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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这些电话呀……
我觉得，世上的电话没有比报纸编辑的电话更烦人的了。恰拉·卡拉耶夫的电话就是如此，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显然，事情本身并非在于电话，而在于职位，也就是在于人。电话铃的多寡直接同坐在编辑桌子后的那个人的性格是否果断成比例。恰拉·卡拉耶夫刚刚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这个位置被萨拉·托拉耶夫占用，桌上的这部电话机就像被悄悄调换了一样，再也不吭声，犹如被掐断了线路！
已经习惯于办公室电话铃声的同僚们无论再怎么细听，他们的耳朵也捕捉不到类似的声音。新编辑的电话机始终沉默着。
日子过去了几天，几星期。报纸按部就班地出版着……
可能是关于他办公室里如此反常安静的议论传到了编辑本人耳朵里，一天早上，他把责任秘书叫到身边：
“您在编辑部工作很久了吗？”
这么一问引起了秘书的戒心。
“很快就一年了。将……就是说我……”
“没什么……话题与您无关。我是想问，”托拉耶夫看了一眼秘书，“如果您在这里工作了快一年，那可能知道……为什么我桌上的电话机不响了？”
秘书舒了一口气，诡秘地笑了。
“我们大家也正为此惊讶呢，萨拉·托拉耶维奇。”
编辑没有领会暗示。
“怎么做才能使它响起来？”
“应当考虑考虑。”责任秘书的回答很模糊。
第二天，编辑一上班又把责任秘书叫到跟前。
“怎么样？想好了吗？”
“想过了。”责任秘书说着把一份稿子放到桌上。
“这是什么？”
“这个？我的杂文呗。”
“怎么，您写杂文？”
“偶尔，有时遇到极其有意思的事情。”
“这样啊……”编辑瞥了一眼稿子，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吐着烟浏览稿件。
“喂，不同寻常啊！您认真核对过事实吗？”
“那当然。必须核实。如果我自己不相信，一行也不会写。”
“这样啊……”托拉耶夫重复着陷入沉思。
他犹豫不决地坐了两分钟，然后伸手拿起红铅笔。
“这篇杂文似乎不错，但仍然需要确认一下事实。这个……”他说着一行接一行地做出标记。
“请放心，全部事实都经过了认真核对，萨拉·托拉耶维奇。”责任秘书试图说服他。
“不行！不行！”编辑摇着头反驳道，“必须再核实一遍，必须。”
责任秘书还没来得及在身后带上办公室门，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起初，托拉耶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盯住复活的电话机。没错，没错，电话铃又响了。编辑急忙抓起话筒。
“是您吗，托拉耶夫同志？”那边的声音有些胆怯。
“正是我。”
“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我能为您效劳吗？”
“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从何讲起好，托拉耶夫同志……”
“那就从头讲起。”
“嗯，好的……我想透露给您一个重大问题……是的，特别重大的问题……怎么对您叙述呢？我不希望任何人承受如此的压力。很难对别人把你不了解的事情一下子解释清楚……关于您这个人聪明并且善解人意，我听说的太多了。都说您不曾委屈过一个人。百姓传说的从没有假话。我相信，这符合真理的事实……”
“您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人所共知……”
“那就直说，不必拘束！”
“这就说，托拉耶夫同志。听说您手里有谢尔维洛夫的黑材料……”
“谁？不明白。”
“谢尔维尔，您听见了吗？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谢尔维洛夫。”
“那您是谁？谢尔维洛夫？”
“我？”
“对，就是您。”
“怎么跟您说呢……我和他，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虽然非亲非故……但我和他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接下来呢？您认为这份材料不公正？”
“不是的……”
“那为要何打电话？”
“嗨，俗话说，天下哪有不犯错误的人。我们已经狠狠教训了他。他再也不会做这种蠢事了。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您想办法不在报纸刊发这份材料。一些上层人士将会感谢您。我们将永远记住您的好处……”
托拉耶夫刚把话筒搁下，电话铃又响了。他觉得这次铃声比刚才响得刺耳些。
编辑拿起话筒，传来阿谀奉承、讨好巴结的声音。
“是托拉耶夫同志吗？”
“正是本人。”
“您好啊，托拉耶夫同志！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一切都顺利吗？身体好吗？”
“谢谢，凑合吧。”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健康……”
“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重大问题，托拉耶夫同志……”
“我在听呢。”
“我始终认為您是一位体谅民情的人。我不会错的。只有通情达理的人才可胜任报纸编辑，不可能相反。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您想让我做什么？”
“是的，当然啦……”
“您终于要说出来了。什么事？”
“说实话，编辑同志，我就是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的叔叔，是他直系的亲叔叔。我听说，有人写了关于他的杂文。自从我得知此事后，心里就平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倘若真有人写出这种杂文，而且要见报，那我们全家比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本人还要痛心。您是不久前才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还不了解我们家。只要我们活着就能见面，自然也会相互了解。我是村子里的知名人士之一。简而言之，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我侄儿的那篇杂文非常有损于我的威信。很多人会失望。毕竟也会出现高兴的人，糟糕就糟糕在这儿。心胸狭窄的人将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嫉妒别人的坏人很多……因为自己的行径，这个蠢货已经被我们惩罚了，被好好收拾了一顿。请您相信！我们已经严厉地训斥了他。所以嘛……假使可以的话……请您尽力……我们会非常珍视您的善意……” 第三次来电话的时候，铃声比前两次拖拉得更长，但是，托拉耶夫却觉得声音不大，而且很溫和。双方互报家门以后，来电者并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抖落出自己的问题。编辑根据对方语气和第一句话，马上揣测到将要谈什么，所以急忙做出结论：
“您如此迫不急待地表达抱怨，使我疑窦顿生：您不是谢尔维洛夫本人吧？”
“怎么可能呢，难道谢尔维洛夫有胆子打电话给您这样的人士？他永远也不敢给您添堵啊！”诉苦的声音哀求起来。“他本人很难堪，也很窘迫……我是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的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最知己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尽管我是他朋友，但我们心心相映，我一点也不为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感到惋惜……请您相信我！有了过错，自己就得负责……我情绪难以平静是其他原因。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还年轻，未来的生活道路还很漫长。知道嘛，他不久前结婚了。哇，他妻子好得不可思议！四个月前他们的小宝宝才出生。小男孩太可爱了，简直是百看不厌！轻轻拍一下他的小手心，他立刻甜甜地一笑，小眼睛那么机灵地看着你，小胖脚丫子不停地挪来捣去，笑得那么开心！……我可怜的是无辜的妻子和无辜的婴儿啊……编辑同志，也许，您明白我想说什么……”
家庭，妻子，孩子，魔力十足的词语。它们对人具有软化心肠的作用。倘若谢尔维洛夫这样的人能够给予这些词语应有的重视，就不会出现诸如自私自利、只顾满足个人私欲、一脑门子个人癖好……这些现象。
谢尔维洛夫的朋友或是狡猾的人，或是精于算计的人。他大谈妻子和孩子，深知要拨动对方的哪一根心弦。他的话的确触动了托拉耶夫。编辑放下话筒，陷入了沉思。
“如果不刊发杂文，或许实际作用会更好？有必要让公众来讨论这事吗？或者把材料寄给农场，建议他们开会讨论和采取措施？……”
假如电话铃没有第四次响起来，假如它再沉默一会儿，那么萨拉·托拉斯耶夫可能就决定这么办了。他心怀这样的意向，伸手准备摁电铃，打算把杂文作者叫过来……可是，他的手指还没接触到按钮，电话铃响了。准确地说，不是响起来，而是尖叫起来，而且是歇斯底里地尖叫。电话机几乎跳起来，尖厉的声音响彻宽敞的办公室。
铃声过后传来的声音低沉而威严，不像是刚才的那位。
“喂！喂！是谁呀？”
“托拉耶夫。”
“那就是编辑本人了。你知道自己在同谁讲话吗？”
“不知道，猜不着。”
“但愿你熟悉我的声音。”
“不管您是谁，我都不认识。”
“竟然如此！你以为当了编辑就可以趾高气扬了？”男低音很有气势地咳嗽了一声，自报了家门。“现在你知道了吧？”
“是的，我现在知道了。”
“嗯，既然知道了，那就听我说。”
“我听着呢。”
“除了吩咐部下撰写谢尔维洛夫的杂文，难道你就没有其他正事干了吗？”
“我没有吩咐任何人，杂文是作者自己写的。”
“谁写的？！”
“我的一位同事。”
“我理解你，”男低音的口气缓和下来，“你有责任保守编辑部的秘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赞同，也是必须的。只不过……你听着呢吗？”
“听着哪。”
“既然你听着，那我就要问问你。你知道谢尔维洛夫兄弟的工作身份吗？”
“他兄弟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问你，知道谢尔维洛夫兄弟的工作身份吗？”
“不知道。”
“遗憾。你应当知道。”
“他兄弟是谁对我来说无所谓。”
“你还年轻，所以愚蠢！怎么能无所谓呢？！你还得工作，还要进步嘛！”
“您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听不懂！我要做的就是提醒你。勿谓言之不预也，事后说自己弄错了……哼！”
第四次电话铃之后，好像有一朵乌云压住了编辑心头，他愁眉苦脸地放下电话筒时手都在颤抖。责任秘书很快就要过来商讨下一期报纸的事。可编辑已经等不到那一刻，他坐不住了，亲自找到编辑。
“您的那篇杂文呢？”
“您自己说过，事实……”
萨拉·托拉耶夫容不得他继续讲下去，打断道：
“全部事实都确认了。马上发排，明天见报，让公众了解。”
责任秘书等的就是这个。杂文马上就送去排版了。果然第二天就见了报。
从那天起，新任编辑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一个接一个。编辑部里，责任秘书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
（译自弗·吉托娃俄文译本）
库尔班杜尔德·库尔班萨哈托夫（1919—1992），土库曼斯坦当代作家，翻译家。毕业于国家师范学院。曾任土库曼斯坦作家协会主席，红旗勋章和劳动勋章获得者。有多部著作出版。
栏目责编：孙伟
我觉得，世上的电话没有比报纸编辑的电话更烦人的了。恰拉·卡拉耶夫的电话就是如此，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显然，事情本身并非在于电话，而在于职位，也就是在于人。电话铃的多寡直接同坐在编辑桌子后的那个人的性格是否果断成比例。恰拉·卡拉耶夫刚刚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这个位置被萨拉·托拉耶夫占用，桌上的这部电话机就像被悄悄调换了一样，再也不吭声，犹如被掐断了线路！
已经习惯于办公室电话铃声的同僚们无论再怎么细听，他们的耳朵也捕捉不到类似的声音。新编辑的电话机始终沉默着。
日子过去了几天，几星期。报纸按部就班地出版着……
可能是关于他办公室里如此反常安静的议论传到了编辑本人耳朵里，一天早上，他把责任秘书叫到身边：
“您在编辑部工作很久了吗？”
这么一问引起了秘书的戒心。
“很快就一年了。将……就是说我……”
“没什么……话题与您无关。我是想问，”托拉耶夫看了一眼秘书，“如果您在这里工作了快一年，那可能知道……为什么我桌上的电话机不响了？”
秘书舒了一口气，诡秘地笑了。
“我们大家也正为此惊讶呢，萨拉·托拉耶维奇。”
编辑没有领会暗示。
“怎么做才能使它响起来？”
“应当考虑考虑。”责任秘书的回答很模糊。
第二天，编辑一上班又把责任秘书叫到跟前。
“怎么样？想好了吗？”
“想过了。”责任秘书说着把一份稿子放到桌上。
“这是什么？”
“这个？我的杂文呗。”
“怎么，您写杂文？”
“偶尔，有时遇到极其有意思的事情。”
“这样啊……”编辑瞥了一眼稿子，点燃了一支香烟。
他吐着烟浏览稿件。
“喂，不同寻常啊！您认真核对过事实吗？”
“那当然。必须核实。如果我自己不相信，一行也不会写。”
“这样啊……”托拉耶夫重复着陷入沉思。
他犹豫不决地坐了两分钟，然后伸手拿起红铅笔。
“这篇杂文似乎不错，但仍然需要确认一下事实。这个……”他说着一行接一行地做出标记。
“请放心，全部事实都经过了认真核对，萨拉·托拉耶维奇。”责任秘书试图说服他。
“不行！不行！”编辑摇着头反驳道，“必须再核实一遍，必须。”
责任秘书还没来得及在身后带上办公室门，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起初，托拉耶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讶地盯住复活的电话机。没错，没错，电话铃又响了。编辑急忙抓起话筒。
“是您吗，托拉耶夫同志？”那边的声音有些胆怯。
“正是我。”
“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我能为您效劳吗？”
“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从何讲起好，托拉耶夫同志……”
“那就从头讲起。”
“嗯，好的……我想透露给您一个重大问题……是的，特别重大的问题……怎么对您叙述呢？我不希望任何人承受如此的压力。很难对别人把你不了解的事情一下子解释清楚……关于您这个人聪明并且善解人意，我听说的太多了。都说您不曾委屈过一个人。百姓传说的从没有假话。我相信，这符合真理的事实……”
“您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人所共知……”
“那就直说，不必拘束！”
“这就说，托拉耶夫同志。听说您手里有谢尔维洛夫的黑材料……”
“谁？不明白。”
“谢尔维尔，您听见了吗？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谢尔维洛夫。”
“那您是谁？谢尔维洛夫？”
“我？”
“对，就是您。”
“怎么跟您说呢……我和他，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虽然非亲非故……但我和他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接下来呢？您认为这份材料不公正？”
“不是的……”
“那为要何打电话？”
“嗨，俗话说，天下哪有不犯错误的人。我们已经狠狠教训了他。他再也不会做这种蠢事了。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您想办法不在报纸刊发这份材料。一些上层人士将会感谢您。我们将永远记住您的好处……”
托拉耶夫刚把话筒搁下，电话铃又响了。他觉得这次铃声比刚才响得刺耳些。
编辑拿起话筒，传来阿谀奉承、讨好巴结的声音。
“是托拉耶夫同志吗？”
“正是本人。”
“您好啊，托拉耶夫同志！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一切都顺利吗？身体好吗？”
“谢谢，凑合吧。”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健康……”
“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重大问题，托拉耶夫同志……”
“我在听呢。”
“我始终认為您是一位体谅民情的人。我不会错的。只有通情达理的人才可胜任报纸编辑，不可能相反。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您想让我做什么？”
“是的，当然啦……”
“您终于要说出来了。什么事？”
“说实话，编辑同志，我就是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的叔叔，是他直系的亲叔叔。我听说，有人写了关于他的杂文。自从我得知此事后，心里就平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倘若真有人写出这种杂文，而且要见报，那我们全家比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本人还要痛心。您是不久前才到我们这边来的，所以还不了解我们家。只要我们活着就能见面，自然也会相互了解。我是村子里的知名人士之一。简而言之，直言不讳地说，关于我侄儿的那篇杂文非常有损于我的威信。很多人会失望。毕竟也会出现高兴的人，糟糕就糟糕在这儿。心胸狭窄的人将冷嘲热讽、幸灾乐祸。嫉妒别人的坏人很多……因为自己的行径，这个蠢货已经被我们惩罚了，被好好收拾了一顿。请您相信！我们已经严厉地训斥了他。所以嘛……假使可以的话……请您尽力……我们会非常珍视您的善意……” 第三次来电话的时候，铃声比前两次拖拉得更长，但是，托拉耶夫却觉得声音不大，而且很溫和。双方互报家门以后，来电者并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抖落出自己的问题。编辑根据对方语气和第一句话，马上揣测到将要谈什么，所以急忙做出结论：
“您如此迫不急待地表达抱怨，使我疑窦顿生：您不是谢尔维洛夫本人吧？”
“怎么可能呢，难道谢尔维洛夫有胆子打电话给您这样的人士？他永远也不敢给您添堵啊！”诉苦的声音哀求起来。“他本人很难堪，也很窘迫……我是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的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最知己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尽管我是他朋友，但我们心心相映，我一点也不为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感到惋惜……请您相信我！有了过错，自己就得负责……我情绪难以平静是其他原因。谢尔维尔·谢尔维洛维奇还年轻，未来的生活道路还很漫长。知道嘛，他不久前结婚了。哇，他妻子好得不可思议！四个月前他们的小宝宝才出生。小男孩太可爱了，简直是百看不厌！轻轻拍一下他的小手心，他立刻甜甜地一笑，小眼睛那么机灵地看着你，小胖脚丫子不停地挪来捣去，笑得那么开心！……我可怜的是无辜的妻子和无辜的婴儿啊……编辑同志，也许，您明白我想说什么……”
家庭，妻子，孩子，魔力十足的词语。它们对人具有软化心肠的作用。倘若谢尔维洛夫这样的人能够给予这些词语应有的重视，就不会出现诸如自私自利、只顾满足个人私欲、一脑门子个人癖好……这些现象。
谢尔维洛夫的朋友或是狡猾的人，或是精于算计的人。他大谈妻子和孩子，深知要拨动对方的哪一根心弦。他的话的确触动了托拉耶夫。编辑放下话筒，陷入了沉思。
“如果不刊发杂文，或许实际作用会更好？有必要让公众来讨论这事吗？或者把材料寄给农场，建议他们开会讨论和采取措施？……”
假如电话铃没有第四次响起来，假如它再沉默一会儿，那么萨拉·托拉斯耶夫可能就决定这么办了。他心怀这样的意向，伸手准备摁电铃，打算把杂文作者叫过来……可是，他的手指还没接触到按钮，电话铃响了。准确地说，不是响起来，而是尖叫起来，而且是歇斯底里地尖叫。电话机几乎跳起来，尖厉的声音响彻宽敞的办公室。
铃声过后传来的声音低沉而威严，不像是刚才的那位。
“喂！喂！是谁呀？”
“托拉耶夫。”
“那就是编辑本人了。你知道自己在同谁讲话吗？”
“不知道，猜不着。”
“但愿你熟悉我的声音。”
“不管您是谁，我都不认识。”
“竟然如此！你以为当了编辑就可以趾高气扬了？”男低音很有气势地咳嗽了一声，自报了家门。“现在你知道了吧？”
“是的，我现在知道了。”
“嗯，既然知道了，那就听我说。”
“我听着呢。”
“除了吩咐部下撰写谢尔维洛夫的杂文，难道你就没有其他正事干了吗？”
“我没有吩咐任何人，杂文是作者自己写的。”
“谁写的？！”
“我的一位同事。”
“我理解你，”男低音的口气缓和下来，“你有责任保守编辑部的秘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赞同，也是必须的。只不过……你听着呢吗？”
“听着哪。”
“既然你听着，那我就要问问你。你知道谢尔维洛夫兄弟的工作身份吗？”
“他兄弟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问你，知道谢尔维洛夫兄弟的工作身份吗？”
“不知道。”
“遗憾。你应当知道。”
“他兄弟是谁对我来说无所谓。”
“你还年轻，所以愚蠢！怎么能无所谓呢？！你还得工作，还要进步嘛！”
“您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听不懂！我要做的就是提醒你。勿谓言之不预也，事后说自己弄错了……哼！”
第四次电话铃之后，好像有一朵乌云压住了编辑心头，他愁眉苦脸地放下电话筒时手都在颤抖。责任秘书很快就要过来商讨下一期报纸的事。可编辑已经等不到那一刻，他坐不住了，亲自找到编辑。
“您的那篇杂文呢？”
“您自己说过，事实……”
萨拉·托拉耶夫容不得他继续讲下去，打断道：
“全部事实都确认了。马上发排，明天见报，让公众了解。”
责任秘书等的就是这个。杂文马上就送去排版了。果然第二天就见了报。
从那天起，新任编辑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一个接一个。编辑部里，责任秘书高兴得简直心花怒放。
（译自弗·吉托娃俄文译本）
库尔班杜尔德·库尔班萨哈托夫（1919—1992），土库曼斯坦当代作家，翻译家。毕业于国家师范学院。曾任土库曼斯坦作家协会主席，红旗勋章和劳动勋章获得者。有多部著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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