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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后，或被误解为单一的经济决定论，或以简单化的公式到处滥用，晚年恩格斯以通常所称的“历史合力论”进行过驳斥。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同样存在着对唯物史观误解与滥用的情况。
二战结束后，世界暗流涌动，东西方间谍你来我往，结果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状态。谁是这种悲剧局势的制造者？关于冷战的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这也成了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难点。下文意图以冷战起源的教学探讨，促进学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一、意识形态的差异：十月革命埋下冷战种子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2]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同时它也影响着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那么，意识形态问题在美苏关系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先从英国首相丘吉尔谈起：
丘吉尔一直自诩是一位坚决的“反共斗士”……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威胁”，鼓吹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事业一样。”
在苏联军队和美、英盟军攻入德国的时候，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讲道：“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鐵幕。”[3]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由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丘吉尔对苏维埃政府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二战期间，因为需要应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差异被暂时搁置到一边。而当二战胜利在即时，尤其当苏联的势力进入西欧范围，丘吉尔又第一个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扯下了厚重的“铁幕”，由此将欧洲撕裂了。
英国丘吉尔对苏俄（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变化，同样适用于美苏关系的发展，如图一《1917—1945年美苏关系演变图》所示。美国政府从苏俄成立伊始，态度就很不友好，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相互隔绝状态，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才有所改变。罗斯福政府先是与苏联开展经贸往来，二战爆发后，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法西斯主义，于是联合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二战后期，罗斯福开始勾画体现不同制度国家共处与合作的世界政治蓝图——雅尔塔体系，然而，这种关于合作的谋划并没有改变美苏双方骨子里的差异。战争临近结束时罗斯福为国殉职了，继任的副总统杜鲁门直接高举起对抗的旗帜。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态度中，意识形态长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维埃俄国是用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西方国家对它的排斥和对抗是来自一种本能的恐惧。因而有学者认为：“从 1917 年到 1939 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种种武装干涉 、阴谋颠覆 、政治经济封锁等， 只不过是 1945 年之后冷战的前奏而已 。”[4]其意思也可以说，十月革命就已经埋下了二战后两个世界冷战对抗的种子了。
二、偶然事件发酵：相互猜忌推高冲突声调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的。”
[5]这种偶然性在冷战起源中如何体现的呢？
1946年1月，杜鲁门在给贝尔纳斯的信里表明了态度，“我认为我们不应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茵-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的国际化。我们应当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地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了。”[6]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双方在东欧问题、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等分歧和对抗也进一步凸显，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也逐渐变得强硬。而此时，美国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与苏联继续保持战时的合作，反苏还没有太大市场。“一位政府要人在集会上攻击苏联，被听众用嘘声哄下了台，灰溜溜地从后门溜走。”[7]在美国这样民主的社会，民众的态度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很大。因此，杜鲁门政府要想与苏联对抗，就要大力制造反苏舆论。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为之提供了契机。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爆发，苏联人民要做好积极的战争防御准备 。[8]
作为苏联的最高决策者，斯大林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演说？“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思变’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9]因此，斯大林需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净化和统一人民的意识形态，来彰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斯大林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国内，其讲话并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之意，但是却迅速发酵了，立即引起美国政府一些人的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这是一篇战争宣言书，是一场“战争鼓动”，是斯大林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的先兆。所以，美国政府要求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演讲的背景及对外政策的动机，不久，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其核心的意思是：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必须以实力遏制苏联。[10]
凯南事后回忆，“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着眉，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的确，不早也不迟”。凯南的电报偶然迎合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政治需求，这使得他在美国决策者中几乎一夜成名。“杜鲁门总统深表赏识，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如获至宝，将电文复印，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11]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推高了美苏双方对抗的声调，似乎成为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制定基础。
1946年3 月 ，应杜鲁门邀请访美的丘吉尔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12]
“铁幕演说”是美国决策者试探公众对苏“强硬政策”反应的重要步骤，但丘吉尔的演说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还招致美国舆论的批评，使得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声称自己同丘吉尔的演说没有任何关系。但此次演说却引发了苏联决策者斯大林地强烈斥责，他称丘吉尔是“战争贩子”，“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在被苏联占领的整个东欧地区如同是进行战斗的号角”[13]。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当于为美苏走向对抗又抛洒了一把催化剂。1946年4月，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拜会斯大林时，递交一份杜鲁门邀请斯大林访美的信函，但被斯大林拒绝了。5月，斯大林宣称一些国际势力企图发动战争，他命令苏联红军严阵以待、保卫国家安全。美苏的关系在一系列因偶然事件导致的彼此猜忌中日益紧张，直到“冷战”这个都不在双方预期中的事物最终出现。
三、国家利益博弈：两种外交战略碰撞的本质
国家利益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尤其是经济利益，它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根本动因和核心因素。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恩格斯虽然强调“合力论”，但是，他又说：“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14]外交战略既以一个国家相应时代经济发展的水平为基础，又把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作为最终追逐目标。首先引导学生观察美苏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情况，见表格一。接着要求学生阅读材料后回答问题。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15]同年，苏联领袖斯大林也宣称：“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它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16]
问题一：杜鲁门“领导世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公开地叫嚣？
二战期间，西欧各国饱受战火的蹂躏，社会经济受到空前破坏，实力大大削弱。而美国由于地缘因素，本土没有受到破坏，并且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生產开足马力，赚足了各国的财富。二战后期，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之后，又利用关贸总协定垄断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进而确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经济实力奠定政治追求的基础。战后初期，美国自恃超强的经济、军事国力，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力图把持全球的战略中心地位，一句话，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问题二：斯大林讲话的意图又是什么？其说话的底气又在哪里？
向占领区推广自己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直接目标是谋求本土安全及重点利益地区的安全。[17]苏联经济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可以保证充分的就业，可以快速地促进经济复苏，加之战争期间所形成的超强军工生产能力，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政治大国，因而，在与美国对抗中显得底气十足。就综合国力而言，美苏双方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美苏双方各自依恃强大的综合国力而竞争对抗，又因实力的均势而选择软对抗的方式——冷战。美苏在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又是怎样最终走上冷战这条不归路的呢？教师提供表格二让学生阅读了解。
二战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美苏外交冲突事件频繁。从引发矛盾主体来看，有美国引发，如勒令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法案、干涉希腊革命;有苏联挑起，如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有战争遗留问题，如德国赔款问题。从事件诱发的主要原因来看，有经济因素，如美国勒令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法案、美苏对德国赔款异议;有政治因素，如美国干涉希腊革命、苏联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还有争夺势力范围引起，如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教师一定向学生点明美苏对抗的本质在于争夺国家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向马歇尔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接受苏联当前产品赔偿（德国赔偿问题，作者按），那么苏联在关于未来德国政体形式、德国恢复出口、与德国签署 40 年非武装条约问题上都可以商量。”[18]无独有偶，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我们选择土耳其和希腊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19]
四、结语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的发展服从于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政客与学者有意无意地歪曲，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1894年恩格斯在给一位青年大学生瓦·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说：“政治、法、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0]这段论述非常经典，就美苏冷战起源问题的教学，既要让学生理解经济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看到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具体影响;既要让学生明白物质资料生产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又要注意发现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动机目的所造成的偶然性。一句话，必须要把历史理解成“合力论”的结果。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3]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6页。
[4] 孙庆：《冷战的本质特点和结局的必然性》，《欧洲》1991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6][13] 转引自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
[7][10][11]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8页。
[8]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494页。
[9] 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
[12]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第6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704—705 页。
[15]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7頁。
[16]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必修1），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09页。
[17] 韩桂玲：《从地缘政治看冷战的起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18] 转引自苑爽：《论二战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与冷战起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19] 转引自王芝：《略论“杜鲁门主义”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0]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732页。
二战结束后，世界暗流涌动，东西方间谍你来我往，结果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状态。谁是这种悲剧局势的制造者？关于冷战的起源，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这也成了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难点。下文意图以冷战起源的教学探讨，促进学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一、意识形态的差异：十月革命埋下冷战种子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2]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同时它也影响着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那么，意识形态问题在美苏关系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
先从英国首相丘吉尔谈起：
丘吉尔一直自诩是一位坚决的“反共斗士”……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威胁”，鼓吹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事业一样。”
在苏联军队和美、英盟军攻入德国的时候，丘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讲道：“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鐵幕。”[3]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由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丘吉尔对苏维埃政府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二战期间，因为需要应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差异被暂时搁置到一边。而当二战胜利在即时，尤其当苏联的势力进入西欧范围，丘吉尔又第一个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扯下了厚重的“铁幕”，由此将欧洲撕裂了。
英国丘吉尔对苏俄（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变化，同样适用于美苏关系的发展，如图一《1917—1945年美苏关系演变图》所示。美国政府从苏俄成立伊始，态度就很不友好，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相互隔绝状态，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才有所改变。罗斯福政府先是与苏联开展经贸往来，二战爆发后，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法西斯主义，于是联合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二战后期，罗斯福开始勾画体现不同制度国家共处与合作的世界政治蓝图——雅尔塔体系，然而，这种关于合作的谋划并没有改变美苏双方骨子里的差异。战争临近结束时罗斯福为国殉职了，继任的副总统杜鲁门直接高举起对抗的旗帜。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态度中，意识形态长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维埃俄国是用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的主导思想，西方国家对它的排斥和对抗是来自一种本能的恐惧。因而有学者认为：“从 1917 年到 1939 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种种武装干涉 、阴谋颠覆 、政治经济封锁等， 只不过是 1945 年之后冷战的前奏而已 。”[4]其意思也可以说，十月革命就已经埋下了二战后两个世界冷战对抗的种子了。
二、偶然事件发酵：相互猜忌推高冲突声调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的。”
[5]这种偶然性在冷战起源中如何体现的呢？
1946年1月，杜鲁门在给贝尔纳斯的信里表明了态度，“我认为我们不应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茵-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的国际化。我们应当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地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了。”[6]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双方在东欧问题、伊朗问题、土耳其问题等分歧和对抗也进一步凸显，美国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外交政策也逐渐变得强硬。而此时，美国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与苏联继续保持战时的合作，反苏还没有太大市场。“一位政府要人在集会上攻击苏联，被听众用嘘声哄下了台，灰溜溜地从后门溜走。”[7]在美国这样民主的社会，民众的态度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很大。因此，杜鲁门政府要想与苏联对抗，就要大力制造反苏舆论。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演讲为之提供了契机。
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爆发，苏联人民要做好积极的战争防御准备 。[8]
作为苏联的最高决策者，斯大林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演说？“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思变’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9]因此，斯大林需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净化和统一人民的意识形态，来彰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斯大林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国内，其讲话并没有与美国直接对抗之意，但是却迅速发酵了，立即引起美国政府一些人的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这是一篇战争宣言书，是一场“战争鼓动”，是斯大林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的先兆。所以，美国政府要求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分析斯大林演讲的背景及对外政策的动机，不久，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其核心的意思是：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必须以实力遏制苏联。[10]
凯南事后回忆，“如果是在六个月以前，国务院接到这样的电报时，大概会皱着眉，撅着嘴，表示不能赞同。如果再迟六个月，也许会使人听起来似乎是多余的重复……的确，不早也不迟”。凯南的电报偶然迎合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政治需求，这使得他在美国决策者中几乎一夜成名。“杜鲁门总统深表赏识，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如获至宝，将电文复印，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11]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推高了美苏双方对抗的声调，似乎成为美国对苏强硬政策的制定基础。
1946年3 月 ，应杜鲁门邀请访美的丘吉尔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12]
“铁幕演说”是美国决策者试探公众对苏“强硬政策”反应的重要步骤，但丘吉尔的演说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还招致美国舆论的批评，使得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声称自己同丘吉尔的演说没有任何关系。但此次演说却引发了苏联决策者斯大林地强烈斥责，他称丘吉尔是“战争贩子”，“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在被苏联占领的整个东欧地区如同是进行战斗的号角”[13]。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当于为美苏走向对抗又抛洒了一把催化剂。1946年4月，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拜会斯大林时，递交一份杜鲁门邀请斯大林访美的信函，但被斯大林拒绝了。5月，斯大林宣称一些国际势力企图发动战争，他命令苏联红军严阵以待、保卫国家安全。美苏的关系在一系列因偶然事件导致的彼此猜忌中日益紧张，直到“冷战”这个都不在双方预期中的事物最终出现。
三、国家利益博弈：两种外交战略碰撞的本质
国家利益指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需要，尤其是经济利益，它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根本动因和核心因素。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恩格斯虽然强调“合力论”，但是，他又说：“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14]外交战略既以一个国家相应时代经济发展的水平为基础，又把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作为最终追逐目标。首先引导学生观察美苏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情况，见表格一。接着要求学生阅读材料后回答问题。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15]同年，苏联领袖斯大林也宣称：“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它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16]
问题一：杜鲁门“领导世界”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公开地叫嚣？
二战期间，西欧各国饱受战火的蹂躏，社会经济受到空前破坏，实力大大削弱。而美国由于地缘因素，本土没有受到破坏，并且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生產开足马力，赚足了各国的财富。二战后期，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之后，又利用关贸总协定垄断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进而确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经济实力奠定政治追求的基础。战后初期，美国自恃超强的经济、军事国力，追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力图把持全球的战略中心地位，一句话，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问题二：斯大林讲话的意图又是什么？其说话的底气又在哪里？
向占领区推广自己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直接目标是谋求本土安全及重点利益地区的安全。[17]苏联经济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可以保证充分的就业，可以快速地促进经济复苏，加之战争期间所形成的超强军工生产能力，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政治大国，因而，在与美国对抗中显得底气十足。就综合国力而言，美苏双方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美苏双方各自依恃强大的综合国力而竞争对抗，又因实力的均势而选择软对抗的方式——冷战。美苏在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又是怎样最终走上冷战这条不归路的呢？教师提供表格二让学生阅读了解。
二战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美苏外交冲突事件频繁。从引发矛盾主体来看，有美国引发，如勒令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法案、干涉希腊革命;有苏联挑起，如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有战争遗留问题，如德国赔款问题。从事件诱发的主要原因来看，有经济因素，如美国勒令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法案、美苏对德国赔款异议;有政治因素，如美国干涉希腊革命、苏联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还有争夺势力范围引起，如伊朗和土耳其危机。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教师一定向学生点明美苏对抗的本质在于争夺国家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向马歇尔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接受苏联当前产品赔偿（德国赔偿问题，作者按），那么苏联在关于未来德国政体形式、德国恢复出口、与德国签署 40 年非武装条约问题上都可以商量。”[18]无独有偶，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我们选择土耳其和希腊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19]
四、结语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的发展服从于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政客与学者有意无意地歪曲，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1894年恩格斯在给一位青年大学生瓦·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说：“政治、法、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20]这段论述非常经典，就美苏冷战起源问题的教学，既要让学生理解经济实力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看到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具体影响;既要让学生明白物质资料生产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又要注意发现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动机目的所造成的偶然性。一句话，必须要把历史理解成“合力论”的结果。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3]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6页。
[4] 孙庆：《冷战的本质特点和结局的必然性》，《欧洲》1991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6][13] 转引自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
[7][10][11]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68页。
[8]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494页。
[9] 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
[12]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第6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704—705 页。
[15]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选修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7頁。
[16] 曹大为、赵世瑜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必修1），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09页。
[17] 韩桂玲：《从地缘政治看冷战的起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18] 转引自苑爽：《论二战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与冷战起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19] 转引自王芝：《略论“杜鲁门主义”在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0] 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