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总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特别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即使只切中部分人群消费偏好，新兴品牌也能占据一席之地。它们崭露头角后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快速补齐短板，从而获得更长远的发展——这是14亿级消费者市场所特有的魔力。
　　当下，从国际大循环模式切换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内需的挖掘。

新国货的机遇和挑战

　　审视最近10年上演的新国货故事，逆袭的黑马们看似偶然的表现背后，其实隐藏着时代必然性。
　　一方面，新时期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由此也带来了消费心理的变化，他们呼唤更符合本土需求的产品和设计；另一方面，从消费领域的变化，又可以窥见中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是如何一步步发生，以及往产业链更高阶段爬坡之艰辛。
　　城镇化水平提高、中产崛起带来消费升级
　　咨询机构麦肯锡在2018年有过一份针对全球消费者信心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10个顶尖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17%。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和消费升级趋势有坚实的社会支撑，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在提升，中产规模持续扩大，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倍数级增长。而这些都支撑着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形成。
　　中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初30年的迅猛发展，到2010年首次超过50%。其后的十余年里，这个数字并未放缓。到2018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每提升1个百分点，意味着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客观上带来了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收入的提升表现在消费能力的提升上。201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几年内实现了倍增。2000年时，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3.91万亿元，2010年达到了15.8万亿元，2020年达到了39.2万亿元。
　　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这个群体的人口数量接近美国总人数，可以想见能释放出多大的市场空间。

　　庞大的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整体性的消费升级呼之欲出。
　　中国新生势力品牌决战性价比市场
　　国泰君安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10亿人口处于大众消费和品牌消费阶段，人口基数大，收入增长快。在这个区间，消费企业获利难度小，因而为超市、电商、国货品牌等带来巨大发展空间。以名创优品为代表的强调极致性价比的公司，正是这波浪潮的受益者。
　　中国新生势力品牌的优势在于它们更了解本土消费者的需求，能更快地迎合改变，大量运用数字化平台与消费者互动，并采用了更灵活的、由创始人主导的运营模式。此外，本土新生势力品牌能在更短的周期内提供大量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的产品，贴合本土市场和用户习惯的产品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决战性价比市场，这或许是未来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关键词。而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面向国内市场专注技术研发，避免陷入低端锁定和国内竞争对手的低端厮杀困境，成了未来生存的核心命题。
　　这或许也是当下新国货品牌们不得不克服的挑战。

“世界工厂”与人口红利会离开中国吗？

　　2005年，一个美国家庭试图用一年时间抵制中国货，最后却发现他们的生活中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这段经历和一本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起，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的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以低端、低价的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其风险在不断累积。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耗尽，刘易斯拐点将至，人口结构发生逆转。其中最重要的指标15～64岁人口的数量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占比都进入下降区间，这将是一个长期和稳定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力成本和劳动力价格都在上升，同时对资源投入颇为倚重，在环保、碳排放越来越成为主要经济体应承担的责任时，重人力投入、高能耗、高环境外部性的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许多人开始担忧，中国的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还安全吗？
　　2019年，学者施展为此赴越南考察当地的制造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他得出的结论是，越南和东南亚承接的制造业产能并非从中国转移，而是中国制造业的某种溢出。他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了某种产业链条，越南因其体量、劳动力规模和国土面积等多重因素影响，难以全盘接收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更谈不上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一些跨国公司的在华负责人则现身说法，他们的观点是劳动力成本并非业务生产成本的全部。霍尼韦尔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沈达理接受咨询机构访谈时谈道：“劳动力成本占据霍尼韦尔某些业务生产成本的60%，但效率、物流和供應链同等重要，并且存在较大的成本下降空间，有望成为制造业企业新的成本蓝海。为抵消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企业应对措施包括将工厂建在毗邻供应链中心的地带，实现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物流效率。”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从廉价劳动力转为供应链和效率优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也佐证了这种观点。2019年，该组织对23个行业、43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进行分析发现，仅有不足20%的商品贸易属于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在此前的10年里，这一比例在很多价值链中逐年降低。麦肯锡认为，除了工资成本，决策者选择生产所在地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能否在当地获取熟练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是否临近消费市场，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如何等。而这些，正成为中国制造新竞争力的来源。

超大规模市场和知识红利成就“中国质造”

　　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而言，消费市场的意义远不只降低成本层面。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曾经被视作廉价劳动力资源，但随着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它立即转化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市场。
　　当内需足够强劲，它就能成为制造的指挥棒。学者刘志彪就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视作中国制造业参与未来竞争的主要优势。
　　“主场全球化”
　　当要素价格便宜不再成为优势时，依托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企业有望锻炼出两种此前外向型经济不可能具备的能力：一是自主知识产权，二是自主品牌。刘志彪将中国在外向型发展时代的全球化称为客场全球化，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拉动力更多来自内需，将形成“主场全球化”。
　　在主场全球化时代，中国将依托内需，发展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摆脱价值链低端位置，从微笑曲线的中间走向研发设计等高端位置，提高制造业本身的附加值。
　　人才红利
　　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意味着知识人才储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依赖高技能劳动力。2000年以来，各价值链中的无形资产投资（例如研发、品牌和知识产权投资）在总营收中的占比翻了一番，从5.5%增长到13.1%。这意味着，拥有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具备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国家将获益良多。
　　而中国拥有大量的受教育群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增幅达到0.83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大幅提高，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比预计将从2020年的26%降至2025年的21%，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将从41%提高到2025年的50%。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从而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向价值链上游迁移
　　随着中国制造業依托内需沿着市场阶梯向价值链上游迁移，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中国制造所具备的低成本制造能力将成为竞争中的“大杀器”。
　　学者郭斌认为，这种低成本制造能力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它并非单纯依靠此前的廉价生产要素资源而存在，同时还来自70余年里中国所建成的完备工业体系，中国制造形成的强大生产供应链条。这种低水平制造能力覆盖了两种类型的市场，一部分是价格敏感型的性价比市场，一部分是价值敏感型的性价比市场。
　　随着企业技术、品质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价值敏感型市场会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心。在这个市场里，中国制造能做到同等价格质量最好，同样质量价格最低。“物美价廉”这个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会沉淀成“中国质造”。这也是日本制造业走向高质量形象时曾走过的路。
　　基于人均收入提升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孕育出的品牌和技术能力，加上人才红利和此前的制造能力，中国制造正在逐步升级成更具美誉度的“中国质造”，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