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4年3月在皖西北葛藤山反击战中受的伤，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时期。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纠集重兵，继续对我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不打消耗战，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3月初，敌第64师、65师、45师二个旅和独立40旅分四路向葛藤山、熊家河一带合击。那时我任警卫特务连排长，我们连担任前卫，执行突围任务。敌先于我抢占葛藤山，晚上我军冒着大雪摸黑在山下的熊家河一线运动穿插，要趁敌立足未定突出重围。敌发现了我军企图，密集的枪弹封锁我前进道路。我带着部队在机枪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起了反击，后续红军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冷不防一颗子弹打中我的左脚脖子，子弹是炸子，整个踝关节被炸碎了。顿时我倒在地上，昏死过去。战友们背着我，冲出了敌人封锁线。当天，我和其他11名伤员被隐蔽在附近的西大山。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了，留下两名战士看护我们。
　　部队转移后，尾追的敌人很快就云集到这里，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到处搜查红军伤员，形势十分严峻。皖西北是苏区，群众基础比较好。晚上群众上山来报告，说第二天白狗子要上山搜查红军伤员，为了安全，两位看护员在群众的帮助下，把我们这些重伤员分别隐蔽在几个小山洞里。山洞在二三百米高的峭壁上，山崖上灌木、蒿草丛生，他们用绳子把我们一个个吊上去，洞口堆放着一些荆棘树藤之类的绿色东西，敌人一般不易发现，老百姓给每个山洞准备一二个用毛竹筒煮的米饭。我和一位叫丁伟才的伤员同在一个山洞，他伤势比我轻，晚上，我们躺在干草铺的山洞里。我受伤的腿钻心地痛，洞里黑乎乎的，洞外不时传来几声野鸡的啼叫声。我久久不能入睡，似乎快天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果然敌人开始大肆搜山。白狗子三三两两地到处乱窜，用刺刀在树丛中瞎捅，我们在山洞里能隐隐约约听到敌人的喊叫声、谩骂声，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搜山，折腾了三四天，毫无结果。白狗子恼羞成怒，使出看家本领——用火烧山，只见山山点火，处处冒烟，树木、杂草被山火烧得噼啪作响，整个西大山被笼罩在一片火海烟雾之中。二三天后，树木被烧焦了，山被烧秃了，火烟窜上了山崖，隐蔽的山洞有的暴露出来。我们12名伤员先后被敌人搜出8个。狼心狗肺的白狗子用枪托打，用皮鞭抽，要他们说出其他伤员藏身的地方和红军大部队的去向。敌人甚至用烧红的通条往伤员身上捅，战友们宁死不屈。我和丁伟才住的山洞有幸没有被发现，我俩忍着伤痛和饥饿，不敢发出任何响声。听到从洞口不时传来敌人吼叫声和战友们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我和丁伟才真想冲出去和敌人拼上一死，但伤情不容这样做。受伤几天来，没有药物治疗，加上洞里昏暗潮湿，我的腿已经发炎，接着脓肿，有些皮肉慢慢溃疡，小腿肿得像馒头一样，挪动一下都十分困难。我们恨自己太没有用，听着战友们的惨叫声、呻吟声，我们的心在流泪，在淌血……
　　第三天，敌人撤走了。丁伟才伤势稍轻些，他艰难地爬出山洞，说出去设法寻找部队来营救我们。但不知何故，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一个人留在山洞内，饥饿、疼痛和孤独一齐向我袭来，靠着对党的崇敬，对人民的爱，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憧憬，支撑着我衰弱的生命。我想，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活着爬出山洞，去寻找党、去寻找部队，我要为战友们报仇雪恨。想着想着我慢慢行动起来，忍着疼痛一寸一寸往洞口爬。可刚爬几下，剧烈的疼痛使我昏迷过去。醒来接着爬，爬了昏，昏了醒，醒了接着爬，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爬出洞口。
　　我斜坐在山洞口，张望四周，一片漆黑，我不知当时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完全转了向。我吃力地抬起头，仰望天空，试图寻找北斗星，但笼罩在我上空的还是一片乌黑的东西，不知是云是雾。这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如何去杀敌？如何去报仇？即使找到了党和红军，也只能成为负担，一种灭顶的绝望向我袭来，我哭了，真正地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两位疏散出去的看护员顺着哭声找到了我，我们三人拥在一起痛哭一场，接着又找到了另两位伤员，大家庆幸都还活着。两位看护员设法用绳藤把我们吊下山崖，准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天色微微发亮了，两位战友把我们背上了另一个小山头。借着微弱的暗光，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到左前方的几株烧秃的树干上，零零落落地悬挂着几具没有脑袋的尸体样的物件，树干下还有一堆灰白的草木灰。我们明白了几天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哀伤，我们悲愤。我们一起为牺牲的战友默哀致意，发誓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这时天色大亮，山下突然传来枪声，原来敌人杀回马枪，又搜山来了。两位看护员还要把我们背进山洞隐蔽起来，我执意不肯，说：“我再也不想在山洞里坐以待毙，我伤势太重，也不能再连累你们，你们快转移吧，不要管我了。”说着我咬紧牙关，闭上眼睛，转向山崖，颤抖的双手紧抱伤腿，一骨碌向山下滚去……
　　待我醒来，睁开眼睛，已是昏暗的傍晚，发现自己躺在山脚下一个水塘边的杂草丛里，隐约听到不远处有人走动的声音，还有说话声。我仔细分辨，原来是白狗子还不死心，还在搜索红军伤员。我赶紧挪到水塘里，用树叶、杂草胡乱盖在身上。不一会，一群白狗子向我身边走来，有的在杂草丛中乱捅，有的向水塘里打枪，见没有什么动静就走了。
　　过不多久，一个50多岁的大妈到水塘边提水，她发现水塘边有人，吃惊地叫了一声，丢下水桶就慌忙地跑了。不一会她带来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他们见我浑身血迹斑斑，还背着有红五星的挂包，知道是红军伤员。他俩把我从水塘边扶起，背回他们的茅草屋，让我躺在坑上。大爷生火边为我烤衣服，边为我清洗伤口。大娘给我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米稀饭。我贪婪地吃着，感激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滴。我担心连累老人家，大娘说，我们不怕，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你就是我们的儿子，只要我们活着，就要与白狗子斗到底。大爷接着说，我们有办法与敌人周旋，白天躲到山里去，晚上悄悄下山来。第二天拂晓，大爷背着我，大娘托着我的伤腿，把我藏到深山沟里。大娘为我准备了软绵绵的干草铺地，带来了竹筒米饭，还炒了一盆虽然没油没盐，但却十分新鲜的青菜。老大爷告诉我不用害怕，安心休息，这里敌人从未来过。
　　三天后，敌人再次撤走了，老两口把我背回家里，大爷每天上山采来草药敷在我伤口上，大娘想方设法给我做可口的饭食。在两位老人家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我的左小腿开始消肿，脚脖子处的伤口也慢慢长出新肉。后来老大爷设法找到了我的部队，部队派人把我接到了熊家河山上。由于红军经常游击作战，苏区条件也很差，尤其医疗、用药跟不上，几个月后，我的伤口虽大有好转，但伤口就是愈合不了。我心里特着急，边养伤，边拄了拐杖锻炼走路。我担心会有变化，急切地回到原部队，被编在团政治处做青年工作。从此，我拖着一拐一瘸、尚未愈合的伤腿，坚定地踏上了红25军的长征之路。
　　岁月悠悠，沦桑巨变。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许多生活和战斗细节都逐渐淡忘了，但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以对子弟兵的博大无私之爱，支援、掩护红军的一幕幕场景，我始终不能忘怀。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陈毅元帅的那首赣南游击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这首词我要永远吟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徐光友小传
　　
　　1917年生，安徽六安县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5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任红军25军73师通信排长、红15军团政治保卫连连长、教导团政指。参加了长征，抗战时，历任15师营政指、团组织股长、皖东北独立团团长。解放战争时，历任团长、旅参谋长、三野副师长。建国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南京步校校长、军政委、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委工程兵副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