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高阳和他的书
　　
　　海内喜读高阳书者，不知凡几。这些年，大陆与港台文学渐通款曲。先是金庸的“新武侠”不胫而走，至今风头不弱，令诸多老少爷们儿走火入迷(一些书生朋友也成了铁杆“金迷”)。约七、八年前，高阳的历史小说亦悄然偕南风而至。虽然此间所见版本仅为高氏著述总目的一小部分，风神所在，反响大约也不能算小。偶闻一句话，道是：“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语近夸张，亦非无稽之谈。
　　半年前，消息来得突兀，高阳先生以痼疾不治，驾鹤西行了，据说是刚过了七十寿日不久。其人兴酣摇笔似乎总是不能自休，虽算不上名山大业，风景尚在佳处，想不到天不假年，煮字不能疗疾，“酒子书妻”(高阳自谓)一时俱杳。许多人都说了惋惜的话，那时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一本高著《金色昙花》(写民初政海及袁世凯“洪宪”前后旧事)，不能释手之外，平添哲人其萎之念，无个去处。
　　遗著八十九部，其中于书林独步一方的历史小说占六十余部，高阳手笔，就我有限之见，无论小说一途(代表作如《慈禧全传》、《胡雪岩》、《红楼梦断》)或“二三雁行”般的文史杂著(如《高阳说诗》、《红楼一家言》、《梅丘生死摩耶梦》、《古今食事》、《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都可说好读、耐读。读了，一层，不妨广见闻，可药孤陋浅薄，二层是有品味，如黄垆买醉，不觉醺然。接着，或可由高阳此一掌故纷陈的“聊斋世界”，想到冯远村所谓“看书宜耐”：“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液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毛白苇，令人一览而尽。”这方面，“几人真是经纶手”？不易说，但说高阳笔墨一流，是“国手”，源于心服此老，包括其功力，气象。
　　高阳原名许晏骈，杭州人。杭州横河桥许氏为大家望族。乾、嘉至道光年间，一家七个兄弟先后乡试中举，其中三个两榜出身，御赐“七子登科”匾额。高祖许乃钊官至江苏巡抚，行七，行六的六老太爷许乃普是嘉庆庚辰榜眼，官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值南书房的许寿彭，皆为高阳的曾叔祖。不过，这翰林之家不可能世袭，也由于时代变动大，到许晏骈这一辈，钱塘韵事早已风流云散。他本人由于抗战关系失学，书生从军，辗转去台湾，一九六○年后服务于报界，主笔政，渐渐由读书而谈书论书而著书且大著特著了。寄身心于文史，尤其于清代史事掌故深研几索，别出蹊径，多半还有世家遗风的影响，所谓“其来有自”，又所谓“文章憎命达”。著书者别署“高阳”，有一说是取“酒徒”意思，另一说称高阳好酒，然佐酒者常是掌故、牢骚之类，故典出《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也有说是以许氏郡望为名，底细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
　　“华发酒痕每每新，可能蠲笔作闲人？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这几句诗后面的影子，好像是一个与世飘零怅怀天涯归梦，托命于诗酒文章的高阳。所以台湾张大春先生悼高阳文，亦有这种对其人文心风度的感想，并引杜少陵诗作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知人见道，以杜陵野老荒台咏古之诗，为高阳的情怀、风格写照，理想不理想不论，概说其人“自封野翰林”的笔墨因缘，云山丘壑相通，也可称异数之遇了。
　　酒、书、梦、笔，故国平居，灯火阑珊，也许是传统中国文人寂寞中的生活所依，精神趣味所恋。从大处去作历史衡量，如修、齐、治、平等等，这便不够“及义”，也不必一定要说香草美人以喻忠贞之类，但不少传统的诗文书画或者戏剧、小说倒是在其中孕育了自己的品格、形态以及不同时代的知音者。尝想，许多文人墨客为什么写作？难道不正是要寄托他们那一份古今皆可“通感”，皆可“体味”的文化情怀吗？是否就是历史文化之灵性之神韵？至少不妨把“情怀”当作可感知意会的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一个视角，关键不在于理论判断如何、分析方法如何，是否给出结论指导，与其堕于工具主义的操纵，被功利、目的所牵引，还不如把定见搁下，先来同历史作一番“相遇”，或者说“非强迫的响应”，也是“通感”的，具有开放性的“相遇”，不也好么？在这一点上，把“斗争”换了“对话”，“批判”换了“理解”，颇有意味。
　　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剑拔弩张、爱憎分明地去“占领历史”，以史为鉴或古为今用，也几乎是开卷不忘的。读书，或热坐蒸笼或冷卧冰凌，难得平心。但头童齿豁，渐渐觉得事情原也不那么简单，更不必“实用”当头(一来不易“实用”，二来不免有负作用)。这时读高阳的历史小说，便觉天外有天，别有兴味，再好些，眉头心上，或许消遣中有启发，无意得之，更具一种滋味。这滋味如何大抵是说不清的复杂，总非“强说滋味”一类。好之者，即有同嗜焉的二三友人，谈论高阳，每以评论为难事，大约讲史如此，读史如此，不“强说”，却好在有味罢。卷帘日长人静，或者雪夜闭门偎炉，读高阳闲书快何如之！掩卷之余，兴有未尽，不免念到“别来江海事，语罢暮天钟。”
　　一部甘四史，剪不断，理还乱，难怪欲说而无从说起；尤其晚清因变交织的史局，更令今人惑于泾渭之乱，充分理解和鉴往知来之乐每不易得。因此就了解历史而言，有隔膜，有武断扭曲，有笼统观之，有简化的认知等等。所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是一句无多少把握的话。稍有不同的是，高阳作历史小说(并非以史学自任)，虽然重视钩沉抉隐索幽发微的学问功夫，却不大受历史理论的局限。换句话说，那不是“历史”，而又因其成为“不是历史的历史”，别具意味——说来也只是使描写的事情、人物有来历有血肉，更像那么回事而已——首先体现在有一种不大隔膜、造作的历史氛围感，它从容、充分地出现在高阳的故事里。不端架子，靠材料的揣摩讲故事。故事讲得有魅力，倒不一定靠虚构渲染，高阳的路子在于从故纸中挖掘本事材料，挖掘掌故逸闻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种种关联，用现在的说法，是一种信息处理。讲史者的情怀、气质、功力好像便是处理其信息库的软件。真工实料，其人野获冥搜、“采铜于山”不让裨官。世上史学家不少、小说家不少，这样的学者型而加才人型的“故事篓子”却不多。
　　不多即不庸，人才难得。除了脑筋不糊涂，思致敏达，做这一行，认认真真投入，以至于人磨墨、墨磨人，于书山裨海沉潜含玩，丹铅不辍，倒是得下一番苦功夫、笨功夫。对于古典知识“用力甚勤”，大概是高阳创作自立门户兼有厚重、不浮不虚的根基之一。如是，方能苦中有甘，拙中见妙。看得出，高阳在倾心注意于文史苑囿时，涉猎甚广，尤其是有清一代的史传、笔记、诗文集寓目既多，勾稽亦久，由庙堂之高九重之深到江湖之远市井之繁，种种朝章典故轶闻奇事谙熟于心。一旦酒酣心热，略定题旨，铺纸伸笔，似乎材料已罗于胸，信手拈来，不妨娓娓而叙，侃侃而谈。用“博闻强记”、“善体物情”八个字来评价高阳创作的苦与乐，是相宜的。此老腹笥之宽，几乎令人妒煞。书卷气，作为高阳小说的独家风味，恐怕为诸多同类作品最难替代。或谈礼、吏、兵、刑，或谈科场文卷，或谈票号典当，或谈梨园粉墨，或者就谈吃、喝、嫖、赌，世间制度、风物、人情种种，一样通已不多见，行行当行本色或只是略谙门道就更少。高阳的小说，可能又见长于这种“知识”风貌。一种让人“读掌故”的小说，可能不大合于一般“小说分类”或“小说理论规范”，换句话说，它既不大“传奇”，又不大塑造什么或有结构上的讲究。但他也写人、叙事，有裨官、说部的旧意思，说是“不是小说的小说”，可以承认，而且正别备一格。这在高阳，固然是“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在读者，也不妨性习相资，因其所好。
　　想到刘勰说过，“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文心雕龙》)。在这儿，讲治学，讲构思为文，讲为研究或为创作而治史，博见与精识与贯一应该不仅不矛盾，而且总是基本的东西，如造屋的地基。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比较更注重“贯一”。“博见”好是好，但非一日之功，恐怕是努力来不及或浮躁嚣然风气所不屑一及。于是种种宏言谠论，标榜为真理、规律之阐释的大话浮文，不旋踵来去。贫不能馈补，仍要作，势必流于空疏、勉强。此所以不耐读之作敷衍一时，热闹一时。“快餐文化”之所以时髦，原是自然的罢。与此相类似，今人忌讳“知识老化”，可曾忌讳“知识断挡”？忌讳“吊书袋”，可曾忌讳“没书袋”？诸如此类，读高阳的书，可能会有些这样的想法。不过，有读书癖、考据痴因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高氏本人，却未必会想那些，他一直记得幼年故宅老屋中清代大书家梁同书写的一副抱对：“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从幼稚起读书，有苦有乐。苦于读“致用”的书，乐于读“消闲”的书。而消闲的好去处，莫过于浸淫“封神”、“七侠”、“三国”之类，因其热闹，往往奇局莫测，有戏可看。这类文字，读而再三，其中或文或武、或神或俗，观成叹败，披奇揽秀，渐渐觉得，世事纷纭，往往不脱一个“争”字。某姓得了天下，就要保天下，防止别姓争了去，而别人仍复来争，所以有人说一部历史就是一部“相斫书”。当然，一个“争”字总包涵了极复杂多样的历史内容，故读史又不免有治丝愈棼之感。然而大致说，争这争那，多少都同“秩序”有关，故事一层，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层，似乎都有个建立秩序、破坏秩序以及又如何重建秩序的主题。如此，圣君、贤相、名臣、良将、高士不出，如苍生何！这是老谱，也就是许多叙事史、小说叙述模式负载的文化旨趣。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晚清史页，历史情况恐怕更呈现出深刻的困境与悲剧性。因而争端机牙错出，秩序的维持和修补面临内忧外患的空前挑战。如果说这是比较空洞的认识，那么读读高阳著《慈禧全传》六卷八本，环环相套的朝野故事，一场场戏，兼戏中戏、戏外戏，或许能得到具体的感受。又由于他主要是从“朝廷—秩序维持”的角度去落墨，似乎个中滋味对历史情况的体会感，更见复杂，颇耐琢磨。
　　譬如关于“争”，晚清政治生活在内外压力下如何“争”，政海波澜往往牵及“和与战”、“图变与守成”这一类攸关事体大局的矛盾冲突。这里实际上内含意愿与能力、自由与历史结构制约等一类难解开扣的矛盾。简化的写法是一种，快刀乱麻，褒贬鲜明。而高阳则写得不明确，且令人感觉这种状况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而然的，你无法取消它、干涉它，因为它乃是困境的反映。《慈禧全传》中的人物，如西太后、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固然并不可敬可爱，但其人为政处事亦各有各的道理，他们是色彩并不相同的“演员”，但又可说其本色、体验无不具有角色意识，正好处在历史所规定的或正常或尴尬或荒诞的“戏剧情境”里。简单地捧和骂，都不是那么回事。高阳几次借人物之口说一句江南谚语：“看人挑担不觉沉”，话本身也挺有份量。作叙事史的人并不挑担子，可“看人挑担亦觉沉”，是否别见史眼史识，也值得人们往深里去琢磨呢？
　　细看，对晚清史的阐释，高阳不大“从众”，与我们长年耳濡目染信之不移的看法未尽合拍。譬如关于“义和团”、关于晚清的“教案”，就事情本末细想想，就觉得至少不似“爱国、卖国”的公式一套那么简单。又譬如戊戌年的维新和政变，《胭脂井》开头便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写起，有的情节关目细写，而全过程比较疏略，特别对康有为、梁启超着墨甚少，似乎对新政持含蓄的保留态度。同时对晚清此一大政潮的复杂性有所暗示，暗示个中阴谋自有玄机，真相难以大白天下。高阳的聪明之处往往在于并不写尽，只是从西太后、荣禄、袁世凯、刚毅、光绪帝、谭嗣同等每个人的角度，勾勒其动机和行为，这里面有明暗曲直、阴差阳错，让人想到历史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情的权力斗争如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后来在高阳的一篇短文(《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中，看到他对“戊戌阴谋”的考证研究，发人所未发，直揭此事波澜系刚毅等“后党”为夺权所引发、设计，而康有为，则被指为起栽赃诱饵作用的“奸细”。其立说大胆，而用心不粗，一时弄不清是高阳的笔深不可测还是历史事像惨雾重重了。
　　且把假说、测想搁到一旁，只说“平情度势”与“设身处地”，从《慈禧外传》写到《台落日》，风风雨雨大清朝，“一大台戏演下来”，没有这两条，角色压不住台，调度自然也压不住台。这是可以度人的金针罢。因此，善代人言使高阳笔下的人物因为色彩不单调而有血肉，写官场黑幕，权力角逐，社会百态，在“过”与“不及”之间，在直露浮泛与隔靴搔痒之间，也是火候。
　　有意味的叙事史，也许并不需要更多思想的装点，“作意开花是谢时”。而意味却更含蓄在历史生活自在状态的呈示中。那时的人生活在那时的世界中，悲欢离合，争斗与彷徨，耻辱与梦想，然后历史又翻到一页，仍然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着，他们不知道所为何来，所为何往，正如我们也无法测度未来。这种历史画面其实又是沉重的。“海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谁又能说清悲剧的意味？
　　如果说“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剑桥中国晚清史·导言》)如果多少想形像地知道这场悲剧怎么演来的，《慈禧全传》还值得看看。看看这类“不是历史的历史”，不为无益。
　　人在尘世中，虽不无“山中岁月、海上心情”，毕竟难得彻悟。高阳先生学问文章，是可入文苑传的，文笔史识皆称练达。但是治史者“观山”，人亦难免在“山”中，此所以其人也不能自解矛盾心情。有人说，高阳抽丝剥茧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过程，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同时他又不甘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牢笼，于是便借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但这两方面会出现矛盾——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对此，高阳两杯酒落肚，也只能说：“那就不能谈了嘛！”
　　好像是小世界与大世界、此世界与彼世界的矛盾，所以终究还是免不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记得是某西哲说过，粗读哲学的人是无神论者，深读哲学的人，则是有神论者了。那么，历史的叩询者、对话者，沧海茫茫，一湾暂驻，又何能免知与不知的矛盾！
　　斯人已去，白云悠悠。台湾周弃子先生曾有四首诗评高阳，言其风格大旨，语颇扼要，就抄在下面作结。
　　
　　载记文章托稗官，爬梳史乘扶丛残；
　　一千八百余万字，小道居然极巨观。
　　拄腹撑肠万卷书，要从博涉惩空疏；
　　天人性命冬烘语，持较雕虫傥不如。
　　世论悠悠薄九流，谁知野获费冥搜；
　　江湖杂学谈何易？惨绿消磨到白头。
　　倾囊都识酒人狂，煮字犹堪抵稻梁，
　　还似屯田柳三变，家家井水说高阳。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