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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一个民族迁入另一个新的地理区域时,迁徙者的体育活动将面临着与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地理环境对云南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深刻而显著的,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竞技水平都发生了明显的异化。
关键词地理环境云南蒙古族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
地理自然环境历来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社会早期,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和不同自然界不屈的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由地理环境而带来的自然条件的不同,各民族都在自己文化背景之上,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民俗民间体育活动,这就是民俗民间体育的又一特点——地域性。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孕育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决定了居住地域内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民族个性和思想。每个少数民族文化都有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并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蒙古族传统体育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与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审视云南与新疆蒙古族传承、保持至今的传统体育项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判断:凡生活居住环境与先民居住环境相似的自然环境,其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则得以较好的保持;凡生活居住环境与先民居住环境差异很大的自然环境,其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则会因此在运动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发生异化。
1 云南蒙古族的由來及生存环境
蒙古族在北方大草原兴起之后,于蒙古太宗七年(1235),分三路攻宋,其中西路以阔出及塔海率兵攻蜀,入大散关,陷叙州(今宜宾),1243年陷资州(今资中)。1253年忽必烈攻云南,陷大理城。忽必烈班师北返后,由兀良合台统军继续征伐。1254年攻克昆明,1255年再攻取不花合因等部,1256年蒙古军在阿术的率领下攻克了滇南,至此,蒙古族进入了杞麓湖畔。据《兴蒙乡乡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次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兴蒙乡的蒙古族。
云南通海兴蒙乡居住地由山、平坝、河谷三大区组成,山占77.07%,平坝占21.63%,河谷占1.3%,在四面环山的平坝中镶嵌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杞麓湖,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中亚热带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年温差小而昼夜温差相对较大。云南蒙古族居住地兴蒙乡属中亚热带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生产方式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即牧业—渔业—农业。
2 地理环境对云南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从纵横驰骋的辽阔北方大草原到山峦叠嶂、湖泊环绕、气候温和的滇中坝子,由骑马弯弓变为撑船荡浆,主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变为下海捕鱼的渔民,再到今天屯垦农作的农民。迁徙生活在云南通海兴蒙乡的蒙古族,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其民族传统体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蒙古族因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其传统体育逐渐演进为娱乐类如舞龙、虾灯、彩船、跳乐等,竞技项目则为摔跤、篮球为主。新疆蒙古族很好地传承了北方蒙古族“竞技三项”的内容,表现为竞技项目为主,娱乐项目相辅的体育文化体系。云南蒙古族体育物质文化演进为以龙、船、灯、鞭等作为体育器械,精神层面则体现出娱乐性;体育制度文化方面表现为体育比赛规则简单,赛事组织灵活。新疆博州蒙古族体育物质文化内容丰富且完善,有比赛的专用场地和器材,精神层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教育性、健身性;体育制度文化有健全的、完善的组织程序和规则。
地理环境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基础,她给生活、生产于其上的蒙古族人民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场所和物质可能。因此,考察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时有必要对其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地理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完整而有效的解释迁徙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史。
迁徙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本民族迁徙历史紧密联系,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迁徙民族的体育文化,由于受到原生地体育文化、新寄居地自然环境、社会交往、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最后形成的是以原有民族的体育文化为基础,借鉴与吸收周边民族的体育文化,结合地域环境、人文环境、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同样影响着迁徙民族的传统体育。
关键词地理环境云南蒙古族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
地理自然环境历来就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社会早期,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和不同自然界不屈的斗争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由地理环境而带来的自然条件的不同,各民族都在自己文化背景之上,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民俗民间体育活动,这就是民俗民间体育的又一特点——地域性。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孕育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决定了居住地域内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民族个性和思想。每个少数民族文化都有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并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蒙古族传统体育及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与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审视云南与新疆蒙古族传承、保持至今的传统体育项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判断:凡生活居住环境与先民居住环境相似的自然环境,其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则得以较好的保持;凡生活居住环境与先民居住环境差异很大的自然环境,其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则会因此在运动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发生异化。
1 云南蒙古族的由來及生存环境
蒙古族在北方大草原兴起之后,于蒙古太宗七年(1235),分三路攻宋,其中西路以阔出及塔海率兵攻蜀,入大散关,陷叙州(今宜宾),1243年陷资州(今资中)。1253年忽必烈攻云南,陷大理城。忽必烈班师北返后,由兀良合台统军继续征伐。1254年攻克昆明,1255年再攻取不花合因等部,1256年蒙古军在阿术的率领下攻克了滇南,至此,蒙古族进入了杞麓湖畔。据《兴蒙乡乡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次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兴蒙乡的蒙古族。
云南通海兴蒙乡居住地由山、平坝、河谷三大区组成,山占77.07%,平坝占21.63%,河谷占1.3%,在四面环山的平坝中镶嵌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杞麓湖,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中亚热带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年温差小而昼夜温差相对较大。云南蒙古族居住地兴蒙乡属中亚热带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生产方式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即牧业—渔业—农业。
2 地理环境对云南蒙古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从纵横驰骋的辽阔北方大草原到山峦叠嶂、湖泊环绕、气候温和的滇中坝子,由骑马弯弓变为撑船荡浆,主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变为下海捕鱼的渔民,再到今天屯垦农作的农民。迁徙生活在云南通海兴蒙乡的蒙古族,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其民族传统体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蒙古族因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其传统体育逐渐演进为娱乐类如舞龙、虾灯、彩船、跳乐等,竞技项目则为摔跤、篮球为主。新疆蒙古族很好地传承了北方蒙古族“竞技三项”的内容,表现为竞技项目为主,娱乐项目相辅的体育文化体系。云南蒙古族体育物质文化演进为以龙、船、灯、鞭等作为体育器械,精神层面则体现出娱乐性;体育制度文化方面表现为体育比赛规则简单,赛事组织灵活。新疆博州蒙古族体育物质文化内容丰富且完善,有比赛的专用场地和器材,精神层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教育性、健身性;体育制度文化有健全的、完善的组织程序和规则。
地理环境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基础,她给生活、生产于其上的蒙古族人民提供了最初的生存空间、创造文化的场所和物质可能。因此,考察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时有必要对其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地理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完整而有效的解释迁徙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史。
迁徙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本民族迁徙历史紧密联系,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作为迁徙民族的体育文化,由于受到原生地体育文化、新寄居地自然环境、社会交往、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最后形成的是以原有民族的体育文化为基础,借鉴与吸收周边民族的体育文化,结合地域环境、人文环境、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文化特点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同样影响着迁徙民族的传统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