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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校书“随竟奏上”的叙录是以官文书“表”的文体形式出现的。叙录首先是“群臣上书于天子”的上行文书，然后才是书目提要。从上行文书的角度审度叙录，既可以为“表”提供较为集中的史料，从而深化对汉代官文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对叙录研究的独特视角，从而深化对叙录乃至对刘向校书工作的认识。文章认为，叙录的内容具有资于治用的外围指向以及引经据典的论述方式，这是与单纯书目提要的重要差异之处。最后，还对刘向校书同僚中的“杜参”和“富参”，以及样书分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