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力量正越来越危及到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它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对于大学的探讨从来都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争端。坚持她的纯净性,似乎就意味着不应理睬外界的变化,而响应社会的变迁,则往往就以丧失原则为代价。大学1000年的历史表明,高高象牙塔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中世纪她训练教士,在贵族社会进行绅士教育、当民族国家重要性突出时,她就开始训练公务员、而当商业社会兴起,她则建立了MBA教育……当然,这种变迁绝非意味着大学仅仅是社会的应声虫,在很多时刻,她是一位激进的变革者,滋养着叛逆的思想,但在更多时刻,是保守运动的中心,对已经出现的新事物视而不见,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截取相反的例证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质。但归根结底,在过去的1000年中,没有比大学更富有连续性的机构了。2000年的柏林大学或许比1809年的柏林大学已有巨大的改变,但比起整个德国的变化,这种改变要微弱得多。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探讨,必须在一开始就要避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比起世俗社会乃至政府的压力,北大面临的更严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识生产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须首先清除已习惯了多年的幻想。在105年的大部分时刻,她并非有她宣扬的那样杰出,甚至更为糟糕。她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于蔡元培短暂的十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而50年代时,她是行政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实力。在60、70年代,她的确重又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但这次激进却导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而在80年代,她似乎正在恢复元气,但是她的确并非是80年代空前活跃的中心,充其量她只是产生了几名迅速被遗忘的诗人。而在90年代,她又开始面临急速的滑落,在1993年时,她仍被《科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但10年后,这个位置已迅速滑落,她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超过。在1998年百年校庆时,1978年以来整整两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遗产不过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这其中蕴涵了某种可爱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却是琐碎与意气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学生,都只能从蔡元培时代寻找光荣与梦想,并一再地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强制性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北大在知识生产方面已经乏善可陈,而在这个传统断裂的社会,北大也几乎未起到保持传统的作用,在屈服于世俗诱惑时,她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别的大学缓慢。而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北大并未给我们价值日趋混乱的社会提供价值参照,她也未能培养出试图改变中国气质的新一代,北大精神逐渐演变成某种犬儒主义,她过分强调片面的批判或干脆是逃避,过去的两代北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无力参与、更无谈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向。
　　“十五岁时,我第一次见到芝加哥大学,不知何故,我就感觉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阿兰·布鲁姆这样形容他的母校。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相当严肃的著作,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因为布鲁姆对于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伟大传统日益消失的大学的批评,激起了人们的普遍性情感——在一个价值观念日渐混乱的年代,还有哪个机构能比大学更适合扮演社会评判中心的角色,她既应该抵制世俗的诱惑、保持伟大的传统,又应该鄙视社会保守力量、催生更多的新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只有北大可能提供芝加哥之于布鲁姆式的情感。但是,她却未能提供,她越来越缺乏亨利·纽曼所说“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的感染力。
　　自从蔡元培时代以来,北大精神一直处于走向封闭的状态。我们相信,比起外界的压力,北大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内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体系。而改革必须从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像开始,鲁迅著名的溢美之词,只适合于20年代的北大。如果新一代北大人真的试图重新获得最初的辉煌,他们必须担负起这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勇敢地迎接变革,而不是“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