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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秦晋两国联军讨伐郑国，郑国大夫烛之武应郑伯之请，只身前往敌营，劝谏秦伯(即秦穆公)退师，从而解除了郑国之围。
时隔两年，晋文公卒，秦伯征求老臣蹇叔意见，欲乘晋国新丧潜师伐郑。蹇叔却未能劝阻秦伯兴师，只好“哭师”相送，结果秦军大败，三帅被俘。
同是劝说秦穆公，为什么烛之武得以成功，而蹇叔却遭失败，这一成一败的不同结局，实在值得深思。
烛之武是如何劝谏秦穆公退师的呢?当时秦晋联军已兵临城下，面对大兵压境，郑国正危在旦夕。此时烛之武进见秦伯，首先来个正视现实声言郑“知亡”。但随即又说，灭亡了郑国，若对秦国有益，那么也就要拿“亡郑”这件事来麻烦您了。这就设下了一个疑问：既然达到亡郑这个目的，又为什么不会“有益”于秦呢?这使秦伯必然要让这个“奇谈”说下去。
由此可见，烛之武一开始就运用心理兼容原理，采取了巧妙分析的进谏方式。他承认郑面临灭亡的处境，在烛之武“老实”的话语中，秦穆公表示认可、理解。烛之武接着分析郑国之存亡对秦的利弊。
秦在西，郑在东，晋在二者之间。秦要以“亡郑”来充实自己，就涉及到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跨越一个国家，而把远的地方作为边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秦晋灭亡郑国，实际上是在扩充晋的土地。相对于晋“厚”，则秦就显得“薄”了。既然如此，那么，不灭亡郑国又将如何?“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通‘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这里说得很明白，“亡郑”于秦有害无益，“舍郑”则有益无害。当然，仅凭这几层意思的劝说，秦穆公还不肯违背秦晋盟约，单方面撤军。烛之武针对穆公的这一层疑虑，抓住秦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展开攻势。
秦君曾帮晋惠公(文公之弟)抢在文公之先为晋君，惠公曾答应将焦、瑕这两个地方割让给秦国，作为对秦的报答，但惠公回国后，就翻脸不认账。这对秦来讲，晋君的言而无信，是记忆犹新的事，穆公焉能不耿耿于怀?况且晋国贪得无厌，等到向东夺取了郑国，随即就要向西扩充疆界，秦为郑邻，首当其冲。至此，情况进一步明朗化，“亡郑”非但无益于秦，却给自己播下灾难的种子，即在“陪邻”的同时，加速晋“阙秦”的进程，这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舍郑”才是明智之举。
烛之武巧用心理兼容原理，在对方认同、理解的基础上，求得双方感情发展的一致性，然后步步诱入，将对方转到自己一方的观点、立场上来，让穆公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心理转换，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烛之武的劝说，作出了“退师”的决策。
再来看蹇叔是怎样劝说秦穆公不要兴师伐郑的。
烛之武退秦师两年后，晋文公新亡，加上当时驻守在郑国杞子的“潜师”可袭取郑国的密报，穆公欲再度兴师伐郑。并就此事征求蹇叔的意见。蹇叔的回答先是：“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意思是：使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的国家，不是我听说过的事。一接触，先是一个埋怨，是在无任何分析的情况下发出的，先给穆公一个不痛快，造成心理上的不兼容，形成了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思维定势；这是一个失败的开头。蹇叔接着进行分析：“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
这种分析是合乎事实的，不可谓有错。一个师劳力竭，一个以逸待劳，胜负是明摆着的。因此，“无乃不可乎(恐怕不行吧)”这第二个埋怨接踵而来，这实在是言语交际之大忌。因为述事明理，只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万不可以理怨人。蹇叔接着作进一步阐述，重点强调了一个我“勤”敌“备”，得到的将是“勤而无所”的结局，岂止是无所得，相反是有所失。其中特别强调了敌“备”，敌有备无患，反之，我则有患。于是乎，“且行千里，其谁不知”这第三个埋怨又抛了出来。
听惯了唯唯喏喏的穆公，急于成就霸业，他“访诸蹇叔”，是想取得支持他出征的赞同意见，或对这次出征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所作的中肯而独到的分析，并以此确定伐郑的战略部署。谁知一交谈，就连连遭受埋怨，造成心理阻隔，使心想“潜师”取胜的穆公如芒刺在背，再也听不进什么了。
穆公不听蹇叔劝谏，蹇叔又无法阻止穆公进军，于是只剩下哭了：“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蹇叔的三怨一哭，导致了穆公由主动征求意见到派人咒骂：“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这不能不令人吃惊地感到：蹇叔虽有在事情还未开始之时就洞察出事情结局的远见卓识，但因其在与穆公的交谈中，交际语言的使用不当，而造成了悲剧。更为可悲的是：“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必死……余收尔骨焉。’”
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作无谓的牺牲，却无法去救助他，这怎能叫人不痛心!蹇叔先哭军队后哭儿子，虽有心救军，却无力回天。蹇叔哭师不可谓不是一大悲剧!
若将烛之武退师、蹇叔哭师，这一成一败对比看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所处背景见难易
烛之武所处背景是：秦晋联军亡郑，指日可待，且郑国已无力反击，军民内部人人自危。烛之武奉命劝谏秦穆公退兵，是用绳子绑住身子从城墙上坠下，星夜只身前往秦军军营，劝谏穆公，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须知烛之武与穆公的身份地位是天壤之别，前者是败军之民，后者是胜军之主。再者，穆公行军千里，已是胜券在握，气势正盛。要想在这时候听进一个败兵之民的意见，并按其意志行事，谈何容易。
蹇叔所处的背景是：穆公欲称霸诸侯，乘晋君新亡，潜师袭郑，意在一举吞并郑国。不过，穆公仍有疑虑，特意向蹇叔征求意见。一般来说，穆公从心理上是想听取蹇叔的高见的。可以设想，如果蹇叔慎选用语，抓住时机，取得“心理兼容”，是有可能达到进谏的目的的。
二、进谏方式明高低
烛之武见秦军之时，深知使命重大，洞察敌我客观情势，抓住利弊得失，独特而又极富远见地作出分析，让穆公从分析中明白何去何从。这就是说，烛之武运用了分析的进谏方式，有理有节，因而有利，最终实现了预定的目的。
蹇叔运用一下子宣布结论的方法，诸如“师劳力竭”、“郑必备之”之类，语确而义明，但对心存“潜师”取胜心理的穆公来说。却如芒刺在背。更为糟糕的是，在穆公拒谏的情况下，蹇叔仍不注意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战术，哭着说出结论来：“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急于求胜的穆公，当然听不进这个他想象不到的断言。这种直接宣布结论的进谏方式，导致了蹇叔由主动成被动，由受敬为受咒，最后抱憾终身。
三、语言技巧决成败
烛之武利用秦军在争霸上的矛盾，不露声色地扩大穆公对晋的戒心，以逐步削减秦急于亡郑的欲望。因而言辞委婉，诸如秦亡郑之举，说成“敢以烦执事”；不说我认为办不到，却说“君知其难也”；不说对你们有益，反说成“君亦无所害”；不说“何去何从，当以明决”，只说“唯君图之”。话语婉转，谦敬有度，表意明白，使秦伯高兴地接受其意见。
烛之武以婉辞见长，蹇叔却因直言显短。可能因为蹇叔过于相信秦穆公的虚怀若谷，而直陈己见；也可能由于蹇叔不善谏言，喜怒皆形于色，虽是忠言却逆耳。诸如“无乃不可乎”“其谁不知”的反问，“郑必知之”“必有悖心”的决断语，“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的哭丧话，显然都不宜出自一个善谏者之口，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见，语言技巧的好坏，关系到一件事情的成败，乃至战争的胜负、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亡，决不能等闲视之!由烛之武与蹇叔谏言的不同结局中可见一斑。
时隔两年，晋文公卒，秦伯征求老臣蹇叔意见，欲乘晋国新丧潜师伐郑。蹇叔却未能劝阻秦伯兴师，只好“哭师”相送，结果秦军大败，三帅被俘。
同是劝说秦穆公，为什么烛之武得以成功，而蹇叔却遭失败，这一成一败的不同结局，实在值得深思。
烛之武是如何劝谏秦穆公退师的呢?当时秦晋联军已兵临城下，面对大兵压境，郑国正危在旦夕。此时烛之武进见秦伯，首先来个正视现实声言郑“知亡”。但随即又说，灭亡了郑国，若对秦国有益，那么也就要拿“亡郑”这件事来麻烦您了。这就设下了一个疑问：既然达到亡郑这个目的，又为什么不会“有益”于秦呢?这使秦伯必然要让这个“奇谈”说下去。
由此可见，烛之武一开始就运用心理兼容原理，采取了巧妙分析的进谏方式。他承认郑面临灭亡的处境，在烛之武“老实”的话语中，秦穆公表示认可、理解。烛之武接着分析郑国之存亡对秦的利弊。
秦在西，郑在东，晋在二者之间。秦要以“亡郑”来充实自己，就涉及到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跨越一个国家，而把远的地方作为边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秦晋灭亡郑国，实际上是在扩充晋的土地。相对于晋“厚”，则秦就显得“薄”了。既然如此，那么，不灭亡郑国又将如何?“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通‘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这里说得很明白，“亡郑”于秦有害无益，“舍郑”则有益无害。当然，仅凭这几层意思的劝说，秦穆公还不肯违背秦晋盟约，单方面撤军。烛之武针对穆公的这一层疑虑，抓住秦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展开攻势。
秦君曾帮晋惠公(文公之弟)抢在文公之先为晋君，惠公曾答应将焦、瑕这两个地方割让给秦国，作为对秦的报答，但惠公回国后，就翻脸不认账。这对秦来讲，晋君的言而无信，是记忆犹新的事，穆公焉能不耿耿于怀?况且晋国贪得无厌，等到向东夺取了郑国，随即就要向西扩充疆界，秦为郑邻，首当其冲。至此，情况进一步明朗化，“亡郑”非但无益于秦，却给自己播下灾难的种子，即在“陪邻”的同时，加速晋“阙秦”的进程，这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有“舍郑”才是明智之举。
烛之武巧用心理兼容原理，在对方认同、理解的基础上，求得双方感情发展的一致性，然后步步诱入，将对方转到自己一方的观点、立场上来，让穆公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心理转换，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烛之武的劝说，作出了“退师”的决策。
再来看蹇叔是怎样劝说秦穆公不要兴师伐郑的。
烛之武退秦师两年后，晋文公新亡，加上当时驻守在郑国杞子的“潜师”可袭取郑国的密报，穆公欲再度兴师伐郑。并就此事征求蹇叔的意见。蹇叔的回答先是：“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意思是：使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的国家，不是我听说过的事。一接触，先是一个埋怨，是在无任何分析的情况下发出的，先给穆公一个不痛快，造成心理上的不兼容，形成了一个没有共同语言的思维定势；这是一个失败的开头。蹇叔接着进行分析：“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
这种分析是合乎事实的，不可谓有错。一个师劳力竭，一个以逸待劳，胜负是明摆着的。因此，“无乃不可乎(恐怕不行吧)”这第二个埋怨接踵而来，这实在是言语交际之大忌。因为述事明理，只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万不可以理怨人。蹇叔接着作进一步阐述，重点强调了一个我“勤”敌“备”，得到的将是“勤而无所”的结局，岂止是无所得，相反是有所失。其中特别强调了敌“备”，敌有备无患，反之，我则有患。于是乎，“且行千里，其谁不知”这第三个埋怨又抛了出来。
听惯了唯唯喏喏的穆公，急于成就霸业，他“访诸蹇叔”，是想取得支持他出征的赞同意见，或对这次出征的有利与不利因素所作的中肯而独到的分析，并以此确定伐郑的战略部署。谁知一交谈，就连连遭受埋怨，造成心理阻隔，使心想“潜师”取胜的穆公如芒刺在背，再也听不进什么了。
穆公不听蹇叔劝谏，蹇叔又无法阻止穆公进军，于是只剩下哭了：“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蹇叔的三怨一哭，导致了穆公由主动征求意见到派人咒骂：“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这不能不令人吃惊地感到：蹇叔虽有在事情还未开始之时就洞察出事情结局的远见卓识，但因其在与穆公的交谈中，交际语言的使用不当，而造成了悲剧。更为可悲的是：“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必死……余收尔骨焉。’”
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作无谓的牺牲，却无法去救助他，这怎能叫人不痛心!蹇叔先哭军队后哭儿子，虽有心救军，却无力回天。蹇叔哭师不可谓不是一大悲剧!
若将烛之武退师、蹇叔哭师，这一成一败对比看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所处背景见难易
烛之武所处背景是：秦晋联军亡郑，指日可待，且郑国已无力反击，军民内部人人自危。烛之武奉命劝谏秦穆公退兵，是用绳子绑住身子从城墙上坠下，星夜只身前往秦军军营，劝谏穆公，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须知烛之武与穆公的身份地位是天壤之别，前者是败军之民，后者是胜军之主。再者，穆公行军千里，已是胜券在握，气势正盛。要想在这时候听进一个败兵之民的意见，并按其意志行事，谈何容易。
蹇叔所处的背景是：穆公欲称霸诸侯，乘晋君新亡，潜师袭郑，意在一举吞并郑国。不过，穆公仍有疑虑，特意向蹇叔征求意见。一般来说，穆公从心理上是想听取蹇叔的高见的。可以设想，如果蹇叔慎选用语，抓住时机，取得“心理兼容”，是有可能达到进谏的目的的。
二、进谏方式明高低
烛之武见秦军之时，深知使命重大，洞察敌我客观情势，抓住利弊得失，独特而又极富远见地作出分析，让穆公从分析中明白何去何从。这就是说，烛之武运用了分析的进谏方式，有理有节，因而有利，最终实现了预定的目的。
蹇叔运用一下子宣布结论的方法，诸如“师劳力竭”、“郑必备之”之类，语确而义明，但对心存“潜师”取胜心理的穆公来说。却如芒刺在背。更为糟糕的是，在穆公拒谏的情况下，蹇叔仍不注意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战术，哭着说出结论来：“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急于求胜的穆公，当然听不进这个他想象不到的断言。这种直接宣布结论的进谏方式，导致了蹇叔由主动成被动，由受敬为受咒，最后抱憾终身。
三、语言技巧决成败
烛之武利用秦军在争霸上的矛盾，不露声色地扩大穆公对晋的戒心，以逐步削减秦急于亡郑的欲望。因而言辞委婉，诸如秦亡郑之举，说成“敢以烦执事”；不说我认为办不到，却说“君知其难也”；不说对你们有益，反说成“君亦无所害”；不说“何去何从，当以明决”，只说“唯君图之”。话语婉转，谦敬有度，表意明白，使秦伯高兴地接受其意见。
烛之武以婉辞见长，蹇叔却因直言显短。可能因为蹇叔过于相信秦穆公的虚怀若谷，而直陈己见；也可能由于蹇叔不善谏言，喜怒皆形于色，虽是忠言却逆耳。诸如“无乃不可乎”“其谁不知”的反问，“郑必知之”“必有悖心”的决断语，“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的哭丧话，显然都不宜出自一个善谏者之口，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见，语言技巧的好坏，关系到一件事情的成败，乃至战争的胜负、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亡，决不能等闲视之!由烛之武与蹇叔谏言的不同结局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