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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从纽约回国的陈丹青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特聘教授,后来因为不满招生制度离职。
10年间,陈丹青游走于美术、文学和音乐之间,先后出版了多部畅销书。《陈丹青音乐笔记》、《外国音乐在外国》俨然已成为众多音乐爱好者奉若经典的读本。陈丹青总是以他的方式吸引着公众的目光,他在公共场合的言论屡屡成为媒体的焦点,引起业界的争议。陈丹青说:“我长期没单位,不大会注意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陈丹青说:“作为外行写音乐书是一件很无耻的事情,我既不了解外国音乐也不了解中国音乐。你大可不必将它当作音乐专业书去读,里面一定错误百出。”
话是这么说,至少作为“外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评论他眼中和心中的音乐。
“体制脸”充斥维也纳
从2009年开始,陈丹青受《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叶楠之邀,游历于欧亚之间,其中在维也纳看的几场歌剧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魔笛》、《费加罗的婚礼》、《费德里奥》等几部歌剧之前我在美国和意大利也都看过,但在维也纳看到的却好像不太一样。他们唱得都很放松,好像不图什么耸动的音乐效果。尽管也是西方人的面孔,演的还是那些公爵、贵族、夫人,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不一样,但却又说不出不一样在哪里。”这样的疑惑一直萦绕陈丹青心头。
春节期间,在一个饭局上陈丹青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旅美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帮他解开了心中的谜团。“田浩江告诉我说,欧洲的歌剧指挥、尤其是维也纳的歌剧指挥通常倾向于保守,不做任何新的处理,只要规规矩矩地挥下来就行。而欧洲的歌剧导演通常又非常前卫,和指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许多实验性的导演,不但完全更改古典歌剧的服装、造型,而且也改变了许多老的戏剧场合需要的情绪。”
后来了解到,由于维也纳的歌剧演出非常频繁,所以很多剧院出于成本考虑,不可能请到名角,因此,许多来自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歌剧演员流向西方,他们的费用较低。作为音乐中心的维也纳地处中欧,就成为他们进入西方演出系列的第一站。“他们的唱功都非常好,但因为长期在一种体制之下生活,人的群体性会变、脸也在变,因此样子看上去也不太一样了。”在陈丹青看来,社会体制的不同也许会带给人精神气质甚至面貌的改变。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的改变。由此说到了中国音乐的“西化”问题。
百年来中国音乐一直在“西化”
陈丹青认为,从18、19世纪开始,源于英美的现代化体制正在辐射全球,给许多原本拥有自己庞大文明系统的地区带来另外一种文化冲击。“今天我们奉行的知识谱系很多来自西方,而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在西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冲突。”
就文化来讲,陈丹青认为,西化的过程早在清末最后的六、七十年间就已经开始了。“我的母亲以前会弹几下风琴。她小时候,在中国的许多小镇甚至农村都有教堂,教堂里有风琴,小孩子可以随便去弹。那个时候江南的小镇上,家里通常都会有一架钢琴而且这些钢琴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那时这些富贵之家里通常会有西式的沙发、画报、读物,《茶花女》等西方经典作品已经翻译过来了。中国的西化在这一时期曾认认真真进行过,从生活方式、家居、服饰、仪态等等。而这种西化一旦开始,就回不去了。”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音乐教育制度,按照西方的方式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音乐创作和演出空前繁荣。然而陈丹青却担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了西化的内涵。“西化”在表象上学起来非常快,但其真正的内核我们也许还未领悟。
西方音乐是我们借来的
1959年,不满7岁的陈丹青在收音机旁收听了国庆10周年的庆典,天安门广场上人们在狂欢、庆祝,一首合唱曲让人激动。刚刚懂事的孩童当然不知道大人们唱的是什么,只记得那个曲调很好听,慷慨激昂,让他“傻傻地听了半天”。时隔多年,陈丹青知道了那天人们在广场上唱的那首歌叫《欢乐颂》,出自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当时由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西方音乐的伟大,几十人上百人的合唱所迸发出的那种震撼力至今难忘。能够感受到人们那种自信和自豪,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说起这一幕,陈丹青的眼中闪着光芒。
谈及中国音乐,陈丹青表示,中国的传统音乐很美,《春江花月夜》的典雅中正、雍容华贵,《二泉映月》的哀怨动人、婉转悱恻,很美,很动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的深处不会出现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也不会出现启蒙运动的精神,更不会出现这种宏大的合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命题。
陈丹青说,西方音乐是我们借来的,尽管我们已经学得很像。“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西方音乐人才,有那么多交响乐团、歌剧院,我们有了一整套西方音乐的演出系统,甚至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剧院,但是一切都不能说明问题。它还是一个娱乐系统、欣赏项目,这种音乐精神并没有完全内化到我们的精神内涵谱系中。这么伟大的一个音乐传统来过了,看似生根了,但也许根本没有来过。”
10年间,陈丹青游走于美术、文学和音乐之间,先后出版了多部畅销书。《陈丹青音乐笔记》、《外国音乐在外国》俨然已成为众多音乐爱好者奉若经典的读本。陈丹青总是以他的方式吸引着公众的目光,他在公共场合的言论屡屡成为媒体的焦点,引起业界的争议。陈丹青说:“我长期没单位,不大会注意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陈丹青说:“作为外行写音乐书是一件很无耻的事情,我既不了解外国音乐也不了解中国音乐。你大可不必将它当作音乐专业书去读,里面一定错误百出。”
话是这么说,至少作为“外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评论他眼中和心中的音乐。
“体制脸”充斥维也纳
从2009年开始,陈丹青受《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叶楠之邀,游历于欧亚之间,其中在维也纳看的几场歌剧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魔笛》、《费加罗的婚礼》、《费德里奥》等几部歌剧之前我在美国和意大利也都看过,但在维也纳看到的却好像不太一样。他们唱得都很放松,好像不图什么耸动的音乐效果。尽管也是西方人的面孔,演的还是那些公爵、贵族、夫人,看上去总觉得有点不一样,但却又说不出不一样在哪里。”这样的疑惑一直萦绕陈丹青心头。
春节期间,在一个饭局上陈丹青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旅美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帮他解开了心中的谜团。“田浩江告诉我说,欧洲的歌剧指挥、尤其是维也纳的歌剧指挥通常倾向于保守,不做任何新的处理,只要规规矩矩地挥下来就行。而欧洲的歌剧导演通常又非常前卫,和指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许多实验性的导演,不但完全更改古典歌剧的服装、造型,而且也改变了许多老的戏剧场合需要的情绪。”
后来了解到,由于维也纳的歌剧演出非常频繁,所以很多剧院出于成本考虑,不可能请到名角,因此,许多来自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歌剧演员流向西方,他们的费用较低。作为音乐中心的维也纳地处中欧,就成为他们进入西方演出系列的第一站。“他们的唱功都非常好,但因为长期在一种体制之下生活,人的群体性会变、脸也在变,因此样子看上去也不太一样了。”在陈丹青看来,社会体制的不同也许会带给人精神气质甚至面貌的改变。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化的改变。由此说到了中国音乐的“西化”问题。
百年来中国音乐一直在“西化”
陈丹青认为,从18、19世纪开始,源于英美的现代化体制正在辐射全球,给许多原本拥有自己庞大文明系统的地区带来另外一种文化冲击。“今天我们奉行的知识谱系很多来自西方,而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在西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冲突。”
就文化来讲,陈丹青认为,西化的过程早在清末最后的六、七十年间就已经开始了。“我的母亲以前会弹几下风琴。她小时候,在中国的许多小镇甚至农村都有教堂,教堂里有风琴,小孩子可以随便去弹。那个时候江南的小镇上,家里通常都会有一架钢琴而且这些钢琴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那时这些富贵之家里通常会有西式的沙发、画报、读物,《茶花女》等西方经典作品已经翻译过来了。中国的西化在这一时期曾认认真真进行过,从生活方式、家居、服饰、仪态等等。而这种西化一旦开始,就回不去了。”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音乐教育制度,按照西方的方式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音乐创作和演出空前繁荣。然而陈丹青却担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了西化的内涵。“西化”在表象上学起来非常快,但其真正的内核我们也许还未领悟。
西方音乐是我们借来的
1959年,不满7岁的陈丹青在收音机旁收听了国庆10周年的庆典,天安门广场上人们在狂欢、庆祝,一首合唱曲让人激动。刚刚懂事的孩童当然不知道大人们唱的是什么,只记得那个曲调很好听,慷慨激昂,让他“傻傻地听了半天”。时隔多年,陈丹青知道了那天人们在广场上唱的那首歌叫《欢乐颂》,出自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当时由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西方音乐的伟大,几十人上百人的合唱所迸发出的那种震撼力至今难忘。能够感受到人们那种自信和自豪,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说起这一幕,陈丹青的眼中闪着光芒。
谈及中国音乐,陈丹青表示,中国的传统音乐很美,《春江花月夜》的典雅中正、雍容华贵,《二泉映月》的哀怨动人、婉转悱恻,很美,很动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的深处不会出现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也不会出现启蒙运动的精神,更不会出现这种宏大的合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命题。
陈丹青说,西方音乐是我们借来的,尽管我们已经学得很像。“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西方音乐人才,有那么多交响乐团、歌剧院,我们有了一整套西方音乐的演出系统,甚至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大剧院,但是一切都不能说明问题。它还是一个娱乐系统、欣赏项目,这种音乐精神并没有完全内化到我们的精神内涵谱系中。这么伟大的一个音乐传统来过了,看似生根了,但也许根本没有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