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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翻译家、外交家、中国侨界领导人之一冀朝铸，是山西汾阳人，1929年7月30日出生于太原上马街。1938年底，因父亲冀贡泉、大哥冀朝鼎受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派遣赴美国工作，所以他也随家人到美国生活，成了一名小华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冀朝铸亦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毅然决定中断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于1950年离开美国返回祖国，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回去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赴朝参加停战谈判
冀朝铸返京后进入清华大学念3年级，继续他的学业。在祖国的大家庭里，他在各方面进步都很快，于1951年5月10日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2年4月，即将毕业的冀朝铸正在赶写毕业论文时，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被批准了，令他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原来，随着中朝人民抗美斗争的节节胜利，美方已被迫同意坐下来谈判，前方急需精通英语的人才。这样，冀朝铸就被选为我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谈判。1952年4月，他们跨过鸭绿江，来到战火纷飞、满目焦土的朝鲜战场。在行进中，他所在的队伍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有的战友牺牲了，但冀朝铸没有恐惧畏缩，他心想：“这是在打仗，我是一名战士，只能往前冲！”
在板门店谈判中，冀朝铸担任我方代表团的英文打字员。在谈判桌上，虽然没有枪炮对垒，只是语言的交锋，但其紧张尖锐程度和对谋略的运用并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拼杀。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冀朝铸和战友们在代表团“101首长”李克农和“102首长”乔冠华的领导下，以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全身心投入这场特殊的战争。谈判时，双方代表一入座后即开始发言，没有任何开场仪式，双方人员也从不打招呼或握手致意，气氛极为严肃紧张！有时谈判气氛“温度”骤升，双方代表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能及时地把对方代表骂人的言语一字不漏地速记下来，供我方代表团领导研究，第二次谈判时我方代表则针锋相对地回敬。在实践中，冀朝铸的英文速记水平进一步提高，每分钟最多能记录165个单词，被大家誉为“中国第一英文速记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中、美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文本再由交战双方的最高司令官签署。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金日成签署了协定文本。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停战协定为中文、朝文、英文各一式两份，我方那一份英文停战协定由冀朝铸负责打字。为此，他三天三夜未曾合眼，连饭也是在打字桌上吃的。紧张艰苦的谈判，尖锐激烈的交锋，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协定草案每改动一次，冀朝铸就要重打一遍;自己打错了一个字或一个符号，都要重新再打。所以精力必须高度集中，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他反反复复打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形成了最后的正式文本，圆满完成了这一神圣使命。作为战争胜利一方的一名战士，他心中充满了喜悦;作为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洋溢着正义的豪情！1954年1月，我方代表团根据冀朝铸的表现为他记了三等功，颁发了立功奖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三等功勋章一枚。冀朝铸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把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1954年4月，一个气候暖和、百花竞艳的日子里，冀朝铸同战友们凯旋回到祖国首都。父亲冀贡泉（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和母亲张陶然特地从太原赶赴北京，大哥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刚好也在北京，一家人欢聚一堂。随后，冀朝铸被调到外交部工作，跟随周恩来总理赴日内瓦，参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投入了新的战斗……
受到周总理慈父般的关爱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冀朝铸被安排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开始，只是给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随从人员当导游和翻译。那时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举行，最多50席。外国首脑的随从人员一般安排在第50席，冀朝铸的工作岗位当然也就在第50席。有一天，交际处的同志突然来到冀朝铸身边，对他说：“小冀，今天周总理要你去当翻译！”冀朝铸既意外又兴奋，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担此重任，于是，便从第50席转移到第1席。那次活动是为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访华举行的宴会，开始时两国首脑交谈，冀朝铸翻译得很顺利。后来，周总理拿起讲稿站起来讲话，冀朝铸按照事先准备的英文稿跟着念，没想到周总理根据现场情况，对讲稿作了一些改动，而冀朝铸没在意，还在那里念原稿。周总理通晓英文，立即严肃地指出：“不对！不对！小冀太紧张，换别人翻译吧！”这样，冀朝铸从第1席又退回到第50席。
为周总理当翻译，第一炮就没打响，冀朝铸很难过，交际处的同志也很紧张，没想到第二天活动，周总理还是点名要冀朝铸去。交际处的同志再三叮咛：“要集中精神听周总理讲话，思想千万不要开小差。”有了上次教训，冀朝铸丝毫不敢懈怠，由于全神贯注，这次翻译非常顺利。正是周总理对他初次上阵失误的宽容，使他汲取了教训，树立了信心。1956年，冀朝铸正式接替浦寿昌，担任周总理的第5任翻译。
冀朝铸自小在洋人堆里长大，中文功底较为欠缺，周总理要求他首先必须过好语文关。冀朝铸遵照周总理教导，下决心补好母语这一课。他拿来报上的文章，白天让同志们一字一句地教他汉语发音，他用英文注上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晚上再一字一句地背，三遍、五遍、十遍，一直到背熟为止，两年后，终于熟练掌握了中文。他还遵照周总理的教导，认真阅读了《中国通史》和《资治通鉴》等著作，详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结果进步很快，每次翻译都能做到快速、准确、传神，“洋娃娃”变成了出色的翻译家。他那娴熟的译技、准确的表达和泰然的神态，令宾主双方都很满意，更令同行钦佩。有一次，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冀朝铸担任翻译。在谈到反华势力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时候，陈老总激动地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美国、台湾从东边来，印度从西边来，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等你们来，头发都等白了！你们快来呀！”说着，“啪”的一声拍一下讲台，冀朝铸像打机关枪似地把陈老总的话迅速译成英语，最后也“啪”的一声拍一下讲台，把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候，年轻人普遍有这样一个观念，人生有两件终生大事要解决：第一件是要积极争取进步，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件是要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建立起家庭。经过5年多的追求和考验，冀朝铸终实现了他的愿望，于1956年3月3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另一件终生大事也非常美满。1955年下半年，冀朝铸在外交部业余学校法文班学习时，和来自中国红十字会的军转干部汪向同相识相知相爱，并于1957年5月25日正式举行婚礼。
冀汪联姻7年没有孩子，周总理操心了，亲自叫卫生部章汉夫副部长来了解情况，想办法提供帮助。章汉夫介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大夫为冀朝铸夫妇诊治。后来，汪向同果然怀孕了，写信告诉正跟随周总理出访的冀朝铸。周总理听说后很高兴，特意向冀朝铸祝贺，并问：“你准备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冀朝铸说：“还没考虑呢。”周总理说：“我帮你起个名字吧！你的孩子以后一定要做个勤劳能干的人。我们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你看巴基斯坦的男人在地里干活，非常勤劳，女人都躲在家里，而在非洲，是女人勤劳能干，男人躲在家里。如果你们生男孩，应该起个与巴基斯坦有关的名字;如果生女孩，应该起个与非洲有关的名字。”后来，冀朝铸的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就取名“小坦”，意思是学习巴基斯坦人民勤劳发奋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生活上对冀朝铸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时刻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每次提起周总理，冀朝铸总是动情地说：“周总理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但在生活上又很有人情味，有时甚至比父母还要关心我们。回顾我的一生，我意识到：假如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就不会有什么成就。”
外交战线大显身手
1973年，冀朝铸离开翻译岗位，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外交官。当年4月，冀朝铸出任我驻美联络处的参赞。作为中国外交官重返生活过12年的美国，冀朝铸感慨万分。过去作为华侨在美国生活，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今作为堂堂正正的新中国外交官，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他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两年后，冀朝铸回到外交部，出任国际司副司长，分管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务。而后调任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1982年，冀朝铸再度出使美国，任公使衔参赞，兼使馆调研室主任。由于里根政府向台湾出售了最先进的武器，当时中美关系确实处于相当严峻的阶段。一次美国助理国务卿Holdridge和国务院中国科科长Bill Rope等人，请冀朝铸吃午饭，通过交谈进行“摸底”。冀朝铸直截了当地说：“两国目前的关系确实严峻，因为里根内阁向台湾出售最先进的武器，这违反了中美外交关系协议的基本原则。”他向东道主强调说：“在场的各位官员都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很了解的，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能够敦促里根政府严格遵守双方已达成的庄严协定！”回到大使馆后，冀朝铸立即向大使和公使汇报情况，中美两国继续就美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举行会谈，1982年8月17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发表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公报”提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美关系中有可能到来的危机终于消失了。
1985年8月，冀朝铸被任命为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两年后，冀朝铸被任命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第7任特命全权大使。在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里当大使，冀朝铸承担的任务可谓既艰巨又繁重，但他信心十足。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和他富有创造性的思路，他着重抓了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大力增进中英两国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在大使官邸，冀朝铸经常偕夫人招待、宴请英方上层人物及友好人士，包括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前首相希思，外交大臣豪爵士夫妇和他的继任道格拉斯·赫德夫妇等。冀朝铸还偕夫人参加各种各样的皇室活动，如女王生日庆典、皇家赛马会、女王冬季招待会等，出席伦敦市长的复活节晚宴（在伦敦市区，市长的地位仅次于国王）。通过一系列活动，开展全方位的交往，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创造更多的对话、磋商机会。“六·四事件”以后，中英关系一度陷入低潮，根据外交部指令，冀朝铸全面开展恢复中英关系的工作。他制订出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先从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入手进行工作，通过频繁的接触，反复向对方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也不会变;同时，还列举了我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中英关系所采取的举措，用事实来说服英方人士。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英关系走出低谷，重新发展。
其次，努力促进中英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他多次同主管贸易和对华贷款的英国国务大臣克里斯托弗·帕顿打交道，并建立了友谊。他还请克里斯托弗·帕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就英方第二次对华软贷款问题，向对方做了详尽解释，结果获得成功，英方不仅第二次提供对华贷款，而且条件比第一次还优惠。冀朝铸还抓住一切机会同英国商界人士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扩大对华经贸往来。“四十八家出口公司集团”是最早开展对华贸易的英国商家之一，其创始人之一杰克·帕瑞是冀朝鼎的老朋友，在冀的鼓励和支持下，同中国做了许多买卖，并鼓励他们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同商界人士的接触中，冀朝铸大使特别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也不会变。从而使英方商界人士消除疑虑，放心同中国做生意。1987年的时候，英国的对华贸易还落后于西德、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到了1990年，英国一跃成为中国在西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三，利用英国的传播媒介宣传中国的形势和政策。不管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凡有记者要求采访冀朝铸大使，皆采取“来者不拒，有问必答”的态度。“六·四事件”发生以后，英国媒介几乎从早到晚不断地谴责攻击中国，身为大使，冀朝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他挺身而出，主动出击。他通过接受记者采访，一次次地阐明事件真相，表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方针，最多的时候，他在一天之内，从一家电视台到另一家电视台，不停地接受采访，达七、八次之多。同时，他还要求现场直播，以免自己的意见被删节或曲解。冀朝铸这种“借台唱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粉碎了谣言，使英国公众从中获得正确的信息，增进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第四，做好旅英华侨、华人的工作。1987年国庆节前夕，冀朝铸在大使馆为旅英华侨华人举行上任后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他向侨胞介绍国内形势，说祖国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由于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现代化建设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祖国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谈及中英关系，他说：目前中英关系很好，1986年11月英国女王访华，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他希望侨胞们加强团结，互相帮助，敬业乐群，促进中英人民友谊，立足侨居地，招展更好的谋生环境。最后，他号召侨胞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多回故乡观光旅游，在祖国投资设厂、经商贸易。冀朝铸的讲话，使侨胞们深受鼓舞，一下子拉近了同新大使的距离，同祖国也更加亲近。
冀朝铸在英国任大使期间的工作受到各方面好评，除了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表扬以外，还得到海外传媒的关注。1988年美国的《哈佛杂志》第7/8月号刊登专访《我校人在北京、伦敦》，较全面地介绍了冀朝铸的经历;1988年12月24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出两个最好的外国使馆，评比的结果是，在伦敦的各国使馆中，美国和中国的大使馆最好。文章表扬中国大使馆说：“要想把工作和娱乐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就要应中国大使的邀请去做客，食物会是极为上等的，请来的客人谈话都是有内容的，主人——冀朝铸先生，友善而又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拘谨。多数的中国大使都对无礼的英国新闻界采取回避态度，而冀先生则每当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遭到批评时，就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
在谈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冀朝铸说：“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他的一切驻外经历，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驰骋在国际舞台上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冀朝铸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负责技术合作发展部。这个部门成立于1978年，内部有400人左右，其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在联合国其他部门没有管到的经济、社会领域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方面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而发达国家却并不喜欢，甚至表示公开反对，因为技术合作发展部的资金除了联合国的正常预算外，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富人”的钱流进“穷人”的口袋里，“富人”不干了！
冀朝铸一上任，就面临严峻形势。为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保证技术合作发展部不被其他部门瓜分或吞并，他不得不与某些人物和机构进行坚决而巧妙的周旋。联合国开发署署长比尔·德瑞泊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朋友，一个坚定的共和党右派。他虽然在冀朝铸上任的前后都摆出了一副欢迎和配合的姿态，但内心却一直想“吃掉”技术合作发展部。有一次二人都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便主动邀请冀朝铸喝茶，趁机做工作说：“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咱们两个部门合并，你来当联合国开发署的副署长……”冀朝铸早就洞察他的用心，早有思想准备，并同中国大使交换过意见，便当场回绝他：“这个计划根本免谈！”他见冀朝铸立场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就说：“那就当作咱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吧！”但在实际行动上，联合国开发署还是继续向技术合作发展部施加压力，冀朝铸不得不高度警惕，时刻提防。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无条件援助的机构一旦被摧垮，真正受损害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通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摸索，冀朝铸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边打边退，消极防守，只会使自己越来越被动，那么技术合作发展部被瓜分或吞并是早晚的事，与其死守，不如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于是，冀朝铸考虑了一个加强和扩大技术合作发展部的计划：第一步，把联合国所有搞技术的部门（如联合国科技发展中心等）都拉进技术合作发展部;第二步，把联合国一切搞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部门也都拉进来，最后成为一个主管一切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巨大部门，而它的领导人，应该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副秘书长，因为从中国来的领导人最懂得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懂得技术援助的重要性。
有了明确的目标，冀朝铸就全力以赴，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不久，技术合作发展部大翻身的机会终于到来！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秘书长加利一上任，就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他推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和发展计划，而冀朝铸的构想正好成为他宏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92年2月，加利正式决定，将技术合作发展部、科技发展中心、经社事务部、跨国经济中心和总干部办公室5个部门合并成为一个庞大的部门——社会经济发展部，部内人员多达1000余人，由冀朝铸负责。加利的这项果断改组受到普遍欢迎，冀朝铸及其同事和发展中国家都深感欢欣鼓舞！
冀朝铸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后，工作极其繁忙。每天都必须在六点半起床，八点半以前赶到办公室，整理文件或处理头天晚上没有做完的事情。九点钟上班以后，还要忙着审阅文件、签字、准备会议文件、写报告、参加工作人员会议……一刻也闲不下来。到了周末，还有各种社交和应酬，晚上总要工作到八、九点钟，直到夫人打电话催他，才离开办公室回家。他手下的特别助理和秘书都跟着忙得团团转，无法按时作息。有一次，办公室主任向夫人汪向同“诉苦”说：“冀大使每天都干到那样晚，手下的人都受不了了！你到时候就打电话催他回家吧！”此后，每到晚上八点钟左右，汪向同就会打电话提醒丈夫下班回家。此外出去作报告，也是冀朝铸的重要活动之一。美国一些部门和单位经常邀请他去作有关联合国工作和中美关系的报告。他在联合国期间，应其他单位邀请到各地去作报告达10余次，连同在联合国各种会议上作的报告，共有数十次之多，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
1991年，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联合举办“大都市城市与地区规划国际研讨会”，交流、评论和借鉴各国大城市在规划和开发方面的经验，探讨编制城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园区、中心商务区、金融区的规划;1993年，冀朝铸主管的部门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世界中小企业大会”，讨论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等问题;1994年，冀朝铸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长格兰特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进行经济改革国家的社会安全网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加强保护儿童的基本福利问题。这一系列会议，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冀朝铸在任期间，同中国开展了许多合作项目。冀朝铸还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到各地访问、考察，同地方领导人会晤，商谈发展经济等方面的问题。1993年3月上旬，冀朝铸及夫人偕美国投资考察团访问山西，考察团团长甘维珍女士是美国甘维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最早成功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曾被《克林的纽约商业报》评为“全美40位40岁以下最有成就者”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全美25个第一流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她既是克林顿总统的好友，又是冀朝铸一家的好友。她带领的美国投资考察团在山西访问期间，考察了山西许多大中型企业，受到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接见，并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冀朝铸曾对山西的同志说：“我个人没有资金可以来投资，但我可以介绍一些有钱的外国人来投资。”在谈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他说：“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在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是否搞市场经济半信半疑。我们在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搞几个合资企业，搞出成效，不仅可以推动山西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用事实告诉美国人：中国是实实在在搞市场经济的！”
1996年2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正式宣布，任命金永健接替冀朝铸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2月29日晚，美国纽约电视台播出记者采访冀朝铸的节目，记者问冀朝铸今后的打算，他回答：“我是中国人，首先要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工作。”3月2日，美国中文报纸刊登记者采访冀朝铸的文章，冀朝铸追述自己在联合国5年来的工作，说他有50%的时间是为非洲工作，拉美地区也占了他不少精力，他觉得最自豪的是能够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
1996年6月29日晚9时45分，从联合国退休的冀朝铸偕夫人汪向同回到北京。随后，他立即被增补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009年12月，冀朝铸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山西省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担任山西省第九届侨联名誉主席。
赴朝参加停战谈判
冀朝铸返京后进入清华大学念3年级，继续他的学业。在祖国的大家庭里，他在各方面进步都很快，于1951年5月10日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2年4月，即将毕业的冀朝铸正在赶写毕业论文时，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被批准了，令他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原来，随着中朝人民抗美斗争的节节胜利，美方已被迫同意坐下来谈判，前方急需精通英语的人才。这样，冀朝铸就被选为我方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谈判。1952年4月，他们跨过鸭绿江，来到战火纷飞、满目焦土的朝鲜战场。在行进中，他所在的队伍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有的战友牺牲了，但冀朝铸没有恐惧畏缩，他心想：“这是在打仗，我是一名战士，只能往前冲！”
在板门店谈判中，冀朝铸担任我方代表团的英文打字员。在谈判桌上，虽然没有枪炮对垒，只是语言的交锋，但其紧张尖锐程度和对谋略的运用并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拼杀。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冀朝铸和战友们在代表团“101首长”李克农和“102首长”乔冠华的领导下，以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全身心投入这场特殊的战争。谈判时，双方代表一入座后即开始发言，没有任何开场仪式，双方人员也从不打招呼或握手致意，气氛极为严肃紧张！有时谈判气氛“温度”骤升，双方代表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破口大骂，他都能及时地把对方代表骂人的言语一字不漏地速记下来，供我方代表团领导研究，第二次谈判时我方代表则针锋相对地回敬。在实践中，冀朝铸的英文速记水平进一步提高，每分钟最多能记录165个单词，被大家誉为“中国第一英文速记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中、美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文本再由交战双方的最高司令官签署。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金日成签署了协定文本。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停战协定为中文、朝文、英文各一式两份，我方那一份英文停战协定由冀朝铸负责打字。为此，他三天三夜未曾合眼，连饭也是在打字桌上吃的。紧张艰苦的谈判，尖锐激烈的交锋，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协定草案每改动一次，冀朝铸就要重打一遍;自己打错了一个字或一个符号，都要重新再打。所以精力必须高度集中，才能做到万无一失。他反反复复打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形成了最后的正式文本，圆满完成了这一神圣使命。作为战争胜利一方的一名战士，他心中充满了喜悦;作为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洋溢着正义的豪情！1954年1月，我方代表团根据冀朝铸的表现为他记了三等功，颁发了立功奖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三等功勋章一枚。冀朝铸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把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1954年4月，一个气候暖和、百花竞艳的日子里，冀朝铸同战友们凯旋回到祖国首都。父亲冀贡泉（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和母亲张陶然特地从太原赶赴北京，大哥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刚好也在北京，一家人欢聚一堂。随后，冀朝铸被调到外交部工作，跟随周恩来总理赴日内瓦，参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投入了新的战斗……
受到周总理慈父般的关爱
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冀朝铸被安排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开始，只是给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随从人员当导游和翻译。那时国宴一般在北京饭店举行，最多50席。外国首脑的随从人员一般安排在第50席，冀朝铸的工作岗位当然也就在第50席。有一天，交际处的同志突然来到冀朝铸身边，对他说：“小冀，今天周总理要你去当翻译！”冀朝铸既意外又兴奋，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担此重任，于是，便从第50席转移到第1席。那次活动是为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访华举行的宴会，开始时两国首脑交谈，冀朝铸翻译得很顺利。后来，周总理拿起讲稿站起来讲话，冀朝铸按照事先准备的英文稿跟着念，没想到周总理根据现场情况，对讲稿作了一些改动，而冀朝铸没在意，还在那里念原稿。周总理通晓英文，立即严肃地指出：“不对！不对！小冀太紧张，换别人翻译吧！”这样，冀朝铸从第1席又退回到第50席。
为周总理当翻译，第一炮就没打响，冀朝铸很难过，交际处的同志也很紧张，没想到第二天活动，周总理还是点名要冀朝铸去。交际处的同志再三叮咛：“要集中精神听周总理讲话，思想千万不要开小差。”有了上次教训，冀朝铸丝毫不敢懈怠，由于全神贯注，这次翻译非常顺利。正是周总理对他初次上阵失误的宽容，使他汲取了教训，树立了信心。1956年，冀朝铸正式接替浦寿昌，担任周总理的第5任翻译。
冀朝铸自小在洋人堆里长大，中文功底较为欠缺，周总理要求他首先必须过好语文关。冀朝铸遵照周总理教导，下决心补好母语这一课。他拿来报上的文章，白天让同志们一字一句地教他汉语发音，他用英文注上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晚上再一字一句地背，三遍、五遍、十遍，一直到背熟为止，两年后，终于熟练掌握了中文。他还遵照周总理的教导，认真阅读了《中国通史》和《资治通鉴》等著作，详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结果进步很快，每次翻译都能做到快速、准确、传神，“洋娃娃”变成了出色的翻译家。他那娴熟的译技、准确的表达和泰然的神态，令宾主双方都很满意，更令同行钦佩。有一次，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冀朝铸担任翻译。在谈到反华势力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时候，陈老总激动地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从北边来，美国、台湾从东边来，印度从西边来，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等你们来，头发都等白了！你们快来呀！”说着，“啪”的一声拍一下讲台，冀朝铸像打机关枪似地把陈老总的话迅速译成英语，最后也“啪”的一声拍一下讲台，把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候，年轻人普遍有这样一个观念，人生有两件终生大事要解决：第一件是要积极争取进步，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件是要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建立起家庭。经过5年多的追求和考验，冀朝铸终实现了他的愿望，于1956年3月3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另一件终生大事也非常美满。1955年下半年，冀朝铸在外交部业余学校法文班学习时，和来自中国红十字会的军转干部汪向同相识相知相爱，并于1957年5月25日正式举行婚礼。
冀汪联姻7年没有孩子，周总理操心了，亲自叫卫生部章汉夫副部长来了解情况，想办法提供帮助。章汉夫介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大夫为冀朝铸夫妇诊治。后来，汪向同果然怀孕了，写信告诉正跟随周总理出访的冀朝铸。周总理听说后很高兴，特意向冀朝铸祝贺，并问：“你准备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冀朝铸说：“还没考虑呢。”周总理说：“我帮你起个名字吧！你的孩子以后一定要做个勤劳能干的人。我们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你看巴基斯坦的男人在地里干活，非常勤劳，女人都躲在家里，而在非洲，是女人勤劳能干，男人躲在家里。如果你们生男孩，应该起个与巴基斯坦有关的名字;如果生女孩，应该起个与非洲有关的名字。”后来，冀朝铸的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就取名“小坦”，意思是学习巴基斯坦人民勤劳发奋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生活上对冀朝铸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时刻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每次提起周总理，冀朝铸总是动情地说：“周总理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但在生活上又很有人情味，有时甚至比父母还要关心我们。回顾我的一生，我意识到：假如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就不会有什么成就。”
外交战线大显身手
1973年，冀朝铸离开翻译岗位，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外交官。当年4月，冀朝铸出任我驻美联络处的参赞。作为中国外交官重返生活过12年的美国，冀朝铸感慨万分。过去作为华侨在美国生活，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今作为堂堂正正的新中国外交官，重新踏上这片土地，他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两年后，冀朝铸回到外交部，出任国际司副司长，分管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务。而后调任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1982年，冀朝铸再度出使美国，任公使衔参赞，兼使馆调研室主任。由于里根政府向台湾出售了最先进的武器，当时中美关系确实处于相当严峻的阶段。一次美国助理国务卿Holdridge和国务院中国科科长Bill Rope等人，请冀朝铸吃午饭，通过交谈进行“摸底”。冀朝铸直截了当地说：“两国目前的关系确实严峻，因为里根内阁向台湾出售最先进的武器，这违反了中美外交关系协议的基本原则。”他向东道主强调说：“在场的各位官员都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很了解的，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能够敦促里根政府严格遵守双方已达成的庄严协定！”回到大使馆后，冀朝铸立即向大使和公使汇报情况，中美两国继续就美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举行会谈，1982年8月17日，双方达成了协议，发表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公报”提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美关系中有可能到来的危机终于消失了。
1985年8月，冀朝铸被任命为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两年后，冀朝铸被任命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第7任特命全权大使。在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里当大使，冀朝铸承担的任务可谓既艰巨又繁重，但他信心十足。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和他富有创造性的思路，他着重抓了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大力增进中英两国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在大使官邸，冀朝铸经常偕夫人招待、宴请英方上层人物及友好人士，包括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丈夫、前首相希思，外交大臣豪爵士夫妇和他的继任道格拉斯·赫德夫妇等。冀朝铸还偕夫人参加各种各样的皇室活动，如女王生日庆典、皇家赛马会、女王冬季招待会等，出席伦敦市长的复活节晚宴（在伦敦市区，市长的地位仅次于国王）。通过一系列活动，开展全方位的交往，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创造更多的对话、磋商机会。“六·四事件”以后，中英关系一度陷入低潮，根据外交部指令，冀朝铸全面开展恢复中英关系的工作。他制订出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先从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入手进行工作，通过频繁的接触，反复向对方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也不会变;同时，还列举了我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中英关系所采取的举措，用事实来说服英方人士。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英关系走出低谷，重新发展。
其次，努力促进中英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他多次同主管贸易和对华贷款的英国国务大臣克里斯托弗·帕顿打交道，并建立了友谊。他还请克里斯托弗·帕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就英方第二次对华软贷款问题，向对方做了详尽解释，结果获得成功，英方不仅第二次提供对华贷款，而且条件比第一次还优惠。冀朝铸还抓住一切机会同英国商界人士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扩大对华经贸往来。“四十八家出口公司集团”是最早开展对华贸易的英国商家之一，其创始人之一杰克·帕瑞是冀朝鼎的老朋友，在冀的鼓励和支持下，同中国做了许多买卖，并鼓励他们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同商界人士的接触中，冀朝铸大使特别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也不会变。从而使英方商界人士消除疑虑，放心同中国做生意。1987年的时候，英国的对华贸易还落后于西德、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到了1990年，英国一跃成为中国在西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三，利用英国的传播媒介宣传中国的形势和政策。不管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凡有记者要求采访冀朝铸大使，皆采取“来者不拒，有问必答”的态度。“六·四事件”发生以后，英国媒介几乎从早到晚不断地谴责攻击中国，身为大使，冀朝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他挺身而出，主动出击。他通过接受记者采访，一次次地阐明事件真相，表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方针，最多的时候，他在一天之内，从一家电视台到另一家电视台，不停地接受采访，达七、八次之多。同时，他还要求现场直播，以免自己的意见被删节或曲解。冀朝铸这种“借台唱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粉碎了谣言，使英国公众从中获得正确的信息，增进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第四，做好旅英华侨、华人的工作。1987年国庆节前夕，冀朝铸在大使馆为旅英华侨华人举行上任后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他向侨胞介绍国内形势，说祖国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由于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现代化建设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祖国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对外贸易也有很大的发展。谈及中英关系，他说：目前中英关系很好，1986年11月英国女王访华，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他希望侨胞们加强团结，互相帮助，敬业乐群，促进中英人民友谊，立足侨居地，招展更好的谋生环境。最后，他号召侨胞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发展，多回故乡观光旅游，在祖国投资设厂、经商贸易。冀朝铸的讲话，使侨胞们深受鼓舞，一下子拉近了同新大使的距离，同祖国也更加亲近。
冀朝铸在英国任大使期间的工作受到各方面好评，除了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表扬以外，还得到海外传媒的关注。1988年美国的《哈佛杂志》第7/8月号刊登专访《我校人在北京、伦敦》，较全面地介绍了冀朝铸的经历;1988年12月24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出两个最好的外国使馆，评比的结果是，在伦敦的各国使馆中，美国和中国的大使馆最好。文章表扬中国大使馆说：“要想把工作和娱乐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就要应中国大使的邀请去做客，食物会是极为上等的，请来的客人谈话都是有内容的，主人——冀朝铸先生，友善而又不像其他中国人那样拘谨。多数的中国大使都对无礼的英国新闻界采取回避态度，而冀先生则每当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遭到批评时，就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
在谈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冀朝铸说：“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他的一切驻外经历，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驰骋在国际舞台上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冀朝铸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负责技术合作发展部。这个部门成立于1978年，内部有400人左右，其职责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在联合国其他部门没有管到的经济、社会领域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合作方面的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深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而发达国家却并不喜欢，甚至表示公开反对，因为技术合作发展部的资金除了联合国的正常预算外，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富人”的钱流进“穷人”的口袋里，“富人”不干了！
冀朝铸一上任，就面临严峻形势。为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保证技术合作发展部不被其他部门瓜分或吞并，他不得不与某些人物和机构进行坚决而巧妙的周旋。联合国开发署署长比尔·德瑞泊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朋友，一个坚定的共和党右派。他虽然在冀朝铸上任的前后都摆出了一副欢迎和配合的姿态，但内心却一直想“吃掉”技术合作发展部。有一次二人都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便主动邀请冀朝铸喝茶，趁机做工作说：“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咱们两个部门合并，你来当联合国开发署的副署长……”冀朝铸早就洞察他的用心，早有思想准备，并同中国大使交换过意见，便当场回绝他：“这个计划根本免谈！”他见冀朝铸立场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就说：“那就当作咱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吧！”但在实际行动上，联合国开发署还是继续向技术合作发展部施加压力，冀朝铸不得不高度警惕，时刻提防。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无条件援助的机构一旦被摧垮，真正受损害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通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摸索，冀朝铸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边打边退，消极防守，只会使自己越来越被动，那么技术合作发展部被瓜分或吞并是早晚的事，与其死守，不如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于是，冀朝铸考虑了一个加强和扩大技术合作发展部的计划：第一步，把联合国所有搞技术的部门（如联合国科技发展中心等）都拉进技术合作发展部;第二步，把联合国一切搞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部门也都拉进来，最后成为一个主管一切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巨大部门，而它的领导人，应该是一个从中国来的副秘书长，因为从中国来的领导人最懂得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懂得技术援助的重要性。
有了明确的目标，冀朝铸就全力以赴，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不久，技术合作发展部大翻身的机会终于到来！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秘书长加利一上任，就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他推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和发展计划，而冀朝铸的构想正好成为他宏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92年2月，加利正式决定，将技术合作发展部、科技发展中心、经社事务部、跨国经济中心和总干部办公室5个部门合并成为一个庞大的部门——社会经济发展部，部内人员多达1000余人，由冀朝铸负责。加利的这项果断改组受到普遍欢迎，冀朝铸及其同事和发展中国家都深感欢欣鼓舞！
冀朝铸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后，工作极其繁忙。每天都必须在六点半起床，八点半以前赶到办公室，整理文件或处理头天晚上没有做完的事情。九点钟上班以后，还要忙着审阅文件、签字、准备会议文件、写报告、参加工作人员会议……一刻也闲不下来。到了周末，还有各种社交和应酬，晚上总要工作到八、九点钟，直到夫人打电话催他，才离开办公室回家。他手下的特别助理和秘书都跟着忙得团团转，无法按时作息。有一次，办公室主任向夫人汪向同“诉苦”说：“冀大使每天都干到那样晚，手下的人都受不了了！你到时候就打电话催他回家吧！”此后，每到晚上八点钟左右，汪向同就会打电话提醒丈夫下班回家。此外出去作报告，也是冀朝铸的重要活动之一。美国一些部门和单位经常邀请他去作有关联合国工作和中美关系的报告。他在联合国期间，应其他单位邀请到各地去作报告达10余次，连同在联合国各种会议上作的报告，共有数十次之多，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
1991年，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联合举办“大都市城市与地区规划国际研讨会”，交流、评论和借鉴各国大城市在规划和开发方面的经验，探讨编制城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园区、中心商务区、金融区的规划;1993年，冀朝铸主管的部门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世界中小企业大会”，讨论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等问题;1994年，冀朝铸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长格兰特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进行经济改革国家的社会安全网问题，特别是关于如何加强保护儿童的基本福利问题。这一系列会议，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冀朝铸在任期间，同中国开展了许多合作项目。冀朝铸还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到各地访问、考察，同地方领导人会晤，商谈发展经济等方面的问题。1993年3月上旬，冀朝铸及夫人偕美国投资考察团访问山西，考察团团长甘维珍女士是美国甘维珍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最早成功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曾被《克林的纽约商业报》评为“全美40位40岁以下最有成就者”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全美25个第一流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她既是克林顿总统的好友，又是冀朝铸一家的好友。她带领的美国投资考察团在山西访问期间，考察了山西许多大中型企业，受到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接见，并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冀朝铸曾对山西的同志说：“我个人没有资金可以来投资，但我可以介绍一些有钱的外国人来投资。”在谈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他说：“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在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是否搞市场经济半信半疑。我们在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搞几个合资企业，搞出成效，不仅可以推动山西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用事实告诉美国人：中国是实实在在搞市场经济的！”
1996年2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正式宣布，任命金永健接替冀朝铸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2月29日晚，美国纽约电视台播出记者采访冀朝铸的节目，记者问冀朝铸今后的打算，他回答：“我是中国人，首先要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工作。”3月2日，美国中文报纸刊登记者采访冀朝铸的文章，冀朝铸追述自己在联合国5年来的工作，说他有50%的时间是为非洲工作，拉美地区也占了他不少精力，他觉得最自豪的是能够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
1996年6月29日晚9时45分，从联合国退休的冀朝铸偕夫人汪向同回到北京。随后，他立即被增补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同时被聘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在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2009年12月，冀朝铸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山西省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担任山西省第九届侨联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