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哈尔·达史提（Gohar Dashti）是伊朗著名女摄影师，1980年出生于战争前线城市阿瓦士（Ahvaz），生命的前八年，炮火就像是日常生活里的标点符号。童年时期，她的玩具是屋顶上捡的子弹壳。她会问父母：“当流弹击中身体时会怎么样？”

　　多年后，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伊朗，上了大学的达史提经常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穿越家和大学两座城市之间的漫漫荒漠。有一次，望着车窗外荒芜的地平线，她忽然想：“这片土地这么大，为什么我们却总觉得没有容身之地？”幸运的是，这时候她接触了摄影，手中的相机成为了赋予这个年轻女孩无限能量的工具。她是个天才式的创造者一在当时遍地纪实摄影的伊朗，她汲取了纪实摄影的优点，却坚定地开辟了自己独特而诗意的纯艺术摄影道路。她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思路与眼光，和电影编剧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去剖析家园与离散、人类与自然、战争与社会等永恒的话题。她的影像中，个体的叙事有种史诗般的格局和沧桑。
　　达史提最被人熟知的系列包括《连根拔起》（Uprooted，2019）、《家》（Horne，2017）、《无国籍》（Stateless，2014-2015）、《伊朗，無题》（Iran Untitled，2013）、《今天的生活与战争》（Today’s Life and War，2008）等。她的作品收藏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国家美术馆、伦敦V&A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东京森美术馆等世界各地顶尖机构。
　　与古哈尔·达史提对谈
　　你是如何把战争的创伤和贯穿你作品的大自然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呢？
　　达史提：我在一个因多年战争而失去功能的社会环境里长大，因此我试图通过人类和自然之间紧密的关系，来叙述人的离散和迁移。
　　在我的感知中，无边的自然环境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乱世中，它给予我守护和昭示。在我的摄影作品中，我像拍摄电影般重现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身后的荒漠从来不仅是一个背景，而更像是人类暂时的歇脚地，像母亲一样接纳他们。这片荒漠不仅仅是有关伊朗的，它可以是任何地方。大自然变成了一个更为宏大和抽象的符号。我最近的作品主题都是描绘自然和植物，但我还是在隐喻人性和社会，展示有关个人身份、家庭、国家等话题。
　　在《连根拔起》这个系列里，你展示了从土地中被拔起的植物，带着根和泥土。可以讲讲你的灵感来源吗？
　　达史提：这个作品是我2018年想到的。那时，我和我儿子一起在哈佛自然博物馆度过了很多时间，这使我想到大自然中的繁多生物都可以用来比喻人类的迁徙。我想到把植物从孕育他们的土壤里连根拔起这个意象。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只看到了表象，但你看不到他们属于哪里，因为他们的根是隐藏在泥土里的。虽然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但是我们往往不在乎一个人的根在哪里。
　　这种对于人类和土地之间关系的观察、感动是如何进入到你的创作当中的？

　　达史提：这要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说起。我出生的阿瓦士是一座战地城市，靠近两伊边境线，战争当中，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辛。战争结束时，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离开了这座城。就在七八年前，时隔多年，我又回到了那个城市，回到了我出生的那栋房子。我看到了院子里还有我小时候就在的那棵棕榈树。它还在那，形状变了一些，可还活着。突然间我想到，天啊，大自然在战争中不会迁移，而人类需要逃命，被迫将根移到别处。大自然比我们强大太多了，它可以和一切对抗。很多年后，我们走了，但是它会留下。这就是大自然触动我的很多瞬间之一，它在我的作品中越来越重要。
　　现在，我生活在美国麻省的剑桥市。有时候我会看到一棵树，觉得它和伊朗的树一模一样，甚至很像我家院子里那棵树。你想移植一棵树都不那么容易，而我在移民到一个别的国家时，还要试图重新扎根。我的生活永远都是不确定的，我永远在试图理解周围的事物。
　　你最被人熟知和赞美的作品是你在无边大漠里摆拍的人像。比如《伊朗，无题》这个系列中，你说你灵感来源是坐车穿过伊朗的荒漠的这段经历。你可以讲讲为什么选择荒漠这个元素来展开有关社会的一个探讨呢？
　　达史提：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上大学的时候，每隔两周都要坐车穿越一千公里的荒漠去马什哈德（Mashhad），那是当时我父母住的城市。这两座城之间完完全全是一片荒漠。一共四五年的时间，我穿越了无数次这片土地。我当时就想，这个国家真大啊，可是你却没有什么机会好好生活和工作，反而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在我的作品中，社会和地形的一些特征是有紧密关联的。所以在以《伊朗，无题》为代表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我拍摄的人们其实只想拥有一个小小的、安全的空间去生存，这片土地这么辽阔，可是不属于他们。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表达非常有力，尤其是系列中被拍摄者们紧密地贴在一起，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周围巨大的天空和荒野，非常震撼。还有你近期的作品《无国籍》，更是把这种抽象的视觉诗意推向极致，这些图片更有绘画的特征，这些惊艳的图像是怎么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的呢？

　　达史提：为了拍摄《无国籍》，我几经周折去了波斯湾的喀什姆岛（Qeshm），所以拍摄地就是在大海里漂浮不定的（笑）。那段时间，新闻里全是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报道。我当时看了很多纪录片，还有电视上的新闻摄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难民们为了逃离战火搬到荒郊野地居住。当我关掉电视的时候，一切看似结束了，而我不可控制地去想，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要去哪里？谁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实际上，最后只有大自然接纳和安抚他们。我选择在地貌秀美的喀什姆岛上拍摄，因为这样我可以弱化地点所带有的任何国别属性，我只想去关注战争的受害者——不只是伊朗的受害者。
　　你刚才提到有一些图片非常像繪画，这确实是我想达到的效果。比如那张穿着红色传统服饰、背朝观众斜倚在地毯上的女人，我们经常在一些中东题材的画作中看到类似的形态。无论是现在还是艺术史中，很多人觉得这个形象是属于异域的，把她作为一个他者、符号，大家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可这不是她的真实生活。所以我这里对于绘画传统的运用是一种对于大众思考方式的批判。
　　你提到你想要一种诗意的表达，那你是怎么把这些非常痛苦和灰暗的事实转化成艺术的呢？你是怎么把内容和表达方式结合好的？
　　达史提：对，我想诗意地描述这些问题，是因为这和伊朗的文化有关。有时候你在伊朗的街上、集市上问路人一个问题，他们有可能用一句古诗回答你。这个表达是间接的，但你立马会明白他们想说什么。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我想用纯艺术的方式，间接地去讨论历史和社会问题。我希望这样做可以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使得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这些问题。我不想让人们像看电视上的新闻图片一样，转眼就忘掉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说过你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纪实摄影师。因此，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常说伊朗历史中的纪实摄影对你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影响？
　　达史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整个成长过程中周围都充斥了有关伊朗革命和战争的新闻影像，电视上只有纪实摄影和纪录片等。甚至，正是因为苦难的历史，伊朗才有这么好的纪实影像传统。当时很多国外摄影师都来战地进行拍摄。
　　自然而然，我也开始作为摄影师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我的创作都是来自我记忆的，一切都像一张自画像，关于我、我长大的方式、我的人生。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纪实摄影师。我的大学老师巴曼·贾拉利（Bahman Jalali）是一个把纪实和艺术结合起来的摄影家，对我影响很大。老师十年前去世了，但波士顿美术馆今年为我俩举办了一个双人展。

　　我受到了纪实摄影的影响，但我坚定地创作艺术影像作品。观众看我的作品就像看一幅画一样，这样他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在这些问题上，并且观者作为个体的经历、想象、思考都很重要。我希望你记住我影像是因为它的美，而不是因为它发生在伊朗。我认为艺术转化当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这使我想到你28岁时的作品《今天的生活与战争》，我觉得艺术家在特别年轻时的作品能纯粹地反映生命前期的细腻感知，尤其是你从小就经历长年战争，这个作品的思索历程肯定很长、很艰难。
　　达史提：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笑）。我刚刚说我出生和长大在战争地带的阿瓦士。我作为一个孩子，有时觉得自己有着平常的生活——我去上学，过生日派对，被邀请去参加婚礼或者宴会，等等。但我同时又感到什么都不安全。那种幼年生活非常矛盾。有一次我们家人去参加一个婚礼，大家正在跳舞的时候，我爸爸和几个亲戚聚在一块听收音机，因为好像那天收到了阿瓦士要被炮轰的消息。但是我们生活在战争中不能停止，反而战争仿佛就是一个背景，它永远在那。直到今天，我还担心战争。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在担心战争。这就是我这一代人的心理，已经习惯了总有种不祥之兆。

　　在创作这组作品之前，我画了一张草图，描绘我和我丈夫坐在一片战地上。我给他看了这张作品，因为他也是搞影像艺术的。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我想做这个项目但不知道怎么开始。他提议我们可以去德黑兰城外很有名的一个战争电影拍摄基地，我们就找了模特，在那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系列作品就像是我们的自肖像，你可以看到这对夫妻在战争的背景中继续着日常生活，他们的不自知中甚至还传达着一丝幽默。他们似乎没有时间的概念。这就是我长大的过程。
　　当你现在成为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你如何看待你作品社会价值的意义？相比艺术价值、情感价值等，什么对你最重要呢？
　　达史提：首先我不是一个社会运动者，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我没法马上就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但我可以剖析它，让人们来看到和思考它。我热爱用艺术的方式描述我的经历，我对于生命、大自然的思考，并且通过它触动更多的人。
　　从我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我是谁，来自哪里，我的性别等个人特征。但我希望我的艺术既是个体的，也是具有共通性的。
　　（责任编辑：赵姝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