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漂泊人生、跨国经历及多元文化背景对他的思维和写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离散多年的经历使康拉德一生在追求自己的身份的同时，又形成了矛盾敏感的性格，这体现在他的小说《黑暗的心》当中。本文从康拉德的代言人马洛对非洲、非洲人和帝国主义叙事语言矛盾性的角度探究康拉德的矛盾情结。
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 流散身份 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瑟夫·康拉德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且颇有争议的波兰裔作家。他在文学主题和创作技巧上对英国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他用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来描绘生活，以特有的创新能力来探索人性、宗教、道德和社会意义。其作品以尖锐深刻的思想内涵，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和细致娴熟的写作技巧而享誉世界文坛。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一经问世，就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离散文学研究的视角，从叙事语言矛盾性的角度探究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康拉德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采取的态度及他的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矛盾情结的根源与表现。
一
流散（diaspora）来自希腊语diasperirein，其中“dia”表示“分开或穿越”，词根“sperein”表示“播种或播撒”，最初指植物借花粉和种子的传播播撒而繁衍生长。“流散”最初在英语里是大写的，用来表示被上帝放逐的犹太人，常常与“受害”（victimhood）的心态相联系。而越界使这些流亡者隔断了与自己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但也使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流亡者失去了归属感，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飘的状态。在此意义上，离散指的是一种“失根”的痛苦，同时，“多元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得后殖民作家同样经历着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任一鸣，2008：19），这主要体现在叙事语言的矛盾性当中。
萨义德在论文集《初始》中，提出“文本与其作者生活经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后》，44）。即便是纯粹的文本，也总是受到其存在的环境、时代、地点和社会的影响。康拉德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有着复杂背景的后殖民作家。他1857年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1861年由于父亲的政治倾向被流放到北俄罗斯。1869年父母双亡，从此过上流亡的生活。童年的离散经历和人生磨难使康拉德形成双重矛盾的性格，并在双重身份的矛盾中挣扎。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主人公马洛叙事时不会用清晰明确的话语，而是用相互矛盾的表达方法。作为被放逐的波兰裔人，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的叙事语言是隐晦的，也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写给读者看的（萨义德，2003：29）。
马洛是《黑暗的心》中的核心人物，也可以说是康拉德的原型，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共同点。首先，两个人出生时都不是英国公民；其次，通过一位远方表姐的牵线搭桥，康拉德得到了在刚果河上担任领船员的许诺。这位表姐住在布鲁塞尔，熟识剥削刚果的那家比利时公司的重要人物。无独有偶，马洛经姨妈的介绍在一家比利时公司任职。像康拉德一样，马洛毕竟只是比利时公司的一名雇员，他既是殖民主义又是反帝国主义的代表，有着明显的矛盾情结。我们能深深感触到他的话语的前后矛盾性。
二
细读小说，在马洛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非洲大陆和土著人的复杂的感情。马洛对库尔兹残忍行为的描述触目惊心。库尔兹根本不是买卖象牙，而是用武力抢夺，而且他对这一事实供认不讳。他对待土著人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压制和灭绝。而在另一方面，马洛向读者暗示，非洲应对库尔茨的现状负责。非洲那种充满敌意和毫无法制的环境会使一些类似库尔茨的欧洲人变得强暴。在某种时刻，马洛认为他融入到这些土著人当中。他们这些人“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象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康》，504）。一个小孩的脖颈上系着一绺白色的毛线非常刺眼，马洛不明白带着这个白毛线的真正含义。话语虽然不多但暴露了欧洲殖民的残酷的事实，让读者感到悲伤和震撼。
然而，由于康拉德的特殊身份，他不能很容易地改变他的帝国主义倾向。在某种意识形态上，非洲人被看做是原始的、野蛮的、被边缘化的来自底层社会的东方人。在此意义上，他们被认为是“他类”。“这似乎不是人间的土地。我们看惯了被征服了的，锁在镣铐中的怪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如怪兽一般自由行走的生物。那些人——不，不能说他们不属于人类……做出可怕的嘴脸”（《康》，533）。在说话人眼里，刚果土著，即使被驯化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动物。“我不时地看着那个烧蒸锅炉的蛮人，他是个被驯化的物种，他能烧旺那个竖立着的蒸汽锅炉。看见他犹如看到一条狗”（《康》，534）。读到这里，不禁让读者尤为感慨。马洛不用“黑人”来描述土著人，而是把他们述成“蛮人”、“驯化的物种”，这在文中多处可见。浏览全文，小说中展现出他们的野蛮和原始，因此马洛把他们称作“食人族”。只有他们才能说出类似“捉住他们，把他们捉来给我们”、“吃掉他们”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达到迎合西方读者的目的，马洛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感情，也歪曲夸大了事实。事实上，正是这些“蛮人”过着让人无法忍受的生活，他们的国家被侵占，家园被毁坏，东西被抢走，而他们能做的只有去等死。
斯图尔·霍尔在他的《文化身份与离散》一文中谈到，“我们（东方人）是落后的、边缘化的，我们是他类，处在边缘地带”（Stuart）。他总结说这种差异，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已铭刻在我们的文化身份中。斯图尔进一步指出，非洲是受压迫的地方，对于身份平等是不可能的事。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也就东方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东方是非理性的、颓废的、幼稚的、异常的；而西方是理性的、正直的、成熟的、标准的”（Edward，1977：44）。殖民者把自己看做是世界的中心，殖民是边缘化的人。殖民者认为他们是人类应有的化身，而殖民却是不同的他类，低人一等。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康拉德虽然被“边缘化”且倍感“失根”之痛，但他还是表现出捍卫欧洲殖民侵略的西方意识形态，流露出身处西方世界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鄙视被压迫的人们，并把他们看作“他类”。 三
我们知道，康拉德从小过着流放的生活，亡国的仇恨使他对民族压迫相当痛恨。但他出身于贵族白人家庭，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是波兰贵族文化和法国资产阶级文化。自1886年加入英国国籍后，他开始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再加上英国当时正值巅峰时期，当时流传着“英帝国永不落”的说法。作为一个“亲英族”，康拉德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要受英帝国的影响。从马洛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但字里行间又让我们感觉到他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所以他（即康拉德）“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从未明朗过”（Brain & Melssia，2003：48）。
马洛对地图的对比描述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扩张。小的时候他非常爱看地图，那时地图上还有很多空白，他指着一块特别吸引人的空白时说，“我长大了一定要上那儿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一块空白了。……它已经被人填满了河流，湖泊和地名。它己经不再是一块充满愉快神秘的空白——一块可供一个孩子去大做其美梦的白斑点了。它已经变成了一块黑暗的地方”（《康》，490）。地图本身没有什么含义，虽是简单的对比但可以看出马洛对殖民者的批判，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马洛到达办事处时，他又看到一张地图，那张非洲大陆的地图上布满了各种色块，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黄色块即那“正中心地带”表明了殖民者在此犯下了惨不忍睹的暴行。“他们是征服者，而要当个征服者你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为了获得所能获得的东西，凡是可以到手的，他们都去攫取。”（《康》，488）。马洛说话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他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强烈愤慨。从这点可以看出，马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然而，“康拉德通过马洛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点他作为被放逐的波兰后裔的殖民者的意识”，因为他意识到“帝国主义就如同小说叙事一样，垄断了所有的表达系统”（萨义德，2003：31）。马洛一开口就有别于其他的旅客，“我想起那非常古老的时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对，但是光明好像在一片平原上匆匆而过的火焰，好像密云从中的一次闪电”（《康》，487）。
这里，马洛在赞美泰晤士河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光荣之旅的起源地，正是罗马人的入侵才给大家带来了光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拉德“只剖析了帝国主义给欧洲人带来的好处，而不涉及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恶果”（Today，50）。为公司效力的那些人把他们对待土著人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文明”工程。马洛心里也明白，所谓的帮助野蛮人开化他们的文明，目的只是在于追求利润，根本无什么人性而言，但是马洛对非洲探险远行的梦想要远远超过他对殖民暴行的焦虑。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马洛在公司站下了船，他看到一堆堆腐朽的机器和正在遭受盲目破坏的山崖；他还看到一群身带镣铐的黑人在一个身穿仿制军装的监头监督下往远处走去。认识这个监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意志薄弱、装腔作势、目光短浅的恶魔和纯属贪恋无情的傻瓜”（《康》，502）。这个形象是“马洛刻画的殖民主义列强的主要形象之一”（Today，62）。从这点可以看出，马洛是极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马洛的叙事语言是隐晦的，他的态度也是含而不露的。
对于马洛，这个意志薄弱的恶魔最大特点是愚昧无知和无能，军旗象一块破布那样有气无力地垂挂着，正是他们无所事事的写照。他们把公司管理的不像个样子，到处都摆放着腐烂的机器零件和生锈的铁轨，让一群黑人做着一些无谓的爆炸活动，供给品的分配又严重失调。从马洛的言谈举止来看，他似乎对殖民主义列强很是失望。如果这些列强再精明点，再强干点的话，马洛是否还会批判他们对非洲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呢？这点我们不得而知。
四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认为每个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受环境的影响。对于像康拉德这样的主体而言，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的扩张。康拉德的写作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大肆进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康拉德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从波兰到英国，从水手到作家，从对殖民的同情到对他们的嘲讽，从对殖民地国家的尊重到对他们的鄙视，康拉德一生充满了矛盾，让他一生中不断地在寻求自己的身份。小说《黑暗的心》反映了他流散多年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因为康拉德的特殊身份，小说的明显特点是叙事语言的前后矛盾性。他在抨击殖民者罪行的同时，无时无刻不显示出殖民者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暴露出一个殖民者的心态。
参考文献：
[1] Gratten Brian.& Martin Melssia.徐江译，SparkNotes LLC授权，Today’s Most Popular Study Guides Heart of Darkness，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2] 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3] http：//wenku.baidu.com./view/fdce4e1614791711cc7917d8.html.
[4] Said ， Edward W.Orientalism.London：Penguin，1977.
[5] Watts，Cedric.A Preface to Conrad，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6] 康拉德著，赵启光编选，袁家骅等译：《康拉德小说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7]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8]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白雪，女，1976—，内蒙古包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 流散身份 叙事语言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约瑟夫·康拉德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且颇有争议的波兰裔作家。他在文学主题和创作技巧上对英国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他用独特的视角和洞察力来描绘生活，以特有的创新能力来探索人性、宗教、道德和社会意义。其作品以尖锐深刻的思想内涵，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和细致娴熟的写作技巧而享誉世界文坛。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之一，小说一经问世，就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离散文学研究的视角，从叙事语言矛盾性的角度探究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康拉德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采取的态度及他的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矛盾情结的根源与表现。
一
流散（diaspora）来自希腊语diasperirein，其中“dia”表示“分开或穿越”，词根“sperein”表示“播种或播撒”，最初指植物借花粉和种子的传播播撒而繁衍生长。“流散”最初在英语里是大写的，用来表示被上帝放逐的犹太人，常常与“受害”（victimhood）的心态相联系。而越界使这些流亡者隔断了与自己家庭、亲人、朋友、祖国的联系纽带，使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但也使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流亡者失去了归属感，觉得自己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处在一种飘的状态。在此意义上，离散指的是一种“失根”的痛苦，同时，“多元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得后殖民作家同样经历着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任一鸣，2008：19），这主要体现在叙事语言的矛盾性当中。
萨义德在论文集《初始》中，提出“文本与其作者生活经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后》，44）。即便是纯粹的文本，也总是受到其存在的环境、时代、地点和社会的影响。康拉德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有着复杂背景的后殖民作家。他1857年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1861年由于父亲的政治倾向被流放到北俄罗斯。1869年父母双亡，从此过上流亡的生活。童年的离散经历和人生磨难使康拉德形成双重矛盾的性格，并在双重身份的矛盾中挣扎。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主人公马洛叙事时不会用清晰明确的话语，而是用相互矛盾的表达方法。作为被放逐的波兰裔人，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的叙事语言是隐晦的，也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写给读者看的（萨义德，2003：29）。
马洛是《黑暗的心》中的核心人物，也可以说是康拉德的原型，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共同点。首先，两个人出生时都不是英国公民；其次，通过一位远方表姐的牵线搭桥，康拉德得到了在刚果河上担任领船员的许诺。这位表姐住在布鲁塞尔，熟识剥削刚果的那家比利时公司的重要人物。无独有偶，马洛经姨妈的介绍在一家比利时公司任职。像康拉德一样，马洛毕竟只是比利时公司的一名雇员，他既是殖民主义又是反帝国主义的代表，有着明显的矛盾情结。我们能深深感触到他的话语的前后矛盾性。
二
细读小说，在马洛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非洲大陆和土著人的复杂的感情。马洛对库尔兹残忍行为的描述触目惊心。库尔兹根本不是买卖象牙，而是用武力抢夺，而且他对这一事实供认不讳。他对待土著人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压制和灭绝。而在另一方面，马洛向读者暗示，非洲应对库尔茨的现状负责。非洲那种充满敌意和毫无法制的环境会使一些类似库尔茨的欧洲人变得强暴。在某种时刻，马洛认为他融入到这些土著人当中。他们这些人“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象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康》，504）。一个小孩的脖颈上系着一绺白色的毛线非常刺眼，马洛不明白带着这个白毛线的真正含义。话语虽然不多但暴露了欧洲殖民的残酷的事实，让读者感到悲伤和震撼。
然而，由于康拉德的特殊身份，他不能很容易地改变他的帝国主义倾向。在某种意识形态上，非洲人被看做是原始的、野蛮的、被边缘化的来自底层社会的东方人。在此意义上，他们被认为是“他类”。“这似乎不是人间的土地。我们看惯了被征服了的，锁在镣铐中的怪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如怪兽一般自由行走的生物。那些人——不，不能说他们不属于人类……做出可怕的嘴脸”（《康》，533）。在说话人眼里，刚果土著，即使被驯化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动物。“我不时地看着那个烧蒸锅炉的蛮人，他是个被驯化的物种，他能烧旺那个竖立着的蒸汽锅炉。看见他犹如看到一条狗”（《康》，534）。读到这里，不禁让读者尤为感慨。马洛不用“黑人”来描述土著人，而是把他们述成“蛮人”、“驯化的物种”，这在文中多处可见。浏览全文，小说中展现出他们的野蛮和原始，因此马洛把他们称作“食人族”。只有他们才能说出类似“捉住他们，把他们捉来给我们”、“吃掉他们”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达到迎合西方读者的目的，马洛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感情，也歪曲夸大了事实。事实上，正是这些“蛮人”过着让人无法忍受的生活，他们的国家被侵占，家园被毁坏，东西被抢走，而他们能做的只有去等死。
斯图尔·霍尔在他的《文化身份与离散》一文中谈到，“我们（东方人）是落后的、边缘化的，我们是他类，处在边缘地带”（Stuart）。他总结说这种差异，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已铭刻在我们的文化身份中。斯图尔进一步指出，非洲是受压迫的地方，对于身份平等是不可能的事。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也就东方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东方是非理性的、颓废的、幼稚的、异常的；而西方是理性的、正直的、成熟的、标准的”（Edward，1977：44）。殖民者把自己看做是世界的中心，殖民是边缘化的人。殖民者认为他们是人类应有的化身，而殖民却是不同的他类，低人一等。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康拉德虽然被“边缘化”且倍感“失根”之痛，但他还是表现出捍卫欧洲殖民侵略的西方意识形态，流露出身处西方世界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鄙视被压迫的人们，并把他们看作“他类”。 三
我们知道，康拉德从小过着流放的生活，亡国的仇恨使他对民族压迫相当痛恨。但他出身于贵族白人家庭，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是波兰贵族文化和法国资产阶级文化。自1886年加入英国国籍后，他开始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再加上英国当时正值巅峰时期，当时流传着“英帝国永不落”的说法。作为一个“亲英族”，康拉德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要受英帝国的影响。从马洛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但字里行间又让我们感觉到他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幻想，所以他（即康拉德）“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从未明朗过”（Brain & Melssia，2003：48）。
马洛对地图的对比描述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扩张。小的时候他非常爱看地图，那时地图上还有很多空白，他指着一块特别吸引人的空白时说，“我长大了一定要上那儿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一块空白了。……它已经被人填满了河流，湖泊和地名。它己经不再是一块充满愉快神秘的空白——一块可供一个孩子去大做其美梦的白斑点了。它已经变成了一块黑暗的地方”（《康》，490）。地图本身没有什么含义，虽是简单的对比但可以看出马洛对殖民者的批判，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卑劣行径。马洛到达办事处时，他又看到一张地图，那张非洲大陆的地图上布满了各种色块，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黄色块即那“正中心地带”表明了殖民者在此犯下了惨不忍睹的暴行。“他们是征服者，而要当个征服者你只需要有残暴的武力就够了，……，为了获得所能获得的东西，凡是可以到手的，他们都去攫取。”（《康》，488）。马洛说话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他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强烈愤慨。从这点可以看出，马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然而，“康拉德通过马洛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点他作为被放逐的波兰后裔的殖民者的意识”，因为他意识到“帝国主义就如同小说叙事一样，垄断了所有的表达系统”（萨义德，2003：31）。马洛一开口就有别于其他的旅客，“我想起那非常古老的时代，罗马人初到这里的时代，……是自从有了——你们说是骑士吗？光明才从这条河上出现的。对，但是光明好像在一片平原上匆匆而过的火焰，好像密云从中的一次闪电”（《康》，487）。
这里，马洛在赞美泰晤士河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光荣之旅的起源地，正是罗马人的入侵才给大家带来了光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拉德“只剖析了帝国主义给欧洲人带来的好处，而不涉及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恶果”（Today，50）。为公司效力的那些人把他们对待土著人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文明”工程。马洛心里也明白，所谓的帮助野蛮人开化他们的文明，目的只是在于追求利润，根本无什么人性而言，但是马洛对非洲探险远行的梦想要远远超过他对殖民暴行的焦虑。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马洛在公司站下了船，他看到一堆堆腐朽的机器和正在遭受盲目破坏的山崖；他还看到一群身带镣铐的黑人在一个身穿仿制军装的监头监督下往远处走去。认识这个监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意志薄弱、装腔作势、目光短浅的恶魔和纯属贪恋无情的傻瓜”（《康》，502）。这个形象是“马洛刻画的殖民主义列强的主要形象之一”（Today，62）。从这点可以看出，马洛是极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马洛的叙事语言是隐晦的，他的态度也是含而不露的。
对于马洛，这个意志薄弱的恶魔最大特点是愚昧无知和无能，军旗象一块破布那样有气无力地垂挂着，正是他们无所事事的写照。他们把公司管理的不像个样子，到处都摆放着腐烂的机器零件和生锈的铁轨，让一群黑人做着一些无谓的爆炸活动，供给品的分配又严重失调。从马洛的言谈举止来看，他似乎对殖民主义列强很是失望。如果这些列强再精明点，再强干点的话，马洛是否还会批判他们对非洲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呢？这点我们不得而知。
四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认为每个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受环境的影响。对于像康拉德这样的主体而言，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的扩张。康拉德的写作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大肆进行殖民主义扩张时期，康拉德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从波兰到英国，从水手到作家，从对殖民的同情到对他们的嘲讽，从对殖民地国家的尊重到对他们的鄙视，康拉德一生充满了矛盾，让他一生中不断地在寻求自己的身份。小说《黑暗的心》反映了他流散多年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因为康拉德的特殊身份，小说的明显特点是叙事语言的前后矛盾性。他在抨击殖民者罪行的同时，无时无刻不显示出殖民者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暴露出一个殖民者的心态。
参考文献：
[1] Gratten Brian.& Martin Melssia.徐江译，SparkNotes LLC授权，Today’s Most Popular Study Guides Heart of Darkness，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2] 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3] http：//wenku.baidu.com./view/fdce4e1614791711cc7917d8.html.
[4] Said ， Edward W.Orientalism.London：Penguin，1977.
[5] Watts，Cedric.A Preface to Conrad，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6] 康拉德著，赵启光编选，袁家骅等译：《康拉德小说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7] 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8]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白雪，女，1976—，内蒙古包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