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进京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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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国谊宾馆门前,再一次核查,仍然,钱夹子在左上兜里,火车票根儿在右上兜里,国产众声牌录音机在造革提包里,没发生什么意外,也不可能发生意外。他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省青年。他刚从基层工厂借调到市里,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贺主任的慧眼相中,让他随自己到北京开一个座谈会。时间:1982年年末。
  “年轻人,多挑重担,”贺主任意味深长地说,“到大码头闯一闯,见见世面。再带个录音机,把精神‘搂’回来。”
  预定火车票,兑换全国粮票,请款,开介绍信,用压抑着的愉快声调问会计,问同事,甚至问收发室的老头儿:“捎点儿什么?”
  东风厂那一拨相处数载的伙伴,自然也打了招呼。
  “现在你给别人录音,将来有一天,人家还不得给你录音?”一个朋友半真半假地预测。
  “苟富贵,莫相忘。”另一个朋友当胸击他一掌。
  “倒霉时再来找我,”第三个朋友笑道,“我当你的窝藏犯。”
  爸爸神情淡然,未置可否,仿佛儿子不是进京,而只是上一趟太原街,上一趟铁西广场。这位成天蹲马路牙子看人下棋的退休铆工,话不多,手心里,两只黑红色的山核桃,搓得咯楞咯楞响。
  在街道生产组当临时工的妈妈比较絮叨,反复让他多加小心。同时,对那笔进京开会用的公款表达了相当的敬意,在他的蓝布大裤衩上缝了个口袋,把钱(连同一些私人积蓄)用牛皮纸裹好,小心翼翼塞进口袋。“钱夹子别多装,装点儿‘零嘣儿’就行,花完了现掏,找个背静地方掏,没事勤摸摸。”
  其实用不着摸。自从离家,那钱一直摽在腹股沟上,沉甸甸,紧巴巴,像是铆了一块铁板,尽管不大舒服,却有一种安全感,充实感。
  国谊宾馆坐落在北京动物园附近。“国谊”,国家的友谊,这名字已经不简单了。可是,如果把“国谊”所隐含的意义点出来,那就更不得了。“国谊”,其谐音是“国一”,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的简称。听听,国务院,国——务——院!
  他原来所在的沈阳东风厂,是一家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大归大,行政级别不过是县团级。到了市里,单位的级别嗖嗖嗖,变成了地师级,虽说他个人的工资分文未涨,但宰相门前七品官,行市,也就是地位,也就是荣誉感和受尊敬度,显然增加了许多。此次来京参加的这个座谈会,是部里召开的。部,不是小卖部的部,是部委的部,工业部,大部,跟省同级,这已经让他很兴奋了。想不到,面前的这个国谊宾馆,又将他的胃口,说胃口似乎不妥,说胸怀,说眼界吧,又将他的眼界,忽啦一下,提到了国务院一级,这不是长颈鹿登梯子——够到天了吗?
  “赵小辉!”门厅里,贺主任粗门大嗓地呼唤。
  他迅速进入宾馆,把人造革提包轻轻放在一只特大的花盆旁边。花盆里长着一棵在冬天里碧绿得可疑,可疑得像是用塑料制成的棕榈树。凑进了一看,叶子有开岔的,有边缘枯黄了的,是真的,假的犯不上弄得这么繁琐。
  贺主任五十岁左右,是一个身材发福,性格爽快的局级干部,正在跟一个刀条脸的人说笑。“就给沈阳一个名额好干啥?欺负东北人哪?”
  贺主任的“势力范围”真够可以的,走到哪儿都有熟人。秦小晖暗想。
  “东北虎谁敢小瞧?”刀条脸笑道。
  “我们还来个录音的,总不能叫他跟你老兄挤一个被窝儿啊。”
  “你怎么不早点儿打招呼?”
  “早打招呼,你老兄还不封门?”
  刀条脸朝赵小辉打量一下,对一位埋头写字的团脸姑娘吩咐道:“就让他住210吧。给他一张列席证。”
  于是,赵小辉得到了一张深灰色的硬纸卡片,外加一份铅印材料、一沓会议专用餐券、一把黄铜钥匙和一句音质柔美的北京话:“210没有洗澡间,走廊里有公用的。”
  贺主任是座谈会正式邀请的代表,被安排到三楼。
  赵小辉帮贺主任把行李拎到房间。贺主任简单归置一下,对赵小辉说:“今天没事儿了,我会朋友去,你自由活动吧。这儿附近,天文馆值得一看,动物园也不错,就是天太冷,不一定看到什么。”
  210有两张沙发床,一张写字台,一架电话机。
  衣帽柜的样式很庄重,比沈阳家具市场上那种俗艳粗丽的烫花立柜大方多了。
  紫红色丝绒窗帘顶天立地,豪爽,一点儿不怕浪费布料。
  淡绿色小碎花壁纸特别顺眼,像……像姑娘的衬衫一样漂亮。
  乳白色大吊灯用尼龙丝网袋团团兜住,这是为了什么?安全?美观?反正有网袋总比没有强。贺主任房间里的吊灯也是这样兜住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吊灯破裂了,碎片也不会砸到脑袋上。能住国务院的招待所,哪个不是重要人物?
  就差一个洗澡间了。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何必这样设计?要有就都有,要没有就都没有。当然,社会主义还有另一句话,叫做:工作需要。从目前的情况看,赵小辉还不需要在房间里洗澡。虽然210没有洗澡间,但平心而论,也算相当可以了。更何况,这是在北京,是国家的友谊,多大的面子!天文馆自然要看,动物园,还有颐和园,还有圆明园,转转也无妨,一样一样来,时间有的是,天底下一切好东西都来得及品尝。再说,动物园这类公共场合,谁都能去,国务院招待所却不容易进来。那好,下午就哪儿也不去,先在宾馆里转转,好好体会体会。
  他从容不迫地坐在沙发上,用细瓷杯为自己斟上开水,读那份刚刚到手的铅印材料(东风厂的材料都是打字员打完油印的)。内部材料,注意保存,会后收回。日程安排。分组情况。讨论题目。食宿须知。一页一页,都读得有滋有味。最使他感兴趣的是与会代表的名单。第一位第二位,赫赫然,凛凛然,是部长和党组书记的大名。接下来的一串串名字,几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想不到,自己就要跟这些人物,并排坐在一起,在同一个屋子里喘气了。
  名单上,逐一标示着代表们的房间和电话号。他们都高高在上,被安排在三楼。210比较特殊,在表格的最下端,住宿人一栏空着,备注栏印着两个黑体字:“机动”。赵小辉不由得笑起来。全国成千上万上亿的人,210偏偏“机动”到了我的名下,机遇啊。爸妈辛苦了一辈子了,也没见过这样好的房间,他们要能在这儿住上一宿,该有多美。东风厂那一起小哥们儿,一个个心高气盛,壮志凌云,动不动就说,要是叫我当总理,当司令,我非得如何如何……可他们见过的最大干部,不过是厂党委的书记、副书记。这帮可怜的野心家,好像都没出过省界。要是老天爷一阵风,把他们吹到这里,那就再理想不过了,大家脱了鞋,一起在床上拿大顶。   餐厅更气派。单是“餐厅”这个叫法,就不俗。同样是吃饭的地方,东风厂那里叫食堂,人家这儿叫餐厅,牛!桌子本来很好了,还嫌不够,还要铺桌布。是棉织布,不是塑料布。纤尘不染的白桌布上,一字排着造型奇异的醋壶、酱油壶和有机玻璃牙签筒。还有一只青花小瓷碗,碗上有盖儿,盖儿上居然有个豁口儿,从豁口里伸出羹匙把儿。单单为了让一个小勺子呆得舒服点儿,就特制出这么个物件儿,讲究!揭开盖儿一看,里面盛着红艳艳的辣椒酱。沈阳的饭馆里,还没有哪一家免费提供辣椒酱,就算你跟饭馆的领导认识,白送你一点辣椒酱,也是盛在普普通通的小碟子里,咣!往油唧唧的桌面一放,完事。
  国谊的女服务员,小手儿雪白,细嫩,泛光。
  “请您把餐券放在桌上。”
  “请”!
  “您”!
  多么文明,多么动听!
  沈阳人不爱说“您”,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字,是不习惯说,不好意思说,跟自己的爹妈也不说。如果谁不小心说了出来,谁就有“装灯”的嫌疑。“装灯”在沈阳,是比较狠的骂人话,这也是一个歇后语的压轴词,全文是:裤裆里点蜡——装灯。现在,隔了一千多里,到了皇城根儿底下,就是另一个环境,“您”跟这个环境,天造地设,配套成龙。
  饭菜很解馋,汤很鲜灵,可惜忘了试一试牙签,不忙,有的是机会。
  走廊地毯上的花纹典雅。有女人擦肩而过,香水味迷人。
  工艺品服务部的纪念邮票种类齐全,不过,要买就得买一套。这种做法不见得合理,应该改进一下。
  公共卫生间的莲蓬头不错。免费香皂滋生出来的泡沫很高级。海绵拖鞋跟脚。枕头和被褥喧腾,干爽。肚皮上的钱口袋熨帖。房间宁静,只不过一个人睡,寂寞,可惜。宾馆的沙发床,并非工厂的机床,总是三班倒,歇人不歇马。
  第二天,吃过早饭,赵小辉拎着录音机,兴冲冲来到会场——一间无比宽绰的大厅。代表们尚未入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忙着安装扩大器和录音机线路什么的。他隔着七八盆开得正欢的君子兰,上下打量赵小辉:
  “您也录音?怎么录?”
  “就这么录,找个电源就行。”
  “那哪儿成?隔着这么些人头,不净录倒水声、咳嗽声了?哗哗的,嗑儿咔的。这么着,你坐我那儿,”小伙子指着靠近门口的几把椅子,“回头我匀你一根线,是直接从麦克上接过来的,插你机子上,效果绝对了。”
  半小时以后,赵小辉知道了这位好说话、自来熟的小伙子叫韩勇,是工业部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斯琴高娃兼鲁梅尼格的崇拜者,四喇叭双声道日本三洋收录机性能的知情人。
  韩勇几乎认识与会的全体代表,至少,赵小辉是这样感觉的。他不时指点给赵小辉看一些入场的人,口气之随意,之漫不经心,仿佛在指点一个修自行车的,或者卖糖葫芦的。
  神态傲然的那位,在《红旗》杂志登过文章。
  面色红紫的那位,刚从欧洲访问归来,手里捏着一只精巧的袖珍录音机,只有眼镜盒大小。
  衣领很高,肩膀浑圆的那位,跟毛主席在一张桌上吃过饭,可惜只能从背面猜测她的丰姿。
  满头华发、耳轮上挂着助听器的那位,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蹲过共产党的监狱。直到昨天下午,赵小辉才知道,被他长期当作历史人物加以景仰的这位蔼然长者,依然活在世上。
  一个个令人尊敬的铅印名字,就这样,陆续还原成为血肉俱全的活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吸烟喝茶,交头接耳。说来奇怪,平日里,赵小辉觉得自己并不迷信权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可现在,人物们一旦坐在自己身旁,他又恍惚觉得,有一种威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正在悄悄地向他渗透,使他兴奋,拘谨,甚至不安。东风厂那一帮小哥们儿,在这种场合会怎样呢?能不能一改往日的张狂,老实巴交地躲在角落里,发傻,发愣?
  就这么呆呆想着,会议开始了,赵小辉神游八荒,几乎没听见主持人在说些什么。
  休息十五分钟。贺主任和几位代表谈笑着,路过赵小辉的座位。贺主任问了句录音效果,几位代表也含笑看了看赵小辉,其中有一位,还冲他点点头。高高的衣领,圆圆的肩膀,正是那位和毛主席吃过饭的女人。脸,身子,漂亮得吓人!右腮上还长着一颗美人痣。等赵小辉缓过神儿,也想点一个头,致一下意,人们已经踱出大厅,只剩下贺主任的大嗓门在耳边回响:“有机会到沈阳转转嘛,别净往广州上海跑。”
  美人痣:“有时间一定去……”声音甜美,圆润。
  继续开会。刚才几位同志讲得很好,哪位接着发言?座谈嘛,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哪里是辫子?是烫的发!曲曲弯弯的,像波浪,像菊花。六零年就跟主席吃过饭,六零、七零、八零,现在怎么也得五十出头了,长得还那么年轻,吃什么药了?有时间一定去——多好的嗓子!妈妈虽说才四十六岁,脸上已经有了不少褶子。凭什么她就应该比妈妈年轻,享福?
  “喝水吗?”韩勇打断赵小辉的思索,“茶水。”一指门外条几上的一溜儿铁皮暖壶。顺着韩勇的手势,赵小辉瞥见一个服务员,小个头,黄面皮,垂手伫立几旁,畏畏缩缩地向会场里张望。服务员的目光跟赵小辉的相遇了,那眼神里充满了羡慕,甚至还含有驯顺的意味。
  “找谁?”韩勇问。
  “不找谁,看看。”服务员有点儿不好意思。
  “都一个鼻子一张嘴,有什么可看的。我要是你,就找个清静的地方,看书去,睡觉去。”韩勇大咧咧地、好心好意地说。
  “不行啊,领导看得可严了。”服务员抱歉地、感激地回答。
  “那你就进来坐,有椅子。”韩勇说。
  “谢谢您,我得干活去了。”服务员转身,瘦小的身影在赵小辉视界里消失。他要去干什么活?能有什么活儿?不外乎是擦地板,换床单,涮痰盂。咱中国,虽说大家都是人民,都是主人翁,可主人翁和主人翁,并不都是一样。他们宾馆的领导,爱训人吗?你看你加工的这个件儿,这叫什么玩意儿?跟狗啃的一样,猴子上车床,也比你强!怎么整到东风厂去了?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市里,工资关系也快了。我有名单、餐券和钥匙。贺主任让我挑重担。他跟美人痣的关系不一般。美人痣跟毛主席照过相,相片装在镜框里,每天让女儿擦一遍灰。妈妈漂亮,女儿也孬不了。我也有镜框,我的镜框装的是奖状,先进工作者,优秀报道员,最大的那个是青年红旗手的,被我爸楚河汉界,改棋盘了。   “啪!”又一盘TDK牌的磁带录到了头。赵小辉手忙脚乱,换上一盘新带,却听主持人高声说:“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会后,请大家到三楼会务组领电影票,吃完晚饭,在门前集合,集体乘大轿车,到小影院看内参片。一共两个,片名叫——”他侧身跟旁边的人嘀咕几句,“片子刚到北京,一个是美国的,叫《铁十字勋章》,一个是英国的,还不知什么名。七点开演,六点半准时发车。”
  “在一楼门前发车吗?”有人傻呵呵地问。
  “总不能在三楼发车啊。”主持人应声答道。
  人们哄堂大笑,鱼贯拥出会场。
  赵小辉跟人们一样开怀大笑,笑声止住后,笑容并不褪去,就那么荡漾在年轻的、充满希望的脸上。他帮韩勇理了理线路,收拾一下桌面,拎起自己的录音机,大步流星,直奔会务组而去。
  会务组人头挤着人头,好不繁忙。宽大的写字台上,平铺着一张张电影票,面朝里,背朝外,井然有序,一律反扣着,票背上写着与会者的名字。
  昨天负责登记的那位团脸姑娘将票一一发给大家。
  领到票的代表把票面翻转过来,边走边瞅。
  轮到赵小辉了。
  团脸姑娘问:“您是?秦——小——辉,”边说边找,“咦,怎么没有呢?您住几号房间? 210?您是列席的吧?对不起,列席的没票。”
  屋子里静下来。
  赵小辉耷拉着脑袋,觉得满屋子的人都在注视自己。
  “给他一张吧,就一张。”贺主任冷不丁挤过来,语气可怜巴巴的,像是小孩子在央求大人。
  “不行啊,电影院太小,领导说了,只发给正式代表每人一张。”团脸姑娘拉开抽屉,另外取出一册像书一样装订整齐的票本,撕下一张,“给您来张这个,国产新片,也不错,也是六点半,大门口集合。”
  赵小辉突然感到一阵疲倦,腿肚子软绵绵的,似乎被抽了筋骨,又填了鸭毛。走廊里,一只大手拍在肩上,贺主任笑吟吟地:“小伙子真占便宜,闹了张好票。咱俩换换,我顶打怵那些个外国片,太快,怎么瞅都跟不上趟。”
  谎话,好心的谎话。贺主任,谢谢你,一股热气涌上心头,嘴里却说:“不换,我也挺爱看国产片的。”
  餐厅比会务组嘈杂多了,嗡嗡的,声浪震耳。
  赵小辉却十分感谢这种闹闹嚷嚷的环境,人来人往,碗筷叮当,没谁在意你的衣兜里,揣的是哪一种电影票。只是,桌布有点儿晃眼,馒头有点儿噎人,清炖牛肉有点儿塞牙,牙签筒摆在另一端,遥遥的,难以企及。
  门厅里,等车看电影的会议代表,仨一群,俩一伙,精神抖擞,谈笑风生。
  一帮下了班的年轻服务员,叽叽嘎嘎地闹着,笑着,一个个穿得山清水秀的。其中有个小伙儿,正对着姑娘们发感慨:“演武侠那女的,《大众电影》上过封面,那身打扮,反了!你们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没她妖。”
  敢情他们也去看国产片,大概是会议专门为宾馆安排的。好啊,跟服务员打成一片了。
  巨大的玻璃门被人推了一下,晃了晃,停下来,门上,清晰地映出自己的身影儿:小分头本来已经很土了,却又没“站”住,以至一绺头发披散在额头,像个农村大傻妞的刘海。脸的上头像丫头,下头像老头,胡茬子密密麻麻,老气横秋。棉袄太大,而且,是刺眼的老黑布面。灰色的涤卡人民装太小,想遮都遮不住,于是,棉袄边子从人民装下面露出了一大圈儿,像屁股帘儿。可叹我妈,非让我穿这件新棉袄不可:“黑色好,禁黵,给你絮的都是新棉花,别说上北京,上北大荒也扛得住。下晚睡觉,还能压个脚儿唔的。”当被盖,当褥子铺得了!明天午休,一定上街,买件大一点儿的罩衣。按说此次出差,也算精心做了准备,无奈跟京城一比,差距还是太大。北京这些人,哪有穿老棉袄的,又不是在街上卖烤地瓜。
  “赵小辉,”团脸姑娘凑过来,嗓音清脆地招呼,“你真是好运气,给,小影院的票,有个代表临时有事,去不了啦。”说话时,一双大眼睛盯住他,眼睫毛忽扇忽扇的。
  别往下看。赵小辉勾住棉袄,悄悄往后扯,在臀后,将翘起的袄边压住,装成背手的样子。
  团脸姑娘递过票,赵小辉腾出一只手,掏出原来那张票,交换,手心竟沁出汗水,亮晶晶的。
  细看小影院的入场券,纳闷:这么一张平淡无奇的绿纸片儿,竟有如此大的魔力,把他折腾得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再一看宾馆那帮服务员,勾肩搭背的,嘻嘻哈哈的,还是那么快活,那么嚣张,不由得叹了口气,生出一种同情之心。
  小影院在一个叫小西天儿的地方。小西天儿,好生神秘的地名,西天取经,小西天,八成也是取经的地方,不取大经,取小经,花花绿绿的洋经。
  小影院果然很小,很特殊,很“内部”。门禁森严,左一道岗,右一道门,没有捏着零钱等退票的影迷和黄牛党,黄牛党只知道去普通影院,哪里晓得这里别有洞天。
  剪了票,验明正身(赵小辉对自己突然想到这个刑场专用词组感到好玩),进了影院,气氛顿时高雅起来,没人随地吐痰,扔瓜子皮,也没人相貌粗俗,大呼小叫。坐席不是固定在一起的寻常木板椅,而是宽大舒适的沙发,可以随意挪动,不对号入座。木制的沙发圆腿儿,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嵌在软软的料子里边,跟当年新闻纪录片里,毛主席在书房,还有周恩来,他们接见外宾时坐的那种沙发,好像是一个档次。更令人称奇的是,小影院里居然允许吸烟,甚至提供烟缸和火柴,还有香茶,还有玻璃杯。原来,中国人民中间,有一部分人还可以这样看电影,这样从事……业余文化生活。
  两部内参片儿非常惊险、刺激,色彩艳丽,动作逼真。只是那些叽里咕噜的外国话尚未变成汉语,而是由一位女翻译现场解说。这样更好,更有“内部”感。女翻译真有两下子,嘴皮子十分利索,尽管有点河南口音,跟洋味十足的剧情不是特别协调。赵小辉生平第一次现场接触翻译人员,觉得特别新奇,受用,恍惚间,仿佛自己成了首长,两手平放在沙发扶手上,跷着二郎腿,让电影里的人物纷纷走下来,受自己的接见。忙里偷闲,还有点儿纳闷,有点儿失望,这些片子,虽说有苏联女红军洗澡的镜头,可是,并不怎么黄啊,为何只能在内部上演呢?   散场后,赵小辉回到无需翻译便能理解的现实世界,上了一辆车,紧靠窗边坐下。人们陆续上车,彼此谦让着,请对方坐靠窗的座位。
  赵小辉意识到了什么,刚想起身让座,一位女代表款款地落座于他的身旁,把出路挡住了。她就是那位仪态万方的美人痣。
  赵小辉嘴里呜噜了一声,似乎想表示点什么。美人痣瞟了他一眼,表情空洞、淡然,仿佛扫视一个陌生的路人,丝毫没有跟他打招呼的意思。也许白天里,美人痣并没向自己点过头,是自己自作多情,看花了眼。
  美人痣俯过身去,跟前座的人笑着说了句什么,又扬起身,转过脸,跟后座的人悄声嘀咕了几句,一只青白色的手还挡在嘴边。然后,拧过腰肢,跟过道另一侧的人聊起来。音质细腻,音调抑扬顿挫,只是腰稍微粗了些,车内微弱的灯光下,眼角隐隐的,似有几道皱纹。
  大轿车在夜色中疾驰,一幢幢高层建筑、一个个果皮箱子、一盏盏黄色的高压钠路灯风驰电掣般向后闪去。
  车厢里,人们热切地议论着电影,彼此都相识,都熟悉。唯独赵小辉自己,孤零零地枯坐,无人跟他说话。
  第二天上午,快开会时,那台银灰色的大三洋录音机旁,虽然照样摆着土黄色的众声牌国产机器,但赵小辉的头发已经理过,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
  国谊宾馆的理发室,刮胡子要刮两遍,第一遍完事,还要用滚烫的消毒毛巾在嘴上捂一会儿,热乎乎的,怪不习惯的。接着,再仔细刮一遍。到底是北京,到底是大宾馆,刮个胡子都比别的地方高级。当然,价钱也高级。
  美中不足的是,外衣还来不及买新的,“屁股帘儿”依然当啷着,但袄袖已经挽了进去,从外边一点看不见黑袖头了。
  今天的会场,气氛似乎更加隆重,隆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服务人员在前边张张罗罗,布置茶具、椅子和花盆。代表们东张西望,窃窃私语。摄影记者披挂着“大炮”、“小炮”,人数也比昨天多了好几位。
  韩勇悄声告诉赵小辉:“一会儿,李老要来参加会。”
  李老?赵小辉心头一颤,登时镇住了。那可是XXXX啊!全国一共才有几个XXXX?幸而刚刚剪过头,否则,怕是对不起这里的气氛呢。
  掌声热烈地响起来。
  在几位领导同志的簇拥下,李老非常富态地、雍容大度地步入会场。他频频跟一些靠近通道的代表握手,寒暄,然后,走到主席台上最显眼的位置,稳稳就座。
  韩勇“咔”的一声,启动大三洋。
  赵小辉紧随其后,按下众声牌的录音键。
  扩音器里,忠实地传来主持人的庄重声音:
  “开会了。今天,李老和周部长,孙书记,亲自参加我们的座谈会,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李老的欢迎和感谢。下面,请我们尊敬的李老,为座谈会做指示。”
  李老苍劲的声音:“哪里有什么指示?大家谈,大家谈嘛。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哪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呢?又不是大喇叭。”
  人们彬彬有礼地笑了。
  赵小辉暗想:到底是大人物,多么谦虚,风趣。
  摄影记者忙碌着,闪光灯耀眼,灼目。
  有个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的小伙子,扛着一架小巧的摄像机,在会议厅里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脚下嘎吱嘎吱,一个劲儿响。他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一定是皮子底儿,而不是橡胶底儿,否则不会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好牛皮。
  小伙子为会议代表泛泛拍了一会儿,便凑到主席台,半跪在李老席前,侧着头,沙沙沙,专心致志地摄起来。那姿态极优雅,帅气,知道的,认他是电视台的记者,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新疆舞蹈演员,屈膝、抖肩、敲手鼓。
  有李老在场,一切都不同了。代表们的目光像孩子一样天真,笑得像孩子一样甜,似乎也像孩子——人来疯的孩子,喜欢在家长面前表演小节目的孩子一样,争相发言。他们侃侃而谈,或者娓娓而谈,措词恰切,语气得体,举止斯文。
  也有些代表,不堪会场的压力,说话有颤音,哆嗦,结巴,语句间歇停顿较长。
  赵小辉不用发言,只是作些记录,但心里也有几分紧张。他没有大学文凭,书读得不多,各种文件、讲稿和总结材料却写得不少,省市报纸不时还能登个豆腐块、萝卜条。他聪明,自信,勤奋,从车间调到厂部,又从厂部借调到市里。在同伴眼中,他无疑是个佼佼者——不说辉煌吧,也算冒点儿“小光芒”了。不曾想,到了北京,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并没有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在伟大祖国的首都,身披霞光,豪情万丈,反而是心事重重,惶惑不安。此时此刻,大厅里的气氛,尤其让赵小辉自惭形秽。
  “太热了,”韩勇自言自语,“烧暖气的太积极。”
  隔了会儿,敞开外衣,把毛衣撩起来,问赵小辉:“你热不热?”
  “不,不……”赵小辉嗫嚅着,尽量回避那个“热”字。
  他担心自己的舌头。
  他说不好优雅的、代表教养和城市级别的、并不普通的普通话。他会把“如果”说成“鱼果”,把“暖和”说成“脑呼”,把“热”说成“叶”。他恨自己笨拙,也恨自己对韩勇说假话。他何尝不热?妈妈狠命絮进去的那些棉花套子,早已把他裹出一身酸汗。这还在其次,关键是那个“屁股帘儿”,太“克惨”也就是太丑陋了。中午,无论如何,一定上街。
  他请韩勇照看机器,蹑手蹑脚出门,进了厕所。当时的厕所,即使是北京,也不叫洗手间,就叫厕所,朴实无华,直截了当。
  四下里空无一人,只有水在哗哗流淌。他将手飞快伸进裤衩,掏出牛皮纸口袋,数出几张十元大票。
  刚刚收拾利索,厕所门被人缓缓推开。
  赵小辉抬头一瞧,吃了一惊,岂止是吃惊,简直是大惊失色,手足无措。
  进来的是那位权高位重的李老。
  李老竟然上厕所!
  厕所竟然有李老!
  赵小辉先是发愣,继而忸怩,最后竟惋惜起来,仿佛李老不该上厕所,至少,不该跟他一样,上这种人人能上的厕所。而应该单独去一间更好的、与李老身份相符的地方,门口设岗哨,而且有专人,专程陪同。   回到会议厅,他仍然想着刚才那幕令人不是滋味的情形。再一瞅主席台上的李老,依旧安详,端庄,富态,脸上看不出一丝异样色彩,赵小辉又觉得自己十分无趣。
  午休了,赵小辉将录音机和笔记本送回房间,然后去餐厅。
  按惯例,这种会议餐往往十人一桌,凑齐人数,才能上菜。
  一些桌子坐满人,吃上了。
  正前方有一张桌,坐着几位多少有些眼熟的代表。赵小辉过去坐下,像大家一样,掏出餐券,放在桌上。
  这时,李老,座谈会主持人,还有两位领导模样的人,进了餐厅,来到这张桌前。
  这张桌和附近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微笑。
  主持人说:“李老不去小餐厅,李老惦念同志们,想跟大家共进午餐。”
  大家感叹说,李老真是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党的好传统又回来了。
  忙乱中,主持人问赵小辉:
  “你是哪个单位的?”
  不等赵小辉答话,又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到那边去坐好不好?那边还有空桌。”
  赵小辉一声不吭,木橛子似的,走到一张凄凉的、无人就座的空桌旁边,懒懒坐下,发呆。
  半晌,无人前来答对。远远听到李老那张桌子正在高谈阔论,热闹非凡。
  周围几张桌子的气氛,也被带动起来,人们似乎忘了吃饭,停下筷子,把脑袋偏到李老一边,不时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甚至还有人鼓掌。
  李老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中心。
  相形之下,赵小辉这边越发显得冷落。
  一位女服务员总算来到跟前:“同志,您也是开会的?”
  “啊,啊,开会,开会……”赵小辉闷声说。
  “等一会儿吧,看看还能不能凑齐一桌。”
  过了片刻,女服务员过来说:“您来得太晚,人家都要吃完了,凑不齐十个人,给您提另端吧。”
  “端吧,端吧。”
  “有餐券吗?”
  “有,有。”赵小辉在身上摸索一阵,蓦然想起,刚才,把餐券放在了李老那张桌上,嘴里就喃喃道:“忘了,忘了。”
  “哟,没忘了吃饭,忘了看内参片?”女服务员开玩笑。接着,冒冒失失说:“同志,给我也弄张票呗,要不,不给你端饭。”
  不料,这些毫无恶意的玩笑话,竟使得赵小辉大为恼火,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好啊,都熊上我了,看我好欺负怎么着?管我要票,我的票还不知管谁要呢。不给端饭就不端,还能把谁饿死怎么的。有能耐饿李老一顿,饿主持人一顿!
  女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摆上热腾腾的饭菜,依然笑嘻嘻的:“不就一张票嘛?看把您难的,我说着玩呢。回头,把餐券送来。”
  赵小辉惭愧了,真是的,跟人家女孩子耍什么威风,嗔着人家不敢治领导,你敢?几句话就把你发这儿来了,连餐券都不敢回去拿。谁说不敢?我这就去,有啥了不起的!赵小辉噌地站起来。
  李老正往碟子里倒醋,并不拿眼睛瞧赵小辉。主持人嘴里的东西没咽净,用筷头指着一张餐券,呜噜呜噜说:“你的吧?我说怎么多出一张。”
  赵小辉不答话,拿起餐券,抹身就走。心想,谅你也不敢贪污!马屁精,欺软怕硬的货!快吃,不喜得跟他计较,吃完还要买衣服呢。咳!还买啥衣服,装那个洋蒜干啥!爱谁谁,我就这身打扮了,省下钱,给我爸买瓶好酒。
  他胡乱扒拉两口饭,把餐券交给服务员,出了餐厅。
  电梯门口,那位美人痣正拉着一个满脸皱纹,抽抽巴巴的老太太连声劝道:“洗完澡再走嘛。没事儿,方便着呢。”
  别看你家住北京,你也有穷朋友,也有掉价的事!既如此,你又有啥可牛的?赵小辉觉得非常痛快,美人痣昨晚在车上对自己的冷淡,似乎得到了某种报复。他索性认定,那个抽巴老太太就是美人痣的母亲,因此更加高兴:你妈这模样,将来你也这模样,你女儿也这模样,你外孙女还是这模样!你们都是一个系列的!抽巴系列。
  下午,一点半开会。虽说是冬天,座谈会仍午休两小时。与会者都是养尊处优的重要人物,不能像东风厂的工人那样,吃完饭,刷完饭盒,打不了几“锅”扑克,就得戴上油渍麻花的粗布手套,抄起家伙儿,接茬儿干活。
  座谈会主持人:“开会了。上午,几位同志的发言很好……”一听他说话,赵小辉就气不打一处来,就会讲这么两句,干巴巴的,白瞎我的磁带了。
  “下午,我们接着座谈。首先,请李老为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
  大家欢迎还得你动员?这不等于强迫命令了?沙家浜里,胡传魁结婚,手下的人命令老百姓,“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掌声。
  开暖壶盖声。
  翻笔记本声。
  悄悄的咳嗽声。
  李老:“好嘛,点将了。”
  彬彬有礼的笑声。
  “不要记录,记完了一看,白记了,也没讲什么嘛。”
  又是一阵笑声。
  赵小辉并没有像上午那样,跟着众人笑。普普通通的几句话,有什么可笑的?难道同样的中国字,由不同的人说,味道也会不同?
  “……这几年,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很大成绩,不少问题,穿靴戴帽,古老一套,跟东风厂的厂长差不多,老实说,还不如厂长呢,厂长不但会说这个,还会说安全、质量、考勤和技术革新。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怎么搞好改革?怎么解决那些辣手的问题……”
  辣手?手上没长舌头,怎么会辣?把五个指头全按到那个带豁口的辣椒碗里,也辣不起来。一定是把棘手的“棘”念白了。这会儿咋没人笑了呢?你们倒是笑啊!给指出来啊!澡也洗了,国也出了,《红旗》杂志也登了,还会听不出这个白字?
  赵小辉扫了一眼会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全神贯注地记,似乎都不愿意打断李老的讲话,惟有韩勇那小子,冲着赵小辉挤眉弄眼,并伸出粉红色红的舌头,假装舔了舔手心,苦着脸,嘶嘶地倒吸冷气,然后捂着嘴,闷笑起来。   “……应该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实际情况往往跟我们想得不一样……”
  这话说得还挺对。不到国谊宾馆来,我哪能了解你们,一个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各位的看法。我不是主角,在座的同志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多谈谈。完了。”
  想不到,这小老头儿的讲话还挺短,不像有些大人物,逮着麦克风就没完,车轱辘话能从南极转到北极。
  接着,几个代表发言。不时,还有人插一两句,尽管插不插话,其实无关紧要。
  赵小辉昂着头,雄赳赳地坐在那里,目光如炬,勇敢地向四周环顾,先前那种畏首畏脚的窝囊劲儿一扫而光。
  他发现,会议厅依然雅致,但人们的举止,已经不像前几天他感觉的那样高级了。有的人在抠鼻子,抠耳朵,用火柴棍,用小手指。有的人打哈欠不捂嘴,牙龈露出一大截儿。有的人翻记录本时,用手指蘸口水,翻一页,蘸一下。当年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华主席念稿子,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个老头儿,掏出烟卷,在指甲上蹾一蹾,接上半截烟头,点着,才抽一口,烟头便脱落到膝盖上。老头儿急忙欠身,躲闪,却绊到录音线上,险些将一只麦克风扯下桌子。
  会场稀哩哗啦一阵乱响,还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扩大器尖叫声。
  韩勇打盹,醒来,没等他有所反应,赵小辉早已大模大样走上前去,像个正式的工作人员那样,蹲下身子,归置线路。
  那个捅了娄子的老头儿满脸尴尬,也蹲下来,试图从地毯上拣起烟头。
  桌子底下,有女人的腿在挪动,裤脚上,有一方小巧的补丁。真好,这样一个场合,居然也有补丁,赵小辉感到几分亲切,顺着补丁往上瞧,却发现美人痣的那张脸,正在向他微笑。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天津的一位代表发言之后,主持人便“收秋儿”了: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明天,李老继续参加我们的会,希望……那今天,就到这儿了,会后……”
  没等主持人说完,赵小辉已把录音机和笔记本收拾停当,快步走出大厅。
  他知道,接下来,就要宣布今晚看电影的有关事项。
  他不想听,眼不见,心不烦。
  独自回到210房间,打开门,屋里黑乎乎的。窗外,暮色已经很浓重了。
  他和衣躺下,两手垫在脑后,两脚架在床板上。
  在家里,不脱鞋上床,妈妈又该唠叨了。小辉呀,累了吧?再不,你就是“抖落着了”这是妈妈常说的东北土话,意思是感冒了。感冒哪有“抖落”传神!柜子里有羚翘解毒丸。柜子是老式的炕琴柜,笨重,结实,亲切。打开柜门,还有妈妈的针线笸箩,爸爸的新棉帽子,以及肥皂、旱烟、中药和卫生球混合而成的气味。还有煤烟子味,炸辣椒油味,搓山核桃的咯楞咯楞声,邻居在院子里的唤猫声,锁自行车的咔咔声。赵小辉仰望模糊的天花板,心绪苍凉,孤寂,有点想家。离开父母,离开沈阳,简直有一百年了。
  有人敲门。
  “请进!”他在黑暗中喊道。
  “你不开门我怎么进?”那人在门外嚷。
  门被自己反锁上了。莫名其妙。
  贺主任进来,拿着一张信纸。
  “明天我想发个言,先简单拉几条,”他把纸递过来,“给我看看,行不行。”
  赵小辉匆匆浏览一遍:“挺好。”想了想,又抬高嗓门,“其实,不拉纲也能比他们讲得好。他们……不过如此吧。”
  贺主任沉吟一会儿,没头没脑地说:
  “小辉,你呀,还是太年轻。”
  点了根烟,又扔过来一根:“这两天我的事儿太多,开完会就好了,一起转转。”
  这几天,贺主任的确忙。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他有太多的人要联络,太多的交谈要个别进行,自然无暇顾及赵小辉。赵小辉倒也落得个清静,随从随从,不是随随便便地从,需要你“从”,你才能“从”,不需要,你就自己在一边呆着。
  又有人敲门。
  “进来!”赵小辉烦躁地叫道。
  敲门人并不进来。
  开门一看,是会务组的团脸姑娘,她笑眉笑眼地站在门外:“你们怎么都不去领票?这是贺主任的,这是小赵同志的。”
  “哪儿的票?”
  “小影院的。”
  “我是列席的。”
  “就是给你的。列席的就你一人驻会,哪儿还省不下来一张?不知谁跟领导说了,领导也同意。”
  这张票的确是发给他的,票背上,一丝不苟地写着:“210赵小辉。”
  那一刻,赵小辉并没有高兴,他高兴不起来。相反,倒有几分讨厌自己。
  团脸姑娘叮嘱说:“快去吃饭吧,不然就晚了。”
  贺主任拍拍他肩膀:“走啊,别磨蹭了。”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全体与会者聚餐。
  餐厅里,每张大圆桌上,都戳着十瓶啤酒,菜肴也比平时多添了花样。
  贺主任和美人痣坐一桌,眉飞色舞,相谈甚欢,都还没有动筷。
  见赵小辉过来,贺主任招呼说,坐这儿吧。美人痣也欠欠身子,微笑。
  “赵小辉!”韩勇在另一张桌子招手,团脸姑娘和他坐在一起。
  “去吧。”贺主任宽厚地挥挥手。
  “年轻人爱找年轻人。”美人痣补充。
  赵小辉坐过去,韩勇说:“喊你好几声都不应,跟他们老的在一个桌喝酒,你不‘拘’得慌?”
  团脸姑娘说:“咦,我们桌咋没有瓶起子?”
  “杀鸡焉用牛刀。”赵小辉抓过一瓶啤酒,攥住细长的瓶颈,用筷子那么一撬,哧的一声,瓶盖就滚落到地板上。
  “这么厉害?”团脸姑娘赞叹,“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
  “人是谁?人是东北汉子!”韩勇脱了外套,“使劲喝,谁也别装。”
  玻璃杯中,乳白色的泡沫不停地旋转,聚散。   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餐厅里热闹得像几十台大戏同时上演。
  每张桌上,都有赵小辉这些天熟悉起来的面孔,这些面孔都在吃、喝、说、笑、呼吸、冒汗。嘈杂声里,只见贺主任站起来,擎着杯子,冲着西安一个代表大声说着什么,宽眉毛一上一下,厚嘴唇一张一闭。
  那天,贺主任在会上发言,脸上的神态,跟现在差不多。那天,贺主任举一个例子,一时记不清,问他,他就说了几句。不曾想,那位李老挺感兴趣,让赵小辉接着讲。讲就讲,怕啥?他讲了市里一些情况,鬼使神差,又扯到东风厂,扯到一则工人讽刺领导的顺口溜,惹得全场哈哈大笑,那美人痣前仰后合,竟笑出了眼泪。一只麦克风出人意料地伸过来,韩勇冲他扮了个鬼脸。小“众声”和大“三洋”在身旁同时转动,红绿线路在地上纵横交错。李老问他,今年多大了,他刚答完,主持人便说:“是代表中最年轻的。”“我是列席的,录音的。”他大声纠正。“列席的就不能发言了?没这个规矩吧?是不是啊?”李老问主持人。主持人一迭声回答:“是啊是啊。”李老又跟赵小辉说:“你讲得很好嘛!我们这些老家伙很愿意听嘛!是不是啊?”主持人又说:“是啊是啊。”
  “老家伙们”吃得比较快,或者说,比较注意保养,晚餐不多吃。这会儿,他们三三两两,陆续离席。
  没见到李老的身影。
  在大餐厅,李老只跟代表们共进过一次午餐。
  给李老准备的大套间,他老人家一宿也没住过,只睡过一两次午觉,平时,就空在那里。韩勇曾建议赵小辉搬过去住,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若不是家里有事,韩勇会陪他一起住。只要晚上悄悄溜进去,早晨早点儿溜出来,人不知鬼不觉,屁事没有,还等于物尽其用,让国家财产少浪费一点儿。即使进门时被人发现,也可以大大方方,不理不睬。能进这个套间的,都是有来历的,谁还能拦住你,查一查证件?
  无论怎么动员,赵小辉都没答应,只是跟着韩勇过去参观了一下,好家伙!宽敞明亮,屋中有屋,应有尽有,简直太气派,太豪华了,连地毯都厚得陷脚。跟赵小辉的210比,贺主任他们那些正式代表的房间,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跟李老的大套间一比,贺主任他们住的那个,简直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赵小辉看得目瞪口呆,思绪纷乱,脑子里同时浮现出两个李老,一个是上普通厕所的李老,像普通人一样撒尿,尿完了,还会像普通人一样,低着头,抖一抖。另一个李老,就是有资格住却没时间住这个豪华套间的李老。两个李老,不知哪一个更真实,更让人尊敬。
  贺主任捏着一根牙签,与美人痣并肩过来。
  贺主任故意绷脸说:“小辉,注意啊,喝醉了可不行!”
  美人痣竖起食指建议:“少喝酒,多吃菜。”她的脸颊红扑扑的,像一朵总也开不败的海棠花。
  “老家伙们”离席后,餐厅冷清了许多,越发显出赵小辉这张桌的热闹。
  团脸姑娘拿着一根筷子,正在跟韩勇说笑,不时敲几下碟子,叮叮当当的,木琴般悦耳。
  红烧鱼只剩下一付黄白色的骨架,横卧在长盘里。
  瓶盖东一个,西一个,散置在被酱汁、酒水玷污的桌布上。朦朦胧胧,仿佛一些手表,被挥金如土的主人,漫不经心,随手遗弃。
  赵小辉的脑子有点儿沉,杯中,又被灌满了琥珀色的液体。肉片滑溜溜的,松花蛋滑溜溜的,椅子面儿、椅子背儿滑溜溜的,鱼头不滑。瓶盖不滑。脚底不滑。这点儿酒算什么,他还能喝,他还能喝一万瓶、一百万瓶!他身体矫健,血气方刚,正是……正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再到国谊宾馆来开会……这几天,一些代表见了面,主动跟他打招呼,攀谈,还有人愣头愣脑,把他当成会务组的,向他打听一些事情。叮当叮当,团脸姑娘又敲碟子,她在说什么?谁跟谁是一家的?谁不带谁玩?……人家带你玩,你就高兴,就觉得自己混进来了,人五人六了……不带你玩,就窝里窝囊,没着没落,瞧你这点出息……
  “弟兄们!”韩勇大吼,他从邻桌连夹带抱,弄来五六瓶未启封的啤酒,“幸亏老前辈不能喝酒,来,都满上,满上!”
  人们鼓掌,欢呼。
  附近,一个服务员默默收拾餐具。
  赵小辉斟上一杯酒,踉踉跄跄,扯着服务员的袖子,非让他喝掉不可。
  “不可以的,”服务员把脏盘子摞在一起,“我们是——”
  “什么你们我们,哪来那么多说道?”赵小辉满面酡红,夺下那摞盘子,强行递过酒杯,“来!”
  韩勇也劝,团脸姑娘也劝,服务员迟疑片刻,终于举起杯子,碰杯声就接二连三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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