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打工文学，始于十二年前。当年我的一个农村亲戚在深圳打工，回家过春节，是乘坐的飞机。那时在我们当地，别说是农民，就是在镇上和县城工作的人，也很少有坐过飞机的。这事在她的村里引起轰动，也引得议论纷纷，村里人一方面对她十分羡慕，一方面又认为她在外面肯定不干净，找钱轻松，不然哪可能舍得花钱坐飞机呢。她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长得也较漂亮，已经在外打了几年的工，这次回来，本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对象，找一个归宿，不想却遇到了困难，由于眼界已高，一般的农村小伙子她已经看不上了，而她勉强能够接受的人，却又怀疑她不洁，她在家乡，竟是无人可嫁了。在家乡难嫁人，在深圳更不可能，当地人是不会娶一个外地打工妹的，而我们家乡当年到深圳等地打工的人，又几乎都是年轻姑娘。因是亲戚，我去见她，她便向我讲了内心的苦恼。这事于我很有触动，便先后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散文和四万字的小说，当年分别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关注打工现象，并逐渐认识到打工其实是一个大题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题材。如果说十几二十年前，由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引发的打工潮，还只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一种令人瞩目的奇异景象的话，那么，今日遍及全国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则无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国社会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正在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我古老中华几千年未有的最大变局，而这变局的集中体现者，便是数以千万计并必将是数以亿计的放下手中犁锄进入工厂矿山各行各业，离开长满青草的小路踏上坚硬的水泥路的打工的人们。这样的变局理应受到文学的关注，而无数打工者的命运又是一座极为丰富的文学矿藏。中国人从来讲究的是安居乐业，是有恒产者始有恒心，是父母在不远游，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农民更是视土地为生命，把家乡当永远的家园，最大的愿望是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理想的生活是你织布来我耕田，老婆孩子热炕头，把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居无定所今日不知明日事这些东西当做人生的大不幸，而今，打工者却共同抛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他们抛弃的是农民几千年来固守的东西，选择的是一种朦胧，一种梦想。在城市，他们是失去根基的群体，只能如浮萍般随风飘荡，他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只能像古时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随命运而沉浮。他们的人生际遇，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痛苦与欢乐，他们的欲望与操守，他们的崇高与堕落，他们的汗水与血泪对城市繁荣的作用，他们的邪恶与疯狂对社会的污染与破坏，无不往上联系着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往下折射着国家社会的未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打工者就是写这个大变局，就是写这个几千年未遇的时代！
　　当然，写和写好是两回事情。这些年来，尽管我一直关注打工现象，也陆续写作和发表过一些打工文学作品，但都零零散散，不成气候，并无多少影响。只是近年来《江门文艺》专注于打工文学，我才得以较为密集地在《江》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写打工者的小说，虽然谈不上厚重，但毕竟有了更多的读者，也日益确立了我对写打工文学的自觉。
　　很感谢《江门文艺》对我的看重，我将着意深挖打工题材这口井，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打工作品来。
　　
　　责 编：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