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说：这些人大都沉湎在富贵里，狂妄骄横，不知礼义，游手好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名义上是天枝，实际上是“弃物”——也就是废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是发人深思的。
　　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覆亡的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以确保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控制要害地方以分制海内。朱元璋对此很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是最好的长久之计。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的晉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张瀚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
　　“天潢贵胄”的藩王们，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7岁至10岁的幼男阉割一百五十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录籍兵部，纵使劫掠。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殉任户部主事，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宁夏安化郡王朱鐇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宁王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其羽翼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查出一个账本，里面记载着朱宸濠与宦官勾结的证据，仅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动不动就是几千两银子。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明王朝的腐蚀剂，危害多端。
　　当然，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发愤攻读、著述，终于成为杰出音乐家、文字家的朱载堉，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忧国忧民之士。如周定王朱橚，乃朱元璋第五子，好学，能辞赋，曾作《元宫词》百章。他深感封地河南土旷人稀，地瘠民贫，便从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中，查出荒年可以采来充饥的，共记录了414种，一一绘制成图，附上说明，编成《救荒本草》一书。除己见于过去本草中所载之外，新增入的有276种，从而发展了本草学。据朱楠的长史卞同替此书所写的序，朱楠搜集到这些野生植物后，都种在园子里，亲自观察研究，把每一种植物的可食部分记下，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李时珍、徐光启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救荒本草》是我国植物学史、农学史上闪光的篇章。问题在于，朱元璋对子孙采取了一揽子包到底的政策，赋予他们种种封建特权。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孙，每遭严惩。如洪武十二年（1379），广西布政使张风、按察司副使虞泰等，仅因所谓的“公然侮慢”、“搬说是非”的过失，被朱元璋亲自下令，治以“剥皮重罪”。更重要的是，宗藩子孙们呱呱坠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禄米，无须为生计犯愁；在万历以前，也不允许宗藩子弟入试，对多数游手好闲之徒来说，自然是乐得胡乱厮混。
　　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5000贯、锦40匹、纻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匹、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付王府自造。永乐二十二年（1424），赐赵王朱高燧白金3000两、钞30000贯、彩币200表里、马10匹。如此等等。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由官府营造的。早在明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朱元璋亲笔敕谕四川都司护卫指挥及布政司，“差诸色人匠兴造蜀王王城宫室，务要军民共同兴造，如制奉行”。此后，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皆由官办，渐成定制。至成化中，更定为则，给价自行营造。大抵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镇国将军下至中尉，递减至500两。这还不过是法定权限内的一般情形。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仗皇权之势，用法外权限巧取豪夺，也是屡见不鲜。如伊王世子朱典瑛，多持官吏短长，甚至公然殴打御史，其横暴可想而知。其所居宫墙坏了，夺民居以广其宫。掠来女子七百余人，留貌美者九十余人，放回的勒索其家以金赎，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朱宸濠在谋反前，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勾结，“劫财江湖间”，官府根本不敢过问。 　　随着明王朝各種矛盾的加剧，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而明代宗藩子孙的人口膨胀之大之速，又是史所罕见，明王朝对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费层，实在是供不应求，无能为力。于是，宗藩子孙们的地位，就不能不随封建特权的渐趋削弱而江河日下。
　　“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这寥寥九个大字，概括了一大批皇室子孙在皇权的牢笼中，穷愁潦倒，无可奈何的境况。这也是特权腐朽性的生动写照。
　　朱元璋深知，其子孙系天下安危，也曾频频告诫他们要“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在他看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亲亲之道”熏陶出来的藩王们，定能成为大明一统江山的拱卫者。这种认识，表明他忘记了历史上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忘记了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第一把交椅，在历代皇室内，曾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恳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看出了大封诸王所潜伏的危险性，并开出了并不高明的补救药方。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梦，竟大怒，扬言要亲手杀死叶伯巨，吃他的肉。尔后叠相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诸王谋反事件，充分证明了叶伯巨的预见性。甚至朱元璋在临终前夕大脑还清楚时，也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动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说与晋王（时朱已死，子济焙嗣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时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这个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为巩固皇太孙皇位，谨防朱棣搞政变，故特作此安排。人之将死，其梦方醒，这对朱元璋来说，真是个辛辣的讽刺。
　　明代宗藩的酒囊饭袋们，在明末大动乱中，除个别人物外，无不显示出他们的卑怯无能。其结果，不是让明末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实的“弃物”。而明亡后，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有的猥琐不堪，有的唯知在残山剩水间恣情享乐，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如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福王朱由崧，在国破家亡后，仍然纵淫乐，用“人参饲犬羊”，及大肆搜集蟾蜍酥，制造春药，以“蛤蟆天子”的秽名遗臭万年。有的虽登上新的王座，却终日风声鹤唳，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如抗清英雄李定国等人在西南拥戴的桂王朱由榔，就是一个无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敌当前，唯知一走了事，以致搬迁不定，疲于逃命。顺治五年（1648）初，桂王想从佳林西奔武岗，瞿式耜劝他：“敌骑在二百里外，何事张皇？”桂王听罢，竟厉声说：你不过是要我死罢了！真是何其昏庸也！借用近代词典泰斗吴梅形容福王的曲语来说，他们不过是金盆狗屎而己。他们的结局，是其祖朱元璋所未料的。
　　当然，综观明代宗藩种种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朱元璋个人制定封王之制的结果。以清朝而论，开国之初，为了笼络人心，曾“告谕前朝诸王，仍照旧爵”，背起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治包袱。但不久，他们终于甩掉它，动辄扣上反清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加以剪除。但是，可悲的是，“清承明制”，大清王朝仍要沿着老路走下去，重蹈世袭制的覆辙，用金丝笼养金丝鸟的办法，来厚待宗室子孙，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八旗子弟这个严重的寄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