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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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安乐死的罪与罚，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生命法益的自我决定主义与法律家长主义的争论长久不休。我国司法实践中，支持法律家长主义有罪论，对实施安乐死采用必罚主义。但实施安乐死从教义学上入罪存在构成要件的否定、共犯责任的排除、被害人同意体系缺失生命法益这三大障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平衡法律家长主义与自我决定主义，软家长主义的发展给争议的解决带来了契机，能够在保障生命法益的同时赋予生命法益有限的支配权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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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DCX2022Y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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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安乐死的罪与罚，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生命法益的自我决定主义与法律家长主义的争论长久不休。我国司法实践中，支持法律家长主义有罪论，对实施安乐死采用必罚主义。但实施安乐死从教义学上入罪存在构成要件的否定、共犯责任的排除、被害人同意体系缺失生命法益这三大障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平衡法律家长主义与自我决定主义，软家长主义的发展给争议的解决带来了契机，能够在保障生命法益的同时赋予生命法益有限的支配权。刑法对此的回应便是明确嘱托杀人或帮助自杀的独立罪状与罪名，并辅以实施安乐死的正当出罪事由，实现对实施安乐死有限入罪，扭转实施安乐死案件有罪类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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