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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源远流长，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两种典型方式。16—18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
明清之际，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们为基督征服中国的“精神远征”。然而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又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中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分别激发出了“西学热”和“中国热”，成功地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一、西学东渐
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16世纪以后，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纷纷开始他们的中国之旅。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并提出对华实行“学术传教”的思想。耶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许多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传到了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天文、历算学的输入。那时，他们带来了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引起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冲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还有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西学”的窗口，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梁启超曾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
当时，中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合贯通，使中国文化注入西方先进内容，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如当时制定的《崇祯历书》，基本上代表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天文历法的水平，这本书是介绍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成为了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材料。
二、东学西渐
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通过翻译中国的古代著作，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传教士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传播到欧洲。例如，在1662年，他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智慧”丛书，包括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礼记》、《诗经》、《易经》、《孝经》等书籍。除此之外，他们努力了解中国社会，撰写了大批有关中国的书籍。现在看来，尽管在这些书中有关中国的介绍描述有些零散片面和缺乏系统化，有些过于理想化而不够客观真实，但都不同程度地向欧洲介绍了比较详实的中国情况，在欧洲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统计从1645年至1742年，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目达262部之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成为欧洲启蒙学者的精神力量。
三、平等交流
明末清初这两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场中西文化双向互动，是具有平等和对话性质的文化交流。首先，大量的翻译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双向和平等的。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宗教和科技书籍的同时，也叹服于中国的文化和繁荣，外译了大量的中国经书、古籍，并撰写书籍详细地介绍中国的全貌。其次，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和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也是双向而平等的。西学的传人使中国学者的视野得到了开阔，给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界传来了新的知识信息，使得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务实的学风，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对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经传教士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的时代里，为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辩哲学，伏尔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学说提供了养料，从而加快了近代欧洲文明诞生的脚步。哥德对埃刻曼说过这样的话：“我越来越看出，诗歌是人类所共的......‘民族文学’一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在望了，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催促它的来临”。
正如《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中所述：“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的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总之，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外国的传教士对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了解，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西学东渐”加速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东学西渐”则为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虽然以宗教为取向.以基督教为评判标准的传教士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基督教更快更彻底地征服中国，但是，那些珍贵的翻译也有其重要的正面影响，传教士做出的贡献努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核.徐光启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黄世相 李海燕.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载体原因再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4）.
[3]黄玉军.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
[4]吴强华.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J].学术月刊，2003（5）.
[5]王芳.明末清初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11）.
关键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
明清之际，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开始了他们为基督征服中国的“精神远征”。然而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又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中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分别激发出了“西学热”和“中国热”，成功地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一、西学东渐
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16世纪以后，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纷纷开始他们的中国之旅。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并提出对华实行“学术传教”的思想。耶稣会士们展示了他们带来的西方的奇器异物和科学技术，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许多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传到了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天文、历算学的输入。那时，他们带来了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引起明清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尤其是在《万国舆图》上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冲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还有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为明清中国打开了通往“西学”的窗口，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梁启超曾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
当时，中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合贯通，使中国文化注入西方先进内容，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如当时制定的《崇祯历书》，基本上代表了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天文历法的水平，这本书是介绍西方天文学的百科全书，成为了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材料。
二、东学西渐
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通过翻译中国的古代著作，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传教士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传播到欧洲。例如，在1662年，他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智慧”丛书，包括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礼记》、《诗经》、《易经》、《孝经》等书籍。除此之外，他们努力了解中国社会，撰写了大批有关中国的书籍。现在看来，尽管在这些书中有关中国的介绍描述有些零散片面和缺乏系统化，有些过于理想化而不够客观真实，但都不同程度地向欧洲介绍了比较详实的中国情况，在欧洲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统计从1645年至1742年，经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目达262部之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译著，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成为欧洲启蒙学者的精神力量。
三、平等交流
明末清初这两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场中西文化双向互动，是具有平等和对话性质的文化交流。首先，大量的翻译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双向和平等的。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宗教和科技书籍的同时，也叹服于中国的文化和繁荣，外译了大量的中国经书、古籍，并撰写书籍详细地介绍中国的全貌。其次，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和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也是双向而平等的。西学的传人使中国学者的视野得到了开阔，给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界传来了新的知识信息，使得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务实的学风，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对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经传教士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的时代里，为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辩哲学，伏尔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学说提供了养料，从而加快了近代欧洲文明诞生的脚步。哥德对埃刻曼说过这样的话：“我越来越看出，诗歌是人类所共的......‘民族文学’一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在望了，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催促它的来临”。
正如《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中所述：“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的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总之，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外国的传教士对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了解，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西学东渐”加速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东学西渐”则为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虽然以宗教为取向.以基督教为评判标准的传教士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基督教更快更彻底地征服中国，但是，那些珍贵的翻译也有其重要的正面影响，传教士做出的贡献努力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核.徐光启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黄世相 李海燕.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载体原因再探讨[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4）.
[3]黄玉军.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
[4]吴强华.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J].学术月刊，2003（5）.
[5]王芳.明末清初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