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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周航等易到创始人的故事在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一再上演：创始人经过若干轮融资后，股权被不断稀释并丧失控制权，最终黯然离场。创业者通过公司章程进行“契约安排”，避免引入资本后公司控制权旁落，是易到危机的另一则启示
网约车牌照来了，周航却走了。
5月8日，易到官方消息称，其正式获得由北京市交通委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四年。
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在微博表示，这是北京市向民营网约车平台、也是C2C平台发放的首张网约车牌照。当然，对于易到的创始人，这也是他们渴望已久，并为之奋斗的牌照。然而18天前，围绕着“乐视挪用易道13亿元资金”的问题，周航、杨芸、汤鹏三位易到创始人已联合声明辞去易到所有职务。
创始人如何丧失了公司控制权？乐视控股“使用”13亿元贷款的行为如何评价？孰是孰非，众说纷纭。或许只有回到法律轨道，才能定纷止争。
类似周航的故事在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一再上演：创始人经过若干轮融资后，股权被不断稀释并丧失控制权，最终与公司分道扬镳、黯然离场。
创业者与资本之间的公司控制权之争，一直是互联网企业的公司治理难题。
易到共进行六轮融资。E轮融资后，乐视控股持有易到66.6%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随后任命董事长和总裁进驻易到。创始人周航持股比例降至25%，成为二股东，仅保留董事、CEO职务。至此，周航丧失了公司控制权。
也有例外，以马云为首的34位合伙人虽然仅持有阿里巴巴13%的股份，但阿里巴巴公司章程规定，他们有权任命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掌握了阿里巴巴的控制权;刘强东只占京东20%的股份，但通过持有B类股票，获得83.7%的投票权，实现对京东的控制。
阿里巴巴和京东对公司控制权的契约设计，实现了资本与创业者的和谐共赢，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最适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以促成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公司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公司内部界定股东与经营者的“契约安排”。
现代公司的基础架构，建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原则之上。假设所有者无法事必躬亲，不擅长经营，而经营者雖善于经营，但缺少资金。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因此，资方持有多数股份时，若一味谋求控制权，驱赶经营者，并不一定是明智选择，资方自行经营失败的案例不计其数。创业者通过公司章程进行“契约安排”，避免引入资本后公司控制权旁落，至关重要。
公司法就是一部公司治理法，任何国家的公司法都以规范公司治理为目标，中国《公司法》也不例外。
《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相当灵活，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同股不同权”，为创业者保留公司控制权留下空间。即法律层面的支持，让创业者实现引入资金的同时，不至于丧失公司控制权。
但《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的规定相对保守，强调“同股同权”。监管部门在审核企业上市时，禁止存在“合伙人”制度或者双层结构的企业上市，这促使不少优秀企业选择境外上市。
法眼
监管部门和《公司法》如何与时俱进，为创业者留出制度空间，实现资本与创业者共赢，是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
乐视控股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的同一控制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则存在关联关系。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的关键，股权结构“一股独大”，存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大股东如果控制了董事会、股东会，缺少中小股东制衡，公司任何行为，都在其掌控之下。
假设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将公司借到的贷款绝大部分转给大股东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使用，既损害贷款银行的利益，也损害公司利益。这种情况下，即便大股东与公司之间签有协议，也未改变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性质，反而成为其滥用股东权利的有力证据。
《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如果乐视控股确实存在“挪用”资金行为，并给易到造成损失的，易到可以起诉乐视控股，请求乐视控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易到为乐视控股所控制，不可能主动起诉乐视控股。为了救济这种不能起诉的窘况，《公司法》第151条设计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小股东可以起诉大股东的特别诉权。也就是说，如果易到怠于起诉，目前仍为易到二股东的周航，可以本人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乐视控股对易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资金在关联企业之间辗转腾挪、拆东补西的做法，似乎是企业集团的常态操作。但这种“任性”玩法背后，存在着巨大法律风险。
原则上，股东不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也是有限责任的应有之义。但如果公司成为股东的“玩偶”，公司的人格“形骸化”、无法独立，法律就会揭开公司躯壳的“面纱”，让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法律为保护公司的债权人利益所做的制度设计。
乐视控股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的同一控制人，易到的巨额贷款大量被用于乐视汽车生态，或可成为证明易到公司人格不独立的证据。
假设易到到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拍卖抵押物后仍不足以清偿。银行可以根据《公司法》第20条之规定，以易到的控股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从审判实践看，有关联关系的姊妹公司之间，也有因为法人人格混同而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假设易到和乐视控股无法偿还银行债务，无偿接受贷款资金的乐视汽车生态，也可能难以逃脱以资产混同为由被判承担连带责任的后果。
对于13亿元贷款，易到与乐视的联合声明称，易到与乐视控股已经签订了相关协议。那么，乐视控股与易到签订的资金使用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正常情况下，少有企业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无偿转给其他企业使用，尤其是自身现金流入不敷出、急需输血的情况下。易到签订这样的协议，也存在大股东乐视控股操作的可能，即易道欠缺意思表示自由。
我国《合同法》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如果这种情况存在，易到也可以依据该法条起诉乐视控股，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并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要求返还贷款、赔偿损失。
乐视汽车生态未从银行借款，却使用易到借来的银行资金;易到借来资金，大部分却无法使用。对这种情形的处理，有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法明确规定，控制公司使从属公司为不合营业常规或其他不利益的经营，导致其他从属公司获得利益的，该受益从属公司于其受益的限度内，与控制公司一起对受损的从属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
《公司法》虽无明确规定，但可根据不当得利制度予以解决。根据《民法通则》，两个从属公司之间产生不当得利的债的关系：A公司取得贷款资金，没有法律根据，造成B公司不能使用资金的损失，出现不公平的后果。B公司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A公司返还资金，并可以要求支付无偿使用期间的资金利息。
目前，易到被乐视控股，后者不可能允许其起诉乐视汽车生态。易到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时，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
检索《国家企业公示信用信息系统》并未发现“乐视汽车生态”的任何信息。因此，周航所称并为乐视控股承认的“13亿元用于乐视汽车生态”，到底去了乐视旗下哪一家企业，其实不得而知。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京都律师事务所民商研究中心主任，编辑：王敬恺）
网约车牌照来了，周航却走了。
5月8日，易到官方消息称，其正式获得由北京市交通委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四年。
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在微博表示，这是北京市向民营网约车平台、也是C2C平台发放的首张网约车牌照。当然，对于易到的创始人，这也是他们渴望已久，并为之奋斗的牌照。然而18天前，围绕着“乐视挪用易道13亿元资金”的问题，周航、杨芸、汤鹏三位易到创始人已联合声明辞去易到所有职务。
创始人如何丧失了公司控制权？乐视控股“使用”13亿元贷款的行为如何评价？孰是孰非，众说纷纭。或许只有回到法律轨道，才能定纷止争。
公司控制权的契约安排
类似周航的故事在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一再上演：创始人经过若干轮融资后，股权被不断稀释并丧失控制权，最终与公司分道扬镳、黯然离场。
创业者与资本之间的公司控制权之争，一直是互联网企业的公司治理难题。
易到共进行六轮融资。E轮融资后，乐视控股持有易到66.6%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并随后任命董事长和总裁进驻易到。创始人周航持股比例降至25%，成为二股东，仅保留董事、CEO职务。至此，周航丧失了公司控制权。
也有例外，以马云为首的34位合伙人虽然仅持有阿里巴巴13%的股份，但阿里巴巴公司章程规定，他们有权任命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掌握了阿里巴巴的控制权;刘强东只占京东20%的股份，但通过持有B类股票，获得83.7%的投票权，实现对京东的控制。
阿里巴巴和京东对公司控制权的契约设计，实现了资本与创业者的和谐共赢，具有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最适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以促成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公司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公司内部界定股东与经营者的“契约安排”。
现代公司的基础架构，建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原则之上。假设所有者无法事必躬亲，不擅长经营，而经营者雖善于经营，但缺少资金。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因此，资方持有多数股份时，若一味谋求控制权，驱赶经营者，并不一定是明智选择，资方自行经营失败的案例不计其数。创业者通过公司章程进行“契约安排”，避免引入资本后公司控制权旁落，至关重要。
公司法就是一部公司治理法，任何国家的公司法都以规范公司治理为目标，中国《公司法》也不例外。
《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相当灵活，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同股不同权”，为创业者保留公司控制权留下空间。即法律层面的支持，让创业者实现引入资金的同时，不至于丧失公司控制权。
但《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的规定相对保守，强调“同股同权”。监管部门在审核企业上市时，禁止存在“合伙人”制度或者双层结构的企业上市，这促使不少优秀企业选择境外上市。
法眼
监管部门和《公司法》如何与时俱进，为创业者留出制度空间，实现资本与创业者共赢，是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
资金腾挪存法律风险
乐视控股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的同一控制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则存在关联关系。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的关键，股权结构“一股独大”，存在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大股东如果控制了董事会、股东会，缺少中小股东制衡，公司任何行为，都在其掌控之下。
假设大股东利用控制权，将公司借到的贷款绝大部分转给大股东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使用，既损害贷款银行的利益，也损害公司利益。这种情况下，即便大股东与公司之间签有协议，也未改变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性质，反而成为其滥用股东权利的有力证据。
《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如果乐视控股确实存在“挪用”资金行为，并给易到造成损失的，易到可以起诉乐视控股，请求乐视控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易到为乐视控股所控制，不可能主动起诉乐视控股。为了救济这种不能起诉的窘况，《公司法》第151条设计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小股东可以起诉大股东的特别诉权。也就是说，如果易到怠于起诉，目前仍为易到二股东的周航，可以本人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乐视控股对易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资金在关联企业之间辗转腾挪、拆东补西的做法，似乎是企业集团的常态操作。但这种“任性”玩法背后，存在着巨大法律风险。
原则上，股东不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也是有限责任的应有之义。但如果公司成为股东的“玩偶”，公司的人格“形骸化”、无法独立，法律就会揭开公司躯壳的“面纱”，让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法律为保护公司的债权人利益所做的制度设计。
乐视控股为易到与乐视汽车生态的同一控制人，易到的巨额贷款大量被用于乐视汽车生态，或可成为证明易到公司人格不独立的证据。
假设易到到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拍卖抵押物后仍不足以清偿。银行可以根据《公司法》第20条之规定，以易到的控股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为由，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从审判实践看，有关联关系的姊妹公司之间，也有因为法人人格混同而被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假设易到和乐视控股无法偿还银行债务，无偿接受贷款资金的乐视汽车生态，也可能难以逃脱以资产混同为由被判承担连带责任的后果。
资金使用协议可撤销
对于13亿元贷款，易到与乐视的联合声明称，易到与乐视控股已经签订了相关协议。那么，乐视控股与易到签订的资金使用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正常情况下，少有企业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无偿转给其他企业使用，尤其是自身现金流入不敷出、急需输血的情况下。易到签订这样的协议，也存在大股东乐视控股操作的可能，即易道欠缺意思表示自由。
我国《合同法》规定，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如果这种情况存在，易到也可以依据该法条起诉乐视控股，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并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要求返还贷款、赔偿损失。
乐视汽车生态未从银行借款，却使用易到借来的银行资金;易到借来资金，大部分却无法使用。对这种情形的处理，有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法明确规定，控制公司使从属公司为不合营业常规或其他不利益的经营，导致其他从属公司获得利益的，该受益从属公司于其受益的限度内，与控制公司一起对受损的从属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
《公司法》虽无明确规定，但可根据不当得利制度予以解决。根据《民法通则》，两个从属公司之间产生不当得利的债的关系：A公司取得贷款资金，没有法律根据，造成B公司不能使用资金的损失，出现不公平的后果。B公司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A公司返还资金，并可以要求支付无偿使用期间的资金利息。
目前，易到被乐视控股，后者不可能允许其起诉乐视汽车生态。易到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时，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
检索《国家企业公示信用信息系统》并未发现“乐视汽车生态”的任何信息。因此，周航所称并为乐视控股承认的“13亿元用于乐视汽车生态”，到底去了乐视旗下哪一家企业，其实不得而知。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京都律师事务所民商研究中心主任，编辑：王敬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