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是法律上规定的某一单位或个人对某项著作享有印刷出版和销售的权利，任何人要复制、翻译、改编或演出等均需要得到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否则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权行为。知识产权的实质是把人的智力成果作为财产来看待。著作权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作品的原创作者依法对其作品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为了保障作者因创作作品获得正当权益，协调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广大公众因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鼓励作者创作，促进作品传播，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世界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版权制度。
　　然而，中国的版权是从何时开始的？如何从更深层次上认识版权，从而成功地将版权文化的全貌较完整、清晰地揭示出来？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印刷术发明以前，文化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抄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况，还不存在什么版权问题。公元11世纪40年代毕昇的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一件作品可以印制多册出售，作品载体的复制品──图书，成为印刷商谋取利润的商品。为了垄断某些作品的印制与销售，印刷商将待印的作品送请官府审查，请求准许其独家经营。中国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刻印的四川眉州人王充所著《东都事略》，目录页上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的声明，这也许是中国比较早的版权声明。
　　中国从光绪晚期开始使用版权凭证，至民国时期盛行。在大清律例中，没有保护版权等有关出版的专律，仅见对诸如“造妖书妖言”“造作刻印者”等，被列入“刑律盗贼类”而加以治罪的律例。戊戌变法之后，“杂志博兴，即日报亦常装订成册，定价出售”。后随着“新政”的推行，有关出版物如新式教科书、介绍西学知识的书籍等日益增多。为了保护著作者和出版发行者的正当权益，《大清印刷物专律》《著作权律》等有关出版的“专律”相继颁行；民国初年又颁行了《出版法》。保护版权是上述法令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保护版权，一些出版者和著作者在版权页采取各种维权措施，为抵制盗版，人们开始在版权页上增加维护版权的文字说明。这种维权方法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发行者在版权页上增加的，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其版权页上即印有“书经存案，翻印必究”八字。另一种是官府在书前或书后增加保护版权的布告，如光绪三十一年出版的《蒙学体操科教书》，其版权页上除印有“版权所有，不准翻印”等文字外，书后还印有“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由“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袁”为“请各省保护版权”而出示的布告，其中明确指出：“该局（指文明书局）编译印行各书，无论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权。”
　　还有的在版权页上加钤印记以防盗版。如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四月初五日发行的《续初等代邮学问题解义》一书，在版权页上方除印有“著作权所有，图章为证”字样外，还钤有作者黄际遇的一枚“际遇”红色方形印记；另一种是加钤图书发行部门公章，如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行的《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版权页上方，在“版权所有。中无印者伪也”等文字围绕的方框内。即加钤“上海普及书局图书发行之印”蓝色篆文方印。
　　再有，在版权页上加贴发行票证以防盗版。如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小模范音乐教科书》，编者柯政和，在版权页上贴有一枚带有齿孔的彩色版权票证，票证上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票证中间印有编者红色篆书名章“柯政和印”。另一种版权票证上印的是图书发行部门的图书发行证。如《查理斯密小代数学》（宣统元年1909年9月发行）一书，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发行，译者陈和，32开，布面硬装本。在其版权页上方贴有一枚带齿孔的彩印版权票证，票证上印有“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图书发行之证”字样，四角印有“版权所有”四字。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知识产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