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认为要实现“现代民族主体”重建的任务，首先要“立人”，通过“立人”然后再来“立国”。也就是说，他把“立国”放在建立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鲁迅强调“个体精神自由”，是他对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两种文化考察与反思的结果，他打破了将东方和西方文化与体制理想化的现代神话，对任何美化东、西方文化与体制的理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从而使自己始终坚守一种清醒的、独立的批判立场。鲁迅认为：要“立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欲“立”之人的生存现状，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这样才能看清痼疾，引起疗救的注意，“立”出“新人”来。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具有现实性的。鲁迅的“立人”思想，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基本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不同的问题和现实情状，会有更为丰富的展开。而“立人”的途径就在于精神上的启蒙。
　　(一)“超人”——鲁迅早期欲立之人。基于对中西方文化的考察和深入思考，鲁迅早期所期待的是“精神界之战士”，是摩罗诗人，他们是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有信仰，自觉地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有自由创造的精神和想象力，更有强大的主体独立意志。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反抗”，是批判的战斗的知识分子；二是注重行动，即所谓“指归在动作”，是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这“精神界战士”在《文化偏至论》里指的就是“超人”，与“众庶”是对立的。文中鲁迅推介了尼采的“超人说”：“若夫尼怯，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鲁迅认为“精神界战士”乃“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由此这也必然会产生“精神界战士”的孤独感。鲁迅环视中国，不禁悲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摩罗诗力说》)在寄希望于少数卓尔不群的人物这一点上，鲁迅与尼采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共鸣的。不过，鲁迅的思想整体与尼采是根本不同的。尼采是民主革命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而鲁迅则是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尼采敌视人民群众，鲁迅对于人民群众的态度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和关心。鲁迅当时还借用了尼采的某些思想材料——如“重新估价一切”等——作为武器，用以打击传统的封建势力。
　　(二)“狂人”——鲁迅五四时期欲立之人。五四时期，鲁迅开始以启蒙者的姿态呼唤黑暗中国里的觉醒者，勇于反抗封建社会的前驱者。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一个觉醒了的启蒙者形象，这一启蒙者形象并不高高在上，一样是受传统文化浸染过的人。尽管作品中的“狂人”仍然处在一个充满敌意危险的环境中，尽管“狂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员，但鲁迅仍然赋予“狂人”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气势，并安排了一段狂人与一个守旧的年轻人充满预言警句似的激烈辩驳的情节。鲁迅虽然犹豫、疑惑，疑惑于“铁屋子”究竟能否打破，可终究还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可见他对启蒙，怀着深切的希望。鲁迅在五四时期寄希望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脱胎而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其中的先觉醒者，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率先向传统吃人文化发难，体现出一种先觉者的勇气和力量。但“狂人”的形象也包含着鲁迅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反省意识。
　　“狂人”在犯病的时候是与吃人的庸众相对立的“个人”，然而愈后“赴某地后补”又成了吃人的“众人”中的正常一员。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和经济上的不能独立所带来的自身的软弱。因此，在立人的选择上鲁迅也是非常痛苦的。鲁迅欲立之人正是犯病时特立独行的“狂人”，而非病愈后的“狂人”。作为启蒙者，“狂人”既对民众进行了启蒙，让民众丢掉吃人的习惯，做真正的人；也对自我进行了深度启蒙，意识到自己也曾吃人，从而认识到做真的人并非易事。那么，这个真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其实，作者所展示的狂人个体精神特征即寄寓了真的人的品格和内涵。狂人所独具的个体精神特征就是：洞察力、判断力、怀疑性、反叛性、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反思意识。“狂人”对真的人的追求极其强烈，不仅希望社会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真的人，而且更希望自己成为真的人。
　　总之，“狂人”是鲁迅在极其矛盾的心情中所塑造的具有个体精神的知识分子，随着新文化运动大潮的袭来，鲁迅满怀希望地呼唤知识分子中的彻底反叛者。犯病中的“狂人”语出惊人，特立独行，发人之所未敢发，行人之所未敢行，这正是鲁迅渴求出现的启蒙者形象。“狂人”不是“超人”，他身上固然具有封建传统文化的积淀及其带来的弊端，但在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鲁迅十分清楚是不会有一个“全新的精神战士”凭空出现的。不过，鲁迅还是把启蒙的希望放在了少数知识分子身上，认为他们必定是先觉醒者。
　　(三)“大禹”——鲁迅后期欲立之人。鲁迅最后十年思考得最多的就是“真的知识分子”与“思想的实践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鲁迅也并非首次提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开始思考了。他在《破惡声论》中即提出“伪士”的概念，鲁迅提出这一概念，就是提醒我们要区别真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假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精神界之战士”，指的就是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就“真的知识阶级”做了两点界定：“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正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定位：站在平民的一边，做永远的批判者。通过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鲁迅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历史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面对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沦为三重奴隶的现实，鲁迅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沉重。他对知识分子充当改变“人”的奴役状态的“马前卒”和“精神战士”的理想渐趋怀疑和失望。
　　在切身体验中，鲁迅感到单纯启蒙无用的痛苦，他意识到启蒙应当与实际的反抗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的必要。鲁迅同情被压迫民众的反抗，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但对利用革命、投机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的奴役关系持猛烈批判的态度。他的“一个都不饶恕”的批判中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压迫与奴役的现象。鲁迅呼吁来自平民而又能够真正为民众着想、领导民众革命的力量出现。实际上，鲁迅在厦门时期就对群众力量的认识有了重要的发展。鲁迅对于劳动群众已经不只是限于同情和热爱，而且也愈益看清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坚信他们通过斗争会争取到美好的未来。
　　因此，鲁迅后期所希冀的是脚踏实地、拼命硬干的“大禹”。他来自劳动人民，具有劳动人民的品德和风格，能够为民众利益奋斗。如“狂人”一样，“大禹”并非实指某人，而是具有一定内涵的精神符号。他的精神特征就是：不畏困苦、敢于迎难而上，虽然遭受保守官员的一致反对，但“大禹”不为所动，坚持从自身考察和百姓中得出实际决定；为民众大利着想，不顾自己私利，数过家门不入，日夜劳苦。这类形象是鲁迅后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那些因循守旧、“帮忙帮闲”、散漫无稽的文人学者及“伪士”所不能比拟的。鲁迅寄希望于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通过追求社会的彻底解放来最终实现大多数人的“个体精神的自由”。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中坚定的“立人”理念、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与平民的立场，使其成为一名不屈的精神界战士和不倦的启蒙者。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对濒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的人的现代化的思考。鲁迅的“立人”是从一种积极参与、改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态度出发的，是从一种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确立“立人”标准的。鲁迅的“立人”思想不仅对重建“现代民族主体”“现代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在仍然存在国民劣根性的当代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能够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