的还是皇家的道统，谏不谏都跟咱们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表面看来是忠勇，秉持儒家之大节，客观上类乎拍马屁。
　　吴可读是个传统的读书人，他内心里未必没有家国天下之情怀，比如他在甘肃做小官时就曾给地方官建言设立牛痘局，挽救了不少幼小的生命；曾协助陕甘总督左宗棠募集白银50万两，建成甘肃贡院，免除了甘肃学子赴西安乡试之劳。他也疾恶如仇。同治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贪生怕死，听任沙俄侵略者从伊犁到乌鲁木齐一路烧杀掳掠。更可恶的是，此人纵兵诬杀老百姓200多人冒功请赏，吴可读几次上疏要求将此人斩立决，被降三级归里而无怨无悔。然而，他有关同治之嗣的尸谏却辜负了他以前的种种作为，给人一种甘为封建帝王鹰犬、竭力维护一家一族天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