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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是中共“三大”召开90周年。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方针，制定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为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中共“三大”；党的建设；历史意义
中共“三大”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国情、党情，制定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为我党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共“三大”初步开创了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我党重要法宝。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1]。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有力地扩大了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力。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时说：“中国的革命，从 1924 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 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2]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成为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力量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到目前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中共“三大”初步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
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在报告里讲评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报告主要批评了党的中央工作，同时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见人见事，非常具有针对性，对党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这样来批评自己：“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3]对张国焘的批评是：“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4]在党的工作报告中，党的领导人对自己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大加批评，这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表明，我党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有着良好的批评风气。王健英评价说，“这个报告是中共历次党代大会上中央领导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最为坦诚的。”[5]王国梁认为，这是我党早期党内批评的范例，对以后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的形成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今天研究起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当前我们开展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6]
三、中共“三大”初步确立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体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党的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组织与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对党建设的意义重大。《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 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7]根据这种体制安排，一方面中央有了稳定的组织，不因各委员分散在各地而影响中央的集中领导，另一方面通过驻各地委员及时了解实际情况，倾听党员意见，有利于中央局决策切合客观实际，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走上了正轨。从中共“三大”起，这种中央和地方良性的互动模式在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这种体制还在发挥着作用，构成了我党的组织体系的鲜明特征。《组织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徐大兵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用实际行动实践民主集中制思想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8]
四、中共“三大”初步正规了党的代表会议程序
“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9]中共“三大”初步确定了党的代表会议程序。中共“三大”结束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并由瞿秋白领唱《国际歌》。此后，在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上为进行默哀和闭幕式上奏响《国际歌》成为了惯例。中共“三大”通过的《组织法》中“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前至少两个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议案互换”、“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诀，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须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这些内容和规定鲜明地体现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今天党的重要会议中仍坚持着这些制度，并日益显示出其科学性。
五、中共“三大”初步确定了党员发展的程序和规定
中共“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强调“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0]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党员发展速度加快，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420人增加了1倍多。同时，为适应中国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严格党的纪律，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发展党员做出了严格要求。在规范入党程序方面，规范了入党介绍人制度，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的规定，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根据不同的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首次，应该说这是现行党章中“自行脱党”的前生；在执行党的纪律上，增加了“严守本党的一切秘密”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共“三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举。
注释：
[1] [3] [4] [7] [10]中史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王国梁.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党内批评——《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内批评的启示[J].广东党史.2006（6），55
[8]徐大兵.中共“三大”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历史贡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9），70
[9]何华主编.新华社十六大报道组编写.继往开来一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实[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中共“三大”；党的建设；历史意义
中共“三大”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国情、党情，制定了许多关于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为我党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共“三大”初步开创了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我党重要法宝。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规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1]。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有力地扩大了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力。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时说：“中国的革命，从 1924 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 1924 年到 1927 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 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2]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成为了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壮大党的力量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到目前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中共“三大”初步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
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在报告里讲评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报告主要批评了党的中央工作，同时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见人见事，非常具有针对性，对党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这样来批评自己：“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3]对张国焘的批评是：“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4]在党的工作报告中，党的领导人对自己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大加批评，这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表明，我党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有着良好的批评风气。王健英评价说，“这个报告是中共历次党代大会上中央领导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最为坦诚的。”[5]王国梁认为，这是我党早期党内批评的范例，对以后我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的形成奠定了较为重要的基础，今天研究起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当前我们开展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6]
三、中共“三大”初步确立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体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党的建设至关重要。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性质与职权，组织与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对党建设的意义重大。《组织法》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 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7]根据这种体制安排，一方面中央有了稳定的组织，不因各委员分散在各地而影响中央的集中领导，另一方面通过驻各地委员及时了解实际情况，倾听党员意见，有利于中央局决策切合客观实际，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走上了正轨。从中共“三大”起，这种中央和地方良性的互动模式在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这种体制还在发挥着作用，构成了我党的组织体系的鲜明特征。《组织法》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徐大兵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用实际行动实践民主集中制思想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8]
四、中共“三大”初步正规了党的代表会议程序
“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9]中共“三大”初步确定了党的代表会议程序。中共“三大”结束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并由瞿秋白领唱《国际歌》。此后，在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上为进行默哀和闭幕式上奏响《国际歌》成为了惯例。中共“三大”通过的《组织法》中“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前至少两个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议案互换”、“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诀，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须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这些内容和规定鲜明地体现着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今天党的重要会议中仍坚持着这些制度，并日益显示出其科学性。
五、中共“三大”初步确定了党员发展的程序和规定
中共“三大”提出要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任务，强调“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0]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党员发展速度加快，到党的四大前，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比三大时420人增加了1倍多。同时，为适应中国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严格党的纪律，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发展党员做出了严格要求。在规范入党程序方面，规范了入党介绍人制度，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的规定，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现在；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根据不同的职业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首次，应该说这是现行党章中“自行脱党”的前生；在执行党的纪律上，增加了“严守本党的一切秘密”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共“三大”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举。
注释：
[1] [3] [4] [7] [10]中史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王国梁.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党内批评——《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内批评的启示[J].广东党史.2006（6），55
[8]徐大兵.中共“三大”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的历史贡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9），70
[9]何华主编.新华社十六大报道组编写.继往开来一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实[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