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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西南联大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乃至为人类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其中不仅有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还有大批科学上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以及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大师之大》介绍，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评的学部委员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西南联大；获得两弹一星奖章的二十三人中，有八名来自西南联大；主持人工合成胰岛素科研工作、并在世界上最早成功的著名科学家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首批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五个中国人中，有四人来自西南联大；国际知名学者何炳棣、王浩、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等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大都是社会上的栋梁俊才。一所学校在短短的八年里，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培养了这么多的人才，确实是古今中外教育上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
西南联大唤起今人深情的缅怀，西南联大光彩照人，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文章这几年也不断增多。其中刘宜庆先生新近出版的《大师之大》，慧眼独具地阐发出西南联大人——这些大师身上光照千秋的“士人精神”是空前绝后的。这样说，绝非耸人听闻，而是那个时期盛行于教育界、知识界的“士人精神”，虽是古代士人精神操守的发扬光大，却在境界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涵有古代士人的高风亮节，又饱含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这种产生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与民族救亡运动交汇而成的时代潮流中的“士人精神”，是中国现代教育、现代文学、现代学术中隐含的那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士在中国古代泛指读书人、文人、有学问的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统、道统的创造者及传承人。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个独立的阶层，其生存并不依附于统治者或权力集团。先秦的士与其供职的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带有交易性质、隐含契约意义的关系，并非像秦、汉以后的士完全“卖身”与官场，除了攀援在权力体系上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做皇家的奴婢。先秦的士与国君讨论天下大事、共商大政方针时，都是坐在国君面前说话，几乎与国君“平起平坐”，并非像后来的廷臣那样毕恭毕敬地站在皇帝面前待命；也没有后来的士那种在统治者面前唯命是从、诚惶诚恐的心态。先秦的国君在士的眼中，不过是个为了实现自己胸志抱负而可利用的对象，一旦不好利用，便“好干就干，不好干另寻高就”，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先秦的士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与统治者不相干的自身的精神诉求，形成了士独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品质，所谓“士人精神”是也。实际上“士人精神”在先秦并不仅仅局限于士的阶层，而是受到全社会的推崇，并成为先秦贵族阶层效法的人生圭臬。
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有首诗几乎家喻户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通晓易懂，谁都能看出全诗的光点在“不肯过江东”。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笔者上学时读这首诗百思不得其解：江东沃野千里，鱼米之乡，有千百万项羽的父老乡亲，东山再起仍可期呀！直到后来工作中重读《项羽本纪》，才明白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崇高意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有愧于心，终于放弃了生还的机会，毅然地选择了死——“以死谢江东父老”。项羽的弃生赴死，是刘邦一类流氓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也让后人扼腕不已，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然而“不肯过江东”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一种动天地、泣鬼神的凛然壮举，铸就了一个知耻者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为中国传统文化谱写了一曲永不衰退的精神绝唱。项羽失去了生命，却留下了涵盖千秋的知耻精神。
知耻是人类道德的基石，是社会良好风气的源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品质。人一旦不知耻了，必定堕为类似动物的“非人”，什么丑事、恶事、无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先哲言简意赅地告诫世人：“无耻之耻，无耻矣！”所以我们的先人将知耻视为“士人精神”的灵魂，是士人为人处世的生存底线，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原始动力。因为知耻，士人才有了：
“见侮而不斗，辱也”的理念；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的操守；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的信念；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天则；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坚守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可谓小人矣”的训诫；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义；
“男儿马革裹尸还”的壮志；
“还我河山”的气概；
“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的风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
……
毋宁说，先秦的“士人精神”是独立于权力、国君之外士的人格风貌。但是，后来这种以知耻为灵魂的“士人精神”，在始于秦汉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下，成了脆弱的流风余绪，仅在书本上及个别人身上延续着它的香火，待到最黑暗、最残酷的满清文字狱肆虐时期，“士人精神”几近灭绝。1840年大英帝国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耻辱，却也唤起了这个民族的觉醒，凡有见识的士人都发现，满清统治赖以存在的专制主义是一种落后、腐朽的体制，朝廷中一些开明的高官也认识到只有开展“洋务”才是出路——西风东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愈演愈烈的。濒临消亡的“士人精神”在晚清时期的西风东渐中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助其发扬光大，终于在民国初叶一代有着留学欧美背景的知识分子那里，被深化成一种新的“士人精神”，且在整个知识界、教育界发展为一种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刘宜庆先生在《大师之大》中不吝笔墨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南联大人身上勃发的这种“士人精神”之风采。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都接受过传统教育，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熏陶。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在这种熏陶中潜移默化为西南联大人终生不移的精神操守与道德品质。他们虽然大都有过留学欧美的经历，但西方社会的“眼花缭乱”并没有销蚀他们自幼在传统文化熏陶中确立起来的“士人精神”。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晚清以前的中国读书人，也都有过传统文化熏陶中对“士人精神”的崇奉；再者，西方社会的“眼花缭乱”，之所以没有销蚀清末民初那代留学生的“士人精神”，最重要的原因是，“士人精神”中的价值观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并不相悖，其本质的方面是暗合一致的。例如先秦时期士人与国君的平起平坐，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意识实质上是一样的。何况，当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这种精神操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升华至一个更高的境界时，他们崇奉的“士人精神”非但没有受到异国文化的冲击，反而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交融出一种新的、更加丰富厚重的“士人精神”。《大师之大》沿着作者辟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融合”的思路，对那代教授学者的这种“士人精神”做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使他们的“士人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既蕴含士的精神立场，又洋溢着他们的理想追求。这一思想渗透在全部的中国文化中。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自幼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培养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不管是国内上学，还是海外留学，个人的志向、民族的命运、家国的前途都在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情怀中一脉相承，并浑然而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与奋斗目标。《大师之大》特别指出，这代教授学者大都在欧美国家受过良好的教育，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先进与发达。但他们都放弃了留在那里工作的机会——可以在优越的条件下从事他们热爱的专业，享受远优于国内的物质生活。毋宁说，他们在国外的个人前途都是美好而又充满希望的。然而，这些有着家国情怀的莘莘学子都毅然地选择了回到贫苦落后的祖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这种伟大的情怀付诸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艰苦实践中。
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拥有了现代文明的意义，他们的家国情怀才在那个战争年代里升华出一种何等高远的世界眼光。这些教授学者们都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中国持久的抗战增添了坚强的信心与必胜的希望。作为西南联大人，正是在这种宽广博大的世界眼光中，为必将到来的重建家园做着他们能做的工作，尽着他们应尽的义务——为国家的未来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西南联大人的家国情怀，他们的爱国精神，因此而更加熠熠生辉，他们承袭的古代“士人精神”也在“世界眼光”中实现了光荣的突变与升华。士最看重的人格风骨，最热忱的入世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中国古代士的人格风骨最令人敬仰，也最让后人汗颜。士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浩卷繁帙的史书中最光彩照人的部分，也是人们看历史小说时最受感动的故事。虽然古代士眼中的人格，远没有人类现代文明中关于人的“健全的、完整的”意义，但其精神操守的价值却是永恒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中的风骨，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他们执著的理念、操守、气节，都立于忠孝仁义思想的基础上，都以捍卫神圣不可动摇的“礼”为前提，从而使这种风骨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洁身自好”上；那么，西南联大一代知识分子的“士人精神”，则是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的体现，更多的是个体的人对那些有悖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常理、有违历史发展潮流的做法，敢于说不、敢于不合作的大无畏的勇气了。《大师之大》中对此都有传神的描述。
像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根本不理睬当局向学校提出的要求，在保护师生的权利上，梅校长都是是毫不含糊的，西南联大成功地抵制国民党政府企图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像张奚若、贺麟等一些著名教授不为政府的高官厚禄所动……等等这类故事，都是《大师之大》中精彩的篇章，彰显了这些教授学者身上“士人精神”瑰丽夺目的风采。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入世精神，但他们的入世精神是主动的、积极的、毫无退让的。他们的入世，首先是为了救世：为了刷洗一百多年来外强加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无尽的耻辱；为了使这个民族觉醒走向现代理性；为了使这个国家发展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人生追求、个人的抱负和理想，都与这个民族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历史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从西南联大人入世精神的实践中可以看出，那代知识分子的入世大都表现为各种方式的参政议政，这种参政议政绝不是弘扬“封建社会”的颂圣文化，而是对当局的政策行为指出弊端、批评错误，表现出一种与政府相对独立的人格立场与精神操守。这一点与古代士的为君主统治服务是完全不同的。这是西南联大人身上的“士人精神”与古代“士人精神”的根本差异。不难看出，这个“差异”意味着中国读书人关于人的意义、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为人立世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历经两千多年，在西南联大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是《大师之大》从“士人精神”的历史演变中，揭示出的最重要的思想。
批判精神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它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中独有的一种品质，更是知识分子从事科学探索、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时不可替代的思想能力。有史可查的所有科学发明、学术创建、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对经典结论、历史文化、社会问题，对人性与人生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原理，恩格斯在其《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借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做了精辟的概括：“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的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已渐消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亵渎”、“叛逆”，含有批判、变革的意思，实际上所有的变革都是以批判为前提、为条件的，且在批判中完成。
西南联大人在《大师之大》中被尊为大师的主要原因，是源于他们那博大深厚的知识学养、卓然不群的学术创建，以及泽被后世的教学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西南联大人的知识学养与事业成就，都是其批判精神结出的硕果。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的批判精神——他们的问题意识——“为什么”是怎样生发出来的？ 西南联大时期那代教授学者，虽然年幼时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上学或教学时，满清王朝已经不得不跟随时代发展潮流，引进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体制与教学内容，致使中国教育在宗旨上、理念上、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教育的宗旨与理念变化为“教育是为了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那么，具体的课堂教学则是围绕“人”灌输人文精神，传授经验知识，讲授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方法。所以，逻辑推理贯穿在数理化等课堂教学的全部过程中。而“为什么”则是逻辑推理的起点，也就是说，所谓“获得知识的方法”其实就是解答“为什么”的过程，这是现代课堂教学中一条不可动摇的教育原则，也是课堂教学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之所在。于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师群体，是一个十分奇特却又耐人寻思的现象：这些大师无疑都受过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只承袭了古代“士人精神”的衣钵，在接受现代教育传授“获得知识的方法”中，却有意无意地摒弃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兴趣盎然地进入了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中，当他们到欧美国家留学时，这种发端于兴趣的“为什么”，便在一种全新的生活条件与学习环境中，升华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所以那代大师普遍具有一种本能的问题意识——凡事问“为什么”，这是上述他们的批判精神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大师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时期，这种碰撞本身便引出了太多太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人，谁也不会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关心这些问题必然地引起当时人“为什么”的质疑。例如当年的冯友兰、任鸿隽、竺可桢等学者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文化界不啻为石破天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人类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百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所以说当年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论战引发的“为什么”，又是那代大师拥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原因。
今日的中国教育界，虽然对那代教授学者表现出由衷的景仰，对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赞羡不已，却鲜有人从西南联大人身上发现，以“为什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才是西南联大教学实践最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却让当代大学教授与中小学教师借鉴时捉襟见肘，因为以“为什么”主导课堂教学之所以可能，是以授课人的丰富知识与深厚学养为条件的，“为什么”教学中的旁征博引与举一反三，以及不可或缺的深入浅出，都源于教授、教师平日的知识积累与学问造诣，当“教书匠不读书”已成当代教育界普遍现象时，西南联大人的“经验”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何况西谚有云“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难）”。众所皆知，当代的教授、教师们大都已不会提问题了。不会提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读书的当代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知识贫乏、学养浅薄、思想缺位，这样“捉襟见肘”的教授、教师，其精神家园肯定是荒凉的。
然而，即便“为什么”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为什么”，所以西南联大人特别看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那些教授学者眼中，自由不仅意味着一种宽松的环境，更是一种价值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个性，才会思想，才拥有“活的灵魂”——这是构成“人”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是那代大师曾经誓死捍卫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大师之大》中浓墨重彩地再现了西南联大人捍卫自由的感人事迹，他们对自由的坚强信念。西南联大人面对强权的坚定不移与不屈不挠，捍卫了西南联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使西南联大在炮火连天的八年里，成为知识分子自由翱翔的天地。既培养了前述那么多的优秀学子，又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成果，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骄傲，成为一座岿然屹立、彪炳史册的丰碑。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西南联大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乃至为人类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其中不仅有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还有大批科学上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以及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大师之大》介绍，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评的学部委员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西南联大；获得两弹一星奖章的二十三人中，有八名来自西南联大；主持人工合成胰岛素科研工作、并在世界上最早成功的著名科学家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首批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五个中国人中，有四人来自西南联大；国际知名学者何炳棣、王浩、殷海光、著名作家汪曾祺等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大都是社会上的栋梁俊才。一所学校在短短的八年里，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培养了这么多的人才，确实是古今中外教育上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
西南联大唤起今人深情的缅怀，西南联大光彩照人，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文章这几年也不断增多。其中刘宜庆先生新近出版的《大师之大》，慧眼独具地阐发出西南联大人——这些大师身上光照千秋的“士人精神”是空前绝后的。这样说，绝非耸人听闻，而是那个时期盛行于教育界、知识界的“士人精神”，虽是古代士人精神操守的发扬光大，却在境界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涵有古代士人的高风亮节，又饱含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这种产生于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与民族救亡运动交汇而成的时代潮流中的“士人精神”，是中国现代教育、现代文学、现代学术中隐含的那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先秦的士及其精神
士在中国古代泛指读书人、文人、有学问的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统、道统的创造者及传承人。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个独立的阶层，其生存并不依附于统治者或权力集团。先秦的士与其供职的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带有交易性质、隐含契约意义的关系，并非像秦、汉以后的士完全“卖身”与官场，除了攀援在权力体系上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做皇家的奴婢。先秦的士与国君讨论天下大事、共商大政方针时，都是坐在国君面前说话，几乎与国君“平起平坐”，并非像后来的廷臣那样毕恭毕敬地站在皇帝面前待命；也没有后来的士那种在统治者面前唯命是从、诚惶诚恐的心态。先秦的国君在士的眼中，不过是个为了实现自己胸志抱负而可利用的对象，一旦不好利用，便“好干就干，不好干另寻高就”，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先秦的士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与统治者不相干的自身的精神诉求，形成了士独有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品质，所谓“士人精神”是也。实际上“士人精神”在先秦并不仅仅局限于士的阶层，而是受到全社会的推崇，并成为先秦贵族阶层效法的人生圭臬。
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有首诗几乎家喻户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通晓易懂，谁都能看出全诗的光点在“不肯过江东”。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笔者上学时读这首诗百思不得其解：江东沃野千里，鱼米之乡，有千百万项羽的父老乡亲，东山再起仍可期呀！直到后来工作中重读《项羽本纪》，才明白了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崇高意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有愧于心，终于放弃了生还的机会，毅然地选择了死——“以死谢江东父老”。项羽的弃生赴死，是刘邦一类流氓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也让后人扼腕不已，甚至有点匪夷所思。然而“不肯过江东”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一种动天地、泣鬼神的凛然壮举，铸就了一个知耻者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为中国传统文化谱写了一曲永不衰退的精神绝唱。项羽失去了生命，却留下了涵盖千秋的知耻精神。
知耻是人类道德的基石，是社会良好风气的源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品质。人一旦不知耻了，必定堕为类似动物的“非人”，什么丑事、恶事、无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先哲言简意赅地告诫世人：“无耻之耻，无耻矣！”所以我们的先人将知耻视为“士人精神”的灵魂，是士人为人处世的生存底线，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原始动力。因为知耻，士人才有了：
“见侮而不斗，辱也”的理念；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的操守；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的信念；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天则；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坚守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可谓小人矣”的训诫；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义；
“男儿马革裹尸还”的壮志；
“还我河山”的气概；
“壮士断腕”般的决心；
“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的风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
……
毋宁说，先秦的“士人精神”是独立于权力、国君之外士的人格风貌。但是，后来这种以知耻为灵魂的“士人精神”，在始于秦汉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下，成了脆弱的流风余绪，仅在书本上及个别人身上延续着它的香火，待到最黑暗、最残酷的满清文字狱肆虐时期，“士人精神”几近灭绝。1840年大英帝国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耻辱，却也唤起了这个民族的觉醒，凡有见识的士人都发现，满清统治赖以存在的专制主义是一种落后、腐朽的体制，朝廷中一些开明的高官也认识到只有开展“洋务”才是出路——西风东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愈演愈烈的。濒临消亡的“士人精神”在晚清时期的西风东渐中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助其发扬光大，终于在民国初叶一代有着留学欧美背景的知识分子那里，被深化成一种新的“士人精神”，且在整个知识界、教育界发展为一种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刘宜庆先生在《大师之大》中不吝笔墨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南联大人身上勃发的这种“士人精神”之风采。
大师们的“士人精神”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都接受过传统教育，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熏陶。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在这种熏陶中潜移默化为西南联大人终生不移的精神操守与道德品质。他们虽然大都有过留学欧美的经历，但西方社会的“眼花缭乱”并没有销蚀他们自幼在传统文化熏陶中确立起来的“士人精神”。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晚清以前的中国读书人，也都有过传统文化熏陶中对“士人精神”的崇奉；再者，西方社会的“眼花缭乱”，之所以没有销蚀清末民初那代留学生的“士人精神”，最重要的原因是，“士人精神”中的价值观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并不相悖，其本质的方面是暗合一致的。例如先秦时期士人与国君的平起平坐，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意识实质上是一样的。何况，当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这种精神操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升华至一个更高的境界时，他们崇奉的“士人精神”非但没有受到异国文化的冲击，反而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交融出一种新的、更加丰富厚重的“士人精神”。《大师之大》沿着作者辟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融合”的思路，对那代教授学者的这种“士人精神”做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使他们的“士人精神”风貌跃然纸上。
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既蕴含士的精神立场，又洋溢着他们的理想追求。这一思想渗透在全部的中国文化中。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自幼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培养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不管是国内上学，还是海外留学，个人的志向、民族的命运、家国的前途都在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情怀中一脉相承，并浑然而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与奋斗目标。《大师之大》特别指出，这代教授学者大都在欧美国家受过良好的教育，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先进与发达。但他们都放弃了留在那里工作的机会——可以在优越的条件下从事他们热爱的专业，享受远优于国内的物质生活。毋宁说，他们在国外的个人前途都是美好而又充满希望的。然而，这些有着家国情怀的莘莘学子都毅然地选择了回到贫苦落后的祖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这种伟大的情怀付诸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艰苦实践中。
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拥有了现代文明的意义，他们的家国情怀才在那个战争年代里升华出一种何等高远的世界眼光。这些教授学者们都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中国持久的抗战增添了坚强的信心与必胜的希望。作为西南联大人，正是在这种宽广博大的世界眼光中，为必将到来的重建家园做着他们能做的工作，尽着他们应尽的义务——为国家的未来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西南联大人的家国情怀，他们的爱国精神，因此而更加熠熠生辉，他们承袭的古代“士人精神”也在“世界眼光”中实现了光荣的突变与升华。士最看重的人格风骨，最热忱的入世精神，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中国古代士的人格风骨最令人敬仰，也最让后人汗颜。士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浩卷繁帙的史书中最光彩照人的部分，也是人们看历史小说时最受感动的故事。虽然古代士眼中的人格，远没有人类现代文明中关于人的“健全的、完整的”意义，但其精神操守的价值却是永恒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中的风骨，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他们执著的理念、操守、气节，都立于忠孝仁义思想的基础上，都以捍卫神圣不可动摇的“礼”为前提，从而使这种风骨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洁身自好”上；那么，西南联大一代知识分子的“士人精神”，则是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的体现，更多的是个体的人对那些有悖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常理、有违历史发展潮流的做法，敢于说不、敢于不合作的大无畏的勇气了。《大师之大》中对此都有传神的描述。
像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根本不理睬当局向学校提出的要求，在保护师生的权利上，梅校长都是是毫不含糊的，西南联大成功地抵制国民党政府企图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像张奚若、贺麟等一些著名教授不为政府的高官厚禄所动……等等这类故事，都是《大师之大》中精彩的篇章，彰显了这些教授学者身上“士人精神”瑰丽夺目的风采。
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学者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入世精神，但他们的入世精神是主动的、积极的、毫无退让的。他们的入世，首先是为了救世：为了刷洗一百多年来外强加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无尽的耻辱；为了使这个民族觉醒走向现代理性；为了使这个国家发展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人生追求、个人的抱负和理想，都与这个民族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的前途，与历史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从西南联大人入世精神的实践中可以看出，那代知识分子的入世大都表现为各种方式的参政议政，这种参政议政绝不是弘扬“封建社会”的颂圣文化，而是对当局的政策行为指出弊端、批评错误，表现出一种与政府相对独立的人格立场与精神操守。这一点与古代士的为君主统治服务是完全不同的。这是西南联大人身上的“士人精神”与古代“士人精神”的根本差异。不难看出，这个“差异”意味着中国读书人关于人的意义、关于人生的意义、关于为人立世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历经两千多年，在西南联大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是《大师之大》从“士人精神”的历史演变中，揭示出的最重要的思想。
批判精神与自由意志
批判精神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一种品质。它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中独有的一种品质，更是知识分子从事科学探索、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时不可替代的思想能力。有史可查的所有科学发明、学术创建、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对经典结论、历史文化、社会问题，对人性与人生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原理，恩格斯在其《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借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做了精辟的概括：“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的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已渐消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亵渎”、“叛逆”，含有批判、变革的意思，实际上所有的变革都是以批判为前提、为条件的，且在批判中完成。
西南联大人在《大师之大》中被尊为大师的主要原因，是源于他们那博大深厚的知识学养、卓然不群的学术创建，以及泽被后世的教学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西南联大人的知识学养与事业成就，都是其批判精神结出的硕果。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的批判精神——他们的问题意识——“为什么”是怎样生发出来的？ 西南联大时期那代教授学者，虽然年幼时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上学或教学时，满清王朝已经不得不跟随时代发展潮流，引进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体制与教学内容，致使中国教育在宗旨上、理念上、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教育的宗旨与理念变化为“教育是为了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那么，具体的课堂教学则是围绕“人”灌输人文精神，传授经验知识，讲授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方法。所以，逻辑推理贯穿在数理化等课堂教学的全部过程中。而“为什么”则是逻辑推理的起点，也就是说，所谓“获得知识的方法”其实就是解答“为什么”的过程，这是现代课堂教学中一条不可动摇的教育原则，也是课堂教学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之所在。于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师群体，是一个十分奇特却又耐人寻思的现象：这些大师无疑都受过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只承袭了古代“士人精神”的衣钵，在接受现代教育传授“获得知识的方法”中，却有意无意地摒弃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兴趣盎然地进入了无穷无尽的“为什么”中，当他们到欧美国家留学时，这种发端于兴趣的“为什么”，便在一种全新的生活条件与学习环境中，升华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所以那代大师普遍具有一种本能的问题意识——凡事问“为什么”，这是上述他们的批判精神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大师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时期，这种碰撞本身便引出了太多太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人，谁也不会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关心这些问题必然地引起当时人“为什么”的质疑。例如当年的冯友兰、任鸿隽、竺可桢等学者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文化界不啻为石破天惊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人类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百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所以说当年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论战引发的“为什么”，又是那代大师拥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原因。
今日的中国教育界，虽然对那代教授学者表现出由衷的景仰，对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赞羡不已，却鲜有人从西南联大人身上发现，以“为什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才是西南联大教学实践最重要的经验。这个经验却让当代大学教授与中小学教师借鉴时捉襟见肘，因为以“为什么”主导课堂教学之所以可能，是以授课人的丰富知识与深厚学养为条件的，“为什么”教学中的旁征博引与举一反三，以及不可或缺的深入浅出，都源于教授、教师平日的知识积累与学问造诣，当“教书匠不读书”已成当代教育界普遍现象时，西南联大人的“经验”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何况西谚有云“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难）”。众所皆知，当代的教授、教师们大都已不会提问题了。不会提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读书的当代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知识贫乏、学养浅薄、思想缺位，这样“捉襟见肘”的教授、教师，其精神家园肯定是荒凉的。
然而，即便“为什么”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并非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为什么”，所以西南联大人特别看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那些教授学者眼中，自由不仅意味着一种宽松的环境，更是一种价值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只有自由的人才有个性，才会思想，才拥有“活的灵魂”——这是构成“人”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也是那代大师曾经誓死捍卫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大师之大》中浓墨重彩地再现了西南联大人捍卫自由的感人事迹，他们对自由的坚强信念。西南联大人面对强权的坚定不移与不屈不挠，捍卫了西南联大这座自由民主的堡垒，使西南联大在炮火连天的八年里，成为知识分子自由翱翔的天地。既培养了前述那么多的优秀学子，又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成果，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骄傲，成为一座岿然屹立、彪炳史册的丰碑。
（刘宜庆：《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