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的评价，有这样一种观点：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复古，是一个对历史进步有重大贡献的“厚今薄古的专家”。笔者在此想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以秦为界可以分为两大历史时期：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第一个发展时期。在这八百多年中，中原各诸侯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使之从原始部落联盟状态过渡到有高度礼乐文化的文明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分封制，政治上形成了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那种“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权力构成，诸侯国君只要履行了“礼”上规定的“义务”，周天子就不能“干涉”诸侯国的事务，使周天子的权力不能形成“专制”“独裁”的状态，也使得周天子与各国之间处于既有盟约束缚又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周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自为了生存发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礼贤下士地引进人才，还萌生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民主政治理念，几百年竞争的结果是周天子式微了，一些诸侯衰败了，一些卿大夫崛起于诸侯之列了，从而形成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在经济上，只用了八百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西周早年的原始部落经济到封建领主制经济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商业与手工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商品交换、自由贸易已是司空见惯。思想文化上，各种思想文化流派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使华夏民族的思维处于创造性的高水平状态，引起整个民族素质的质飞跃，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秦至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前宽松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说“千年皆从秦政制”指的就是秦始皇统一后制定的各项制度，深深影响了秦以后中国200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有人由此评价秦始皇是“厚今薄古”，对推动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对历史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是经济上，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律层面上确立“黔首实其田”的私有制经济。从此，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模式成了秦以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生产方式；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使得土地兼并在历代成为严酷的现实，而兼并的结果是千百万农民的破产与无法生存，从而酿成多次农民起义。但是，起义的胜利者也改变不了秦制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只好又重复他们所推翻的前朝那样的历史。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周期性动乱中“折腾”了2000年，而每次战乱的结果是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毁灭。
　　其次，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私有制，分散、封闭、保守、懈怠是其特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把千百万小农凝聚成统一的力量，这就导致秦及以后历代地主阶级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的产生。这种体制产生后，又进一步强化小农经济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的总根基。
　　第三，对思想文化的钳制。为了“愚民”，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举措。到了汉代，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管制措施，用一种思想去堵塞老百姓思想自由的空间，萎缩其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以达“愚民”的目的。有学者指出：“独尊儒术”的文化措施对民族的“荼毒”远胜“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立毙”，而“独尊儒术”是“慢性自杀”，由“壮汉”变成“侏儒”。从此，儒家思想文化在2000年中充当了“刽子手兼牧师”的角色，把芸芸众生“修理”成了统治者满意的只知道义务而不会索取权利的“顺民”。
　　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造成中国2000年社会停滞的外因，那么，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则是内因，而其始作俑者都是秦始皇。因而，不宜夸大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