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组文章所讲述的并非精英故事,也无关中产阶级理想。在作者笔下,我们看不到老实巴交、忠厚笨拙的农民,也见不到那些诅咒世道人心的老套。作者为我们书写的,是现代中国农民那充满悲剧色彩的价值变迁与命运起伏,其中所展现的农民生存尊严与人性挣扎的图景,已远远超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现代性冲击村庄社会”这样的论述视野。陈柏峰和张世勇生动展现了新时期农民两种相互矛盾的痛苦根源:欲望的满足和不得满足;责任的实现和不得实现。现代欲望和传统责任这两股力量同时塑造、折磨着中国农民。
　　在陈柏峰笔下,“性工作的去道德化”、“混混的职业化”,从属于乡村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背景,从属于从消遣经济到劳动经济再到消费经济的历史进程。存在的失序感源于被现代性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消费能力之间的鸿沟,劳动伦理的自我放逐则意在填平这个鸿沟。这里的农民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缩影,消费攀比,面子竞争,他们被五彩世界的现实性和想象世界的真实性空前折磨。劳动伦理和道德秩序的扭曲在于欲望:现代性、消费主义、资本或货币。张世勇没有采用这种涂尔干式的现代性变迁的解释范式,而是寻求一种文化传统因素的解释——是为人父母的传统伦理责任支持不具经济理性的面子竞争。而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代际伦理责任面临严重失衡,由这失衡导致代际信任的丧失,以及更具悲剧性的一代人价值理想的最终破灭。农民父母们的传统价值体系坍塌了,却没有可供替代的价值选择。生育观念理性化的背后是价值的虚无。
　　贺雪峰因此呼吁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之间的平衡。在当代中国农村,一旦丧失“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在乎面子得失,从而将社会性价值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传宗接代”的价值理想既然遭受打击,就只能通过基于欲望的价值评价体系予以补偿,而由此所导向的价值争夺,往往不是整合了村庄的团结,而是破坏了团结,最终使得价值评价所附着的土壤——道德和伦理意义上的村庄共同体解体,农民原子化。农民变成了没有灵魂和心灵的陌生人。
　　因此,乡村变迁带来的农民价值观的转变,绝不是农民心态向小市民心态转化的正常结果,而恰是喜剧格调的反面。巨变时代的中国农民充满了不适,不仅因为目眩于现代消费价值观的魅惑力,也不仅因为深嵌于传统伦理世界之中,他被欲望和责任这两股势力同时撕扯。更实质的是,在近乎残酷的你推我挤的生存格局里,他们既无暇,也缺乏能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在这个意义上,尽一切努力,避免“多一代来绝”(见杨华文),拒绝被欲望完全压倒,是他们较为现实的选择。丧事喜办、争盖高楼、大办婚嫁都可以得到理解。在这个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所主宰的无常世界中,他们徒劳且执著地追求存在的意义和尊严。而中国农民的价值世界,其痛苦、挣扎与反抗,则可能代表了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救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