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继发性创伤是指未直接接触创伤源,通过帮助受创伤的个人而产生的心理伤害.公安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压力、高负荷的特点,继发性创伤在公安民警队伍中极易出现且不易被察觉,警察文化中对寻求帮助的污名化也加剧了民警遭受继发性创伤的风险,容易增加关怀成本、耗费心理资源,危害广大公安民警的身心健康.为减少继发性创伤的发生,减轻其对公安民警的伤害,应建设“以警为本”的警察组织文化,充分利用民警家属与同伴的支持资源,建立创伤分级制度,提升公安民警职业心理素质.
【机 构】
: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11003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继发性创伤是指未直接接触创伤源,通过帮助受创伤的个人而产生的心理伤害.公安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压力、高负荷的特点,继发性创伤在公安民警队伍中极易出现且不易被察觉,警察文化中对寻求帮助的污名化也加剧了民警遭受继发性创伤的风险,容易增加关怀成本、耗费心理资源,危害广大公安民警的身心健康.为减少继发性创伤的发生,减轻其对公安民警的伤害,应建设“以警为本”的警察组织文化,充分利用民警家属与同伴的支持资源,建立创伤分级制度,提升公安民警职业心理素质.
其他文献
2021年8月,阿富汗形势发生重大转折,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时隔20年重新进入喀布尔,事实上控制了阿富汗政权,成为阿政治的主导者.9月,阿塔使用“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名义,以本组织领导层为班底组建临时政府.阿塔一正三副领导人在阿塔临时政府中都身居要职.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名义上为“伊斯兰酋长国”元首;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负责军事事务的副领导人穆罕默德·雅各
警察权威的本质包括五方面的内涵,即警察权威表现为一种警察命令与公众服从之间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公众的服从是重点,其决定了警察权威的存在;警察权威的来源必须是合法性的或日符合客观规律的,虽然对所谓的合法性和规律性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不能成为警察权威也可以来源于非法的或违反客观规律的理由;警察权威是一种公众被强制或自愿下的克服了抵抗的服从;警察权威是警察权力的实施效果之一,但绝不是警察权力本身,警察权威与警察权力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公众服从警察权威是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需要而让渡个人自由
依据现有刑事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是一种法定证据类型,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阶段具有电子数据初查权.在初查阶段,侦查机关只能采取任意侦查措施收集电子数据,不能使用强制侦查措施.但由于程序规范上的失位、措施运用不当等原因,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收集呈现出立法衔接不畅、类型界限不清、收集方式笼统等问题.追本溯源,应归因于目的 与手段的比例失衡.基于比例原则的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相关要求,应从明确初查程序法律地位的妥当性、明确初查中任意侦查措施的必要性以及调查核实权益保护的均衡性等方面促进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的规范化.
公安机关承担着打击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的重要职责,在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更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域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当前,环境犯罪侦查部门在组织建设、职能定位、侦查取证等方面还面临困境,这导致其职能发挥受限,难以有效应对日益组织化、隐蔽化的长江流域环境犯罪.因此,应尽快厘清职能定位,推进复合化、协同化发展;加强组织建设,推进专业化、多元化发展;提供保障支撑,推进数字化、科技化发展,以更好地满足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保护需要.
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要求对多种侦查行为进行录音录像,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的功能尚未被完全认识.侦查行为录音录像除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之外,还具有多元的功能,包括作为证明力审查的辅助证据、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由于具有这些多元的功能,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应当随案移送;辩方也可查阅、复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但在特定情形下可对查阅、复制的范围有所限制;侦查行为录音录像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后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转为不公开质证,或对录音录像进行技术处理之后再质证,如
对公账户因具备限额高难监控、易获取被害人信任等特点而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当前,利用对公账户犯罪已经成为一种隐蔽性强、犯罪链条组织化产业化、跨境犯罪多发、手段不断升级的新形式犯罪,存在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跨境抓捕取证难度大、银行存在管理漏洞和警银协作机制不完善等侦防困境.为解决此类案件的侦防难题,提升打击、防范此类犯罪的效率,应从串并案件、加强国际警务协作、完善警银协作机制、建立科学预警机制和加强舆论宣传等方面寻找斩断犯罪产业链条的思路,以求通过多元化方案建立利用对公账户犯罪的打击防控长效机制.
符号仪式内嵌着政治性表达的本能.人民警察与党和国家的伴生性,强化了其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政治底蕴.警徽、警服、警歌、警旗等能指物质品类的多元发展,为其符号仪式的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所指文化意涵的丰富解读提供了场域.进入新时代,人民警察面对的执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巨大.符号仪式作为其文化领导权实践的软实力高地,体系建构与文化意涵阐释的现实作用也便显得越发重要.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受害人数多、涉案金额大的特点及网络化发展、跨区域扩张的趋势.社区警务作为以一种预防为导向的警务模式,刚好契合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控需求.但社区警务中数据采集与研判所存在的问题,阻碍了涉众型经济犯罪预防的有效实现.应打破数据壁垒,搭建跨地域、跨部门大数据交互平台,不断拓宽社区民警数据获取渠道,增强其数据研判能力,让社区警务的数据服务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和有效,从而优化社区警务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控效能.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方式不当往往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利影响.优化之策在于树牢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理念,夯实政府公信力基础;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水平;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法治化建设,保障政府公信力实现.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应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地域性职业群体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两龄化受害群体较多,犯罪技术手段与产业链条迭代升级,上下游黑灰产业链分布广泛等.在犯罪治理上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发案量高侦破率低、技术对抗劣势、地域性职业群体社会不良导引作用明显的难点与困境.基于犯罪综合治理立场,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加强行业管理,注重源头及综合治理;推进技术研发,提升识别与反制能力;强调重点地区治理,重点人群预防;促进协同治理,深化跨国家跨行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