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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成败。体育手段的融入可为精准扶贫进程中难题的破解、瓶颈的突破和路径的选择提供技术支持。研究从“+体育”和精准扶贫融合的逻辑基础入手，运用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探讨了“+体育”手段和精准扶贫供需耦合的现实背景及体育发展的时代诉求，厘清了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的功能与担当，进而探究了包括方式简单粗放、主体间壁垒和体育认知局限在内的制约“+体育”功能实现的羁绊，提出了“财政+体育”“文旅+体育”“健康+体育”“教育+体育”“創新+体育”等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路径，旨在为脱贫攻坚战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体育”;精准扶贫;体育扶贫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1）03-0001-06
Abstract：The battle against targeted poverty is an essential demonstration of the notable progress made in modernizing China’s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playing a deceive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during which methods of “+ sports”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and giving development paths. Appl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proceeds with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 sports”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backdrop of their couplings and the development appeals of sport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 of sports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sid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remained including being simple and extensive， barriers within major parts and cognitive limitations in sport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ding “finance + sports”， “culture and tourism + sports”， “health +sports”， “education +sports”， “innovation + spor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with theoretical supports and patterns.
Key words：“+ sport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贫困的概念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和社会多层面扩充，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动态性的、复杂性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物质基础薄弱，精神需求高涨的尴尬局面，攻坚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精准脱贫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识别模糊、帮扶错位、缺乏长效机制等瓶颈问题导致贫困人口脱靶返贫复生，贫困地区仍客观存在。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升温，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摸索，“体育+”和“+体育”两种新思维模式诞生，并受到广泛推崇[1]。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功能，在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中可以利用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巩固脱贫成果[2]。随后体育扶贫受到重视，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是促进体育贫困的主要手段，“+体育”是推进精准扶贫实践进程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主要研究将“+体育”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运用“+体育”的逻辑基础、现实束缚，并尝试找寻突围之策略，旨在拓宽精准扶贫相关路径， 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言献策。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贫困的概念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和社会多层面扩充，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动态性的、复杂性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物质基础薄弱，精神需求高涨的尴尬局面，攻坚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精准脱贫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识别模糊、帮扶错位、缺乏长效机制等瓶颈问题导致贫困人口脱靶返贫复生，贫困地区仍客观存在。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升温，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摸索，“体育+”和“+体育”两种新思维模式诞生，并受到广泛推崇[1]。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功能，在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中可以利用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巩固脱贫成果[2]。随后体育扶贫受到重视，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是促进体育贫困的主要手段，“+体育”是推进精准扶贫实践进程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主要研究将“+体育”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运用“+体育”的逻辑基础、现实束缚，并尝试找寻突围之策略，旨在拓宽精准扶贫相关路径， 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言献策。 2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逻辑基础
“+体育”能否很好地融入精准扶贫战略中，真正助力脱贫攻坚，需要深入探究“+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逻辑基础，主要包括相关概念、精准扶贫的实践诉求和体育扶贫的价值三个方面。
2.1 相关概念梳理
2.1.1 精准扶贫
自2013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并于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精准扶贫”，后续有关学者对其概念和理念进行摸索和解读。总的来说，精准扶贫是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工程中做到对贫困的精准识别、结合贫困个性化症结的“对症下药”和扶贫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2.1.2 体育扶贫与“+体育”手段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后，各社会主体积极备战，主动找寻精准扶贫之有效路径。据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在拓宽扶贫渠道、创新扶贫方式的领域有着巨大的突破，是脱贫攻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体育扶贫逐渐受到重视，并融入到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等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中。正是由于体育的这种包容性，使得体育扶贫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扶贫手段，构筑了国家脱贫攻坚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扶贫是攻坚脱贫和健康中国建设需求耦合的重要措施，实现了精准扶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对接，兼具 “扶体育贫”和“体育扶贫”的综合属性。一方面，针对体育物质、精神和文化水平低下，产业发展捉襟见肘等原因造成的体育贫困，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体育精准扶贫的综合带动作用，“扶出体育特色”，实现体育设施、体育教育资源、体育精神文化、体育健康和体育产业等方面的精准帮扶[4];另一方面，借助体育行政部门支持、体育彩票以及社会各行业扶持，以“+体育”相关产业为抓手，在发展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解决当地就业的基础上，解决能力贫困的根源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5]。本研究主要探讨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手段的融入进而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束缚问题，为精准扶贫的推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抓手和路径支持。
2.2 精准扶贫的实践诉求
精准扶贫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是一项意义非凡的重要举措，精准扶贫进度的快慢、成果的优劣一度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贫困地区社会环境、现实基础等历史根源问题，在推进精准扶贫进程中突破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必然诉求。
2.2.1 乡村空心化发展趋势致使扶贫工作复杂化问题凸显
乡村和城市协调发展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不断尝试各种策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行以来，乡村确实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城乡差距仍然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城乡间创收能力的显著差距，乡村发展基础较差，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阻碍城乡资源要素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通转变。加之，我国城市化的展开，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直接造成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青壮年流向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进而限制了贫困主體的发展能力，能力贫困问题显著[6]。同时，也给精准扶贫基层运行和监督机制带来制约。一方面，大部分青壮年流失，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面临挑战，村两委和部分留存的青壮年“精英”力量过强，村民监督成为虚设;另一方面，作为一线扶贫工作的主力军，村干部队伍的老化和能力低下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复杂化之间的矛盾激化[7]。
2.2.2 扶贫政策要求的个体性与特殊性使得整体性贫困问题尚未解决
精准扶贫无论是在政策推行还是实际操作中，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一直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无形之中就强调了重视个体性和特殊性，政策推行过程中甚至提出了“一村一策”和“一户一策”等理念和口号，为贫困个体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并专项用于个体层面的经济行动中，但是，并未重视整体的贫困问题，这种整体和个体的辩证问题成为精准扶贫的内在悖论[8]。整体性的贫困问题直接体现在乡村建设中多元化功能难以体现，基础性公共服务匮乏，更有甚者，交通、电力、水利和医疗等民生问题无法保障。贫困个体即使依靠扶贫资金小农经济有所发展，但因为基础民生限制无法实现经济价值。
2.2.3 扶贫有效手段单一造成贫困主体发展能力持续不足
精准扶贫得以实现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有限的措施和手段使贫困者彻底摆脱贫困。如果说精准识别是脱贫工作的重点问题，那么精准帮扶则是脱贫工作的难点问题。造成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劳动力短缺、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等多种致因纷繁复杂，反贫困措施的精准性面临挑战。但是，扶贫部门陷入有效手段不足的困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开发手段“千篇一律”，这就造成了单一的扶贫手段无法真正培养贫困主体的发展能力，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化的冲击，单调的产业发展未必能促使贫困主体增收，甚至步入贫困陷阱[9]。扶贫手段单一的同时，扶贫资金的渠道同样单一，部分地区的扶贫资金由该地区政府配套，但是贫困地区的政府也无力承担配套资金，使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策略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扶贫资金的不足和手段的单一造成贫困主体发展源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10]。
2.3 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的实践担当与价值延伸
毋庸置疑，体育无论是对于个体存在还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弥补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忽视点”和公益性的公共体育扶贫两个维度，在注重扶贫“扶器”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同时，旨在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
2.3.1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基础公共服务，实现公民发展权
从推动全民健身到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披上了时代的烙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体育运动由不同个体的自觉追求，升级为全社会积极参与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体育助力精准扶贫不能再单纯以功利性的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需要承合公民复杂的体育需求，以保障每位公民基本的“体育权”和“健康权”。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体育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顺应我国贫困治理、体现社会责任的时代需要。“十二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大力实施“雪炭工程”，在全国各地的乡镇、村落建设公共体育场、社区健身中心、健身步道等农民体育建设工程，从而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增强人民体质，减少乃至消除因病致贫或返贫的问题。体育在普及体育公共服务的同时，潜在地完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相关研究显示，在徽州村落展开的体育创意产业扶贫，有效改善了当地公共服务，促进了该地区就业[11]。体育通过完善贫困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和硬件设施，侧面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整体贫困问题。体育扶贫有效地保障了贫困地区居民的“体育权”，使得绝大多数公民共享了中国国力发展成果，实现了中国特色公民发展权[12]。 2.3.2 拓宽资金渠道，开发扶贫有效手段，提升发展能力
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的融入，摆脱了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擎肘的尴尬局面，有效拓宽了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该意见还提出了包括体育赛事扶贫、体育综合体扶贫、体育设施扶贫、体育企业扶贫、冠军扶贫和体育彩票扶贫在内的六项重点任务。通过体育赛事、体育综合体和体育设施等具体抓手，提升贫困主体基础设施布局和体育设施基础;通过体育企业扶贫、冠军扶贫和体育彩票扶贫等具体策略，扩充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手段。通过体育扶贫对贫困主体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扶贫开发有效手段的补充，奠定了其发展基础，有效提升了贫困主体的发展能力。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相关事业的介入能有效拓宽资金渠道，扩充扶贫有效手段，从而提升贫困主体发展能力。
2.3.3 开拓就业路径，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长效机制
“+体育”模式被广泛推崇，甚至上升到国策高度，这源于体育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在精准扶贫进程中，体育产业深入贫困地区，充分开发贫困主体的自然资源和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构建“文化+体育”“旅游+体育”新模式，体育产业“因地制宜”，借助乡村特色IP，衍生出新型的体育扶贫产业。体育扶贫产业在贫困地区逐渐铺开，政策红利和项目的建设运营吸引外出务工者归乡创业或就业，实现了人才从“走出去”到“走进来”，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才流失及短缺的羁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体育旅游和体育小镇项目，依靠“旅游+体育”这个密集型产业，通过主体产品及衍生产品的开发，解决了大量低文化水平人群就业问题。根据国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观测中心统计数据， 2015年我国扶贫试点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0.5%[13]。随着相关产业的生根发芽，不断发展，逐步巩固了贫困主体产业基础，继而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产业进驻，聚集的企業在体育产业这个“万金油”的协助下不断融合，形成产业集群。体育、教育、旅游、文化等产业主体及相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在该区域集聚，全方位支撑贫困地区发展，促进了贫困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构建了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2.3.4 对接三大战略，提升教育文化水平，推动体育权益均等化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重要论断，健康被摆在首要位置。随后2016年10月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14]”。继而2019年9月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将普及全民健身作为重大工程。自此，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成为体育的重要任务。三大战略的发展脉络昭示了中国对体育发展尤其是全民健身发展的决心。但是，研究发现我国有60.1%的村没有开展过体育活动，90%的村没有配备健身指导人员，55%的村没有体育组织[15]。我们不得不陷入沉思，这仅仅是由于物质和经济贫困造成的？实则不然，教育和文化层次的薄弱也难脱干系。此时，体育扶贫成为对接三大战略、普及全民健身的重要手段。体育扶贫在改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置“扶器”的同时，通过体育教育扶贫手段，促进贫困人口广泛参与体育锻炼，树立“终身体育”思想，以达到“扶志”目的。“扶志”借助“体育锻炼代际与代内之间传播[16]”的特点，防止贫困文化滋生，极大地解决了贫困主体返贫现象的出现，实现了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型。体育教育与文化扶贫，从源头保障了贫困人口的体育权益，促进了体育权益的均等化。
3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现实束缚
3.1 扶贫方式简单粗放，功利化现象明显
上文中提到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其实在“+体育”融入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准确的方法和有效的手段实现过程中的“真扶贫”和“扶真贫”。虽然体育基本硬件设施对于居民参与体育锻炼至关重要，但并非是拥有体育基本硬件设施就能保障贫困人口基本体育权。传统体育扶贫项目功利化地将体育扶贫工作狭隘地定义为提高基础设施普及率、提升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增强居民体质健康水平等显性数据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体育硬件设施的运用、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健身技能的培养和宣传等服务的开展，并未进行深入落实引导工作，造成体育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下。其实，体育扶贫是一个长期管理的过程，在过程中需注意不断地反馈和调整策略，以应对随时变化的状况。但是，有不少体育扶贫项目只注重前期投资和短期效果，并未对脱贫工作进行长期的追踪和检测，仅仅停留在赠送健身器材、建设体育运动公共场所等基础功能性帮扶，存在简单化和模式化问题，这种“短、平、快”模式下的单一扶贫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贫困再生效应。这种功利化同样体现在体育扶贫项目并未结合贫困地区的个性化贫困机理“因贫制宜，因材施策”，过分生搬硬套，注重数据工程，无法从根源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还出现了借扶贫政策红利，伺机建设大型文旅项目、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并未考虑当地消费水平和孱弱的市场环境，大型项目以烂尾失败而告终，并未解决贫困主体的贫困问题反而增加当地政府或企业的负债。
3.2 供给主体间存在壁垒，资源相对分散
农村贫困治理问题是中国治理的重大问题，具备复杂性和多维性的特点，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17]。而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中，主要采用国家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贫困原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致使扶贫工作难度加剧，单纯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或单向度的扶贫策略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效，社会参与成了精准扶贫中重要的力量。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其他社会资源参与不足的问题，出现供需矛盾等问题。尤其是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体育企业、俱乐部、组织等社会资源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致使部分文旅项目和小镇建设项目中专业性不强，“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做”，盲目的项目开展缺乏专业团队的建设运营，无疑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当然，社会参与的多主体性，尤其是体育行业主体与其他部门在协调配合过程中难免存在主体间的壁垒，无法形成脱贫攻坚的整体合力。同时，在资金统筹方面，出现扶贫资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使用分散等问题，造成了部分项目资金拥挤、项目重复、资金分散、产业“小、散、弱”等羁绊[18]。在项目建设运营方面，出现了资源相对分散的现象。大的方向来说，体育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朝阳事业，理应通过全民健身和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丰富居民经济、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形成完整的融合多方资源的产业链和完善的“教育、文旅、医疗、健康、创新、科技+体育”的协同体系;小的方向来说，区域内的资源开发较为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或资源合力，促使产业竞争力下降。尤其是体育相关产业或文旅相关产业，亟需资源的整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资源开发呈散点分布，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发展。 3.3 体育促进健康认知局限，体育扶贫方式抵触
上文提到全民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问题，所以健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贫困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生活质量不高，健康问题突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同时，健康问题造成了贫困主体劳动力的短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出现。而体育运动自古以来就是被广泛推崇的健身手段，在增强体魄的同时，具有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效果[18]。但是，部分贫困地区人民受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影响，仍然把体育当成一种高收入人群从事的娱乐活动，缺乏对体育促进身体健康的逻辑认知，思想观念守旧的病根难以拔除。同样，对于体育认知的局限还体现在对体育扶贫方式的抵触，对体育相关行业扶贫功能的无知，过分依赖“输血式”的体育扶贫，短视行为造成体育扶贫认知的偏差，无法意识到体育扶贫对其经济效益的提升，对体育产业“造血式”扶贫机制难以理解，导致贫困地区人口关注度低下、参与率不高，“等、靠、要”的观念难以清除。
4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进路
“+体育”手段的融入的确能为精准扶贫的推进带来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具体实践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上述束缚和羁绊，问题的解决和功能的升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体育”的出现本身就是多元主体跨界融合的过程，多元主体间功能的互补为解决问题和功能实现积蓄了力量，探究“+体育”的相关形式，为精准扶贫发展摸索道路。
4.1 “财政+体育”：拓宽资金渠道
国务院和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和五项保障措施，其中提出了体育冠军扶贫和体彩扶贫两项重点行动，部署了加大經费投入的保障措施。根据国际惯例，将发行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资金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以实现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19]。扩大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扶贫的力度，并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比重，充分发挥体育资金的功能。再者，通过完善和丰富冠军扶贫的内容、形式和机制，如拍卖和义卖等活动形式，同时扩展奥运拍卖市场，将资金收入用于精准扶贫。体育扶贫资金和形式的运用可有效改善扶贫过程中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当地政府配套资金缺位等问题。
4.2 “文旅+体育”：奠定发展基础
精准扶贫的痛点在于精准帮扶，精准帮扶的精髓在于个性化路径的选择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总而言之，精准扶贫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贫困地区大部分未被开发，也并未受到工业化冲击，所以拥有特色的自然资源，部分还拥有特色人文资源，所以充分利用各地区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成为贫困地区扶贫中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资源较分散、高估市场等发展局限，亟需破局之路。同时，随着国家战略的推动，人们的健身意识普遍升高，以全民健身为主的运动休闲成为当下时尚的生活方式;加之，旅游市场向短途休闲游憩扩张，体育旅游逐渐兴起，受到广泛追捧。“旅游+体育”在实现旅游和体育受众合力的同时，可有效地融合体育和旅游资源[20]，整合较分散的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发展的“填充剂”。在扶贫进程中，贫困地区应根据自身区位和资源禀赋，结合体育产品体系，合理选择体育旅游产品布局，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区考虑城市居民的中频休闲娱乐，打造以时尚运动项目体验为主的体育旅游产品;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区考虑城市居民的低频旅游康养和当地居民的高频健身休闲，打造以赛事旅游、康养项目为主的体育旅游产品[21]。
4.3 “健康+体育”：推动全民健康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全民健康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健康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在健康扶贫过程中，除建设医疗卫生等硬件设施和打造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外，还应提升贫困地区医保水平，争取做到“治病不花钱、少花钱”，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的出现。同时构建政企协同配合贫困人口健康识别的专业团队，并为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建档立卡，以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提升策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发挥体育增进健康、预防慢性病和促进康复方面的最大功效。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逐渐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技术关键[22]。在健康提升的策略中，合理选择“健康+体育”的有效路径。一方面，完善贫困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并配备专业化社会体育指导站点进行精准化的科学健身指导，潜移默化地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打通“体医融合”机制壁垒，针对贫困地区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完善运动处方库建设，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4.4 “教育+体育”：拔除思想顽疾
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旨在服务农民、富裕农民，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通城乡要素流通壁垒，实现城乡的公平发展，使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23]。有观点认为部分地区扶贫开发中，重点应放在提高人口素质，走教育扶贫道路[24]。教育扶贫的意义在于提升贫困人口基本素质的同时，培养致富能力，在扶贫的同时兼顾“扶智”和“扶志”，激发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发展能力和内在动力，彻底摆脱能力贫困这个根源问题，从而形成长效机制。在教育扶贫中融合体育原因有三：其一，依靠体育精神为贫困人口注入拼搏、奋斗的理念，为“扶志”找到有效抓手;其二，构建体育促进健康的思维认知，为健康扶贫和全民健康奠定基础;其三，打破传统思想屏障，增加体育扶贫的接受度。一方面，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倾斜、向体教融合倾斜，开展成人职业教育，在实现基础教育体教融合的基础上，举办健康讲堂和“送教下乡”等活动，有效提高贫困地区青壮年及少年儿童的体育意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潜移默化地提升贫困地区体育氛围。另一方面，深化冠军扶贫，组织体育冠军和优秀退役运动员深入贫困地区进行宣讲，弘扬运动员艰苦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奥运精神，调动贫困人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消除心理贫困，拔出“穷根”，激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进取精神。
5 结语
在农村贫困治理方面，我国从未停下脚步，步入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出台，昭示了我国发展农村、攻坚脱贫的决心。但是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同质化严重、“水土不服”等问题屡现报端，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仍处于摸索创新阶段[25]，创新帮扶方式成为精准扶贫实现异质化的“金钥匙”。脱贫攻坚是全中国、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所以在过程中应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相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26]。“+体育”手段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集合各系统群策群力，发挥最大效用的“润滑油”。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在资金选择、扶贫方式、长效机制等方面注入体育元素，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的优势特点，形成“+体育”的新时代扶贫格局。
参考文献：
[1]展茂浩，石振国.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破局之路——基于GEM模型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36（4）：25-31.
[2]郭庆.体育精准扶贫：逻辑起点、实践探析与推进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2）：18-24.
[3]薛明陆，李新红.新时代体育扶贫意义、特征与发展愿景[J].体育文化导刊，2020（3）：7-12.
[4]张汪洋，赵子建，慎承允，等.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36-40.
[5]刘晓彤，张强.我国体育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9（6）：7-11.
[6]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7]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8]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9]欧阳德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9.
[10]王琦，余孝东.“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4）：10-20.
[11]汪俊祺.与乡村旅游融合的徽州村落体育创意产业扶贫价值、困境、对策——结合徽州武术创意产业进行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6（5）：119-123.
[12]段鸿斌.体育扶贫： 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8）：5-12.
[13]邢慧斌.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7（7）：47-53.
[14]新华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15]詹新寰， 仇泽国.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现状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4）：292-296.
[16]王富百慧，王梅，张彦峰，等.中国家庭体育锻炼行为特点及代际互动关系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11）：31-38.
[17]丁建彪.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0（3）：113-124.
[18]高强.体育与健康——基于对人类身体意识的考察[J].体育学刊，2016，23（1）：1-5.
[19]李刚，邓晓，张震，等.中國竞猜型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模式的改进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9）：74-86.
[20]麻学锋，张世兵，龙茂兴.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4）：678-681.
[21]展茂浩.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三生融合”优化路径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22]冯振伟，韩磊磊.融合·互惠·共生：体育与医疗卫生共生机制及路径探寻[J].体育科学，2019，39（1）：35-46.
[23]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5）：5-17.
[24]朱坚真，匡小平.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模式转换与重点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35-40.
[25]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9）：1118-1119.
[26]于德.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关键词：“+体育”;精准扶贫;体育扶贫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1）03-0001-06
Abstract：The battle against targeted poverty is an essential demonstration of the notable progress made in modernizing China’s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playing a deceive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during which methods of “+ sports”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s to address the difficulties and bottlenecks and giving development paths. Appl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proceeds with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 sports”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backdrop of their couplings and the development appeals of sports to clarify the function of sports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eside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remained including being simple and extensive， barriers within major parts and cognitive limitations in sport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ding “finance + sports”， “culture and tourism + sports”， “health +sports”， “education +sports”， “innovation + sport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with theoretical supports and patterns.
Key words：“+ sport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ports poverty alleviation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贫困的概念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和社会多层面扩充，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动态性的、复杂性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物质基础薄弱，精神需求高涨的尴尬局面，攻坚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精准脱贫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识别模糊、帮扶错位、缺乏长效机制等瓶颈问题导致贫困人口脱靶返贫复生，贫困地区仍客观存在。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升温，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摸索，“体育+”和“+体育”两种新思维模式诞生，并受到广泛推崇[1]。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功能，在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中可以利用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巩固脱贫成果[2]。随后体育扶贫受到重视，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是促进体育贫困的主要手段，“+体育”是推进精准扶贫实践进程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主要研究将“+体育”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运用“+体育”的逻辑基础、现实束缚，并尝试找寻突围之策略，旨在拓宽精准扶贫相关路径， 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言献策。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贫困的概念逐渐由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和社会多层面扩充，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动态性的、复杂性的概念。尤其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物质基础薄弱，精神需求高涨的尴尬局面，攻坚脱贫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精准脱贫上升到战略高度。但是，精准扶贫的实际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识别模糊、帮扶错位、缺乏长效机制等瓶颈问题导致贫困人口脱靶返贫复生，贫困地区仍客观存在。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的不断升温，社会各界对体育发展模式不断摸索，“体育+”和“+体育”两种新思维模式诞生，并受到广泛推崇[1]。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功能，在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中可以利用多元化的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巩固脱贫成果[2]。随后体育扶贫受到重视，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是促进体育贫困的主要手段，“+体育”是推进精准扶贫实践进程的重要手段。本研究主要研究将“+体育”融入精准扶贫全过程，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运用“+体育”的逻辑基础、现实束缚，并尝试找寻突围之策略，旨在拓宽精准扶贫相关路径， 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言献策。 2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逻辑基础
“+体育”能否很好地融入精准扶贫战略中，真正助力脱贫攻坚，需要深入探究“+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逻辑基础，主要包括相关概念、精准扶贫的实践诉求和体育扶贫的价值三个方面。
2.1 相关概念梳理
2.1.1 精准扶贫
自2013年，习总书记多次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并于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精准扶贫”，后续有关学者对其概念和理念进行摸索和解读。总的来说，精准扶贫是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工程中做到对贫困的精准识别、结合贫困个性化症结的“对症下药”和扶贫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2.1.2 体育扶贫与“+体育”手段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后，各社会主体积极备战，主动找寻精准扶贫之有效路径。据相关研究发现，体育在拓宽扶贫渠道、创新扶贫方式的领域有着巨大的突破，是脱贫攻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体育扶贫逐渐受到重视，并融入到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等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中。正是由于体育的这种包容性，使得体育扶贫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扶贫手段，构筑了国家脱贫攻坚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扶贫是攻坚脱贫和健康中国建设需求耦合的重要措施，实现了精准扶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对接，兼具 “扶体育贫”和“体育扶贫”的综合属性。一方面，针对体育物质、精神和文化水平低下，产业发展捉襟见肘等原因造成的体育贫困，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体育精准扶贫的综合带动作用，“扶出体育特色”，实现体育设施、体育教育资源、体育精神文化、体育健康和体育产业等方面的精准帮扶[4];另一方面，借助体育行政部门支持、体育彩票以及社会各行业扶持，以“+体育”相关产业为抓手，在发展贫困地区产业基础、解决当地就业的基础上，解决能力贫困的根源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5]。本研究主要探讨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手段的融入进而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束缚问题，为精准扶贫的推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抓手和路径支持。
2.2 精准扶贫的实践诉求
精准扶贫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手段，是一项意义非凡的重要举措，精准扶贫进度的快慢、成果的优劣一度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贫困地区社会环境、现实基础等历史根源问题，在推进精准扶贫进程中突破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必然诉求。
2.2.1 乡村空心化发展趋势致使扶贫工作复杂化问题凸显
乡村和城市协调发展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不断尝试各种策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行以来，乡村确实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城乡差距仍然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城乡间创收能力的显著差距，乡村发展基础较差，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阻碍城乡资源要素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通转变。加之，我国城市化的展开，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直接造成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青壮年流向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进而限制了贫困主體的发展能力，能力贫困问题显著[6]。同时，也给精准扶贫基层运行和监督机制带来制约。一方面，大部分青壮年流失，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识别贫困农户的方法面临挑战，村两委和部分留存的青壮年“精英”力量过强，村民监督成为虚设;另一方面，作为一线扶贫工作的主力军，村干部队伍的老化和能力低下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复杂化之间的矛盾激化[7]。
2.2.2 扶贫政策要求的个体性与特殊性使得整体性贫困问题尚未解决
精准扶贫无论是在政策推行还是实际操作中，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一直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无形之中就强调了重视个体性和特殊性，政策推行过程中甚至提出了“一村一策”和“一户一策”等理念和口号，为贫困个体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并专项用于个体层面的经济行动中，但是，并未重视整体的贫困问题，这种整体和个体的辩证问题成为精准扶贫的内在悖论[8]。整体性的贫困问题直接体现在乡村建设中多元化功能难以体现，基础性公共服务匮乏，更有甚者，交通、电力、水利和医疗等民生问题无法保障。贫困个体即使依靠扶贫资金小农经济有所发展，但因为基础民生限制无法实现经济价值。
2.2.3 扶贫有效手段单一造成贫困主体发展能力持续不足
精准扶贫得以实现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有限的措施和手段使贫困者彻底摆脱贫困。如果说精准识别是脱贫工作的重点问题，那么精准帮扶则是脱贫工作的难点问题。造成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劳动力短缺、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等多种致因纷繁复杂，反贫困措施的精准性面临挑战。但是，扶贫部门陷入有效手段不足的困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开发手段“千篇一律”，这就造成了单一的扶贫手段无法真正培养贫困主体的发展能力，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化的冲击，单调的产业发展未必能促使贫困主体增收，甚至步入贫困陷阱[9]。扶贫手段单一的同时，扶贫资金的渠道同样单一，部分地区的扶贫资金由该地区政府配套，但是贫困地区的政府也无力承担配套资金，使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策略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扶贫资金的不足和手段的单一造成贫困主体发展源动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10]。
2.3 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的实践担当与价值延伸
毋庸置疑，体育无论是对于个体存在还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弥补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忽视点”和公益性的公共体育扶贫两个维度，在注重扶贫“扶器”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同时，旨在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
2.3.1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基础公共服务，实现公民发展权
从推动全民健身到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披上了时代的烙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体育运动由不同个体的自觉追求，升级为全社会积极参与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体育助力精准扶贫不能再单纯以功利性的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需要承合公民复杂的体育需求，以保障每位公民基本的“体育权”和“健康权”。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体育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顺应我国贫困治理、体现社会责任的时代需要。“十二五”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大力实施“雪炭工程”，在全国各地的乡镇、村落建设公共体育场、社区健身中心、健身步道等农民体育建设工程，从而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增强人民体质，减少乃至消除因病致贫或返贫的问题。体育在普及体育公共服务的同时，潜在地完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相关研究显示，在徽州村落展开的体育创意产业扶贫，有效改善了当地公共服务，促进了该地区就业[11]。体育通过完善贫困地区的基础公共服务和硬件设施，侧面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的整体贫困问题。体育扶贫有效地保障了贫困地区居民的“体育权”，使得绝大多数公民共享了中国国力发展成果，实现了中国特色公民发展权[12]。 2.3.2 拓宽资金渠道，开发扶贫有效手段，提升发展能力
2018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了《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将体育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体育扶贫的融入，摆脱了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擎肘的尴尬局面，有效拓宽了精准扶贫的资金渠道。该意见还提出了包括体育赛事扶贫、体育综合体扶贫、体育设施扶贫、体育企业扶贫、冠军扶贫和体育彩票扶贫在内的六项重点任务。通过体育赛事、体育综合体和体育设施等具体抓手，提升贫困主体基础设施布局和体育设施基础;通过体育企业扶贫、冠军扶贫和体育彩票扶贫等具体策略，扩充了扶贫开发的有效手段。通过体育扶贫对贫困主体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扶贫开发有效手段的补充，奠定了其发展基础，有效提升了贫困主体的发展能力。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体育相关事业的介入能有效拓宽资金渠道，扩充扶贫有效手段，从而提升贫困主体发展能力。
2.3.3 开拓就业路径，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长效机制
“+体育”模式被广泛推崇，甚至上升到国策高度，这源于体育强大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在精准扶贫进程中，体育产业深入贫困地区，充分开发贫困主体的自然资源和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构建“文化+体育”“旅游+体育”新模式，体育产业“因地制宜”，借助乡村特色IP，衍生出新型的体育扶贫产业。体育扶贫产业在贫困地区逐渐铺开，政策红利和项目的建设运营吸引外出务工者归乡创业或就业，实现了人才从“走出去”到“走进来”，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才流失及短缺的羁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体育旅游和体育小镇项目，依靠“旅游+体育”这个密集型产业，通过主体产品及衍生产品的开发，解决了大量低文化水平人群就业问题。根据国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观测中心统计数据， 2015年我国扶贫试点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0.5%[13]。随着相关产业的生根发芽，不断发展，逐步巩固了贫困主体产业基础，继而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产业进驻，聚集的企業在体育产业这个“万金油”的协助下不断融合，形成产业集群。体育、教育、旅游、文化等产业主体及相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在该区域集聚，全方位支撑贫困地区发展，促进了贫困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构建了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2.3.4 对接三大战略，提升教育文化水平，推动体育权益均等化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的重要论断，健康被摆在首要位置。随后2016年10月提出了“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14]”。继而2019年9月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将普及全民健身作为重大工程。自此，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成为体育的重要任务。三大战略的发展脉络昭示了中国对体育发展尤其是全民健身发展的决心。但是，研究发现我国有60.1%的村没有开展过体育活动，90%的村没有配备健身指导人员，55%的村没有体育组织[15]。我们不得不陷入沉思，这仅仅是由于物质和经济贫困造成的？实则不然，教育和文化层次的薄弱也难脱干系。此时，体育扶贫成为对接三大战略、普及全民健身的重要手段。体育扶贫在改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置“扶器”的同时，通过体育教育扶贫手段，促进贫困人口广泛参与体育锻炼，树立“终身体育”思想，以达到“扶志”目的。“扶志”借助“体育锻炼代际与代内之间传播[16]”的特点，防止贫困文化滋生，极大地解决了贫困主体返贫现象的出现，实现了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型。体育教育与文化扶贫，从源头保障了贫困人口的体育权益，促进了体育权益的均等化。
3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现实束缚
3.1 扶贫方式简单粗放，功利化现象明显
上文中提到精准扶贫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其实在“+体育”融入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准确的方法和有效的手段实现过程中的“真扶贫”和“扶真贫”。虽然体育基本硬件设施对于居民参与体育锻炼至关重要，但并非是拥有体育基本硬件设施就能保障贫困人口基本体育权。传统体育扶贫项目功利化地将体育扶贫工作狭隘地定义为提高基础设施普及率、提升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增强居民体质健康水平等显性数据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体育硬件设施的运用、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健身技能的培养和宣传等服务的开展，并未进行深入落实引导工作，造成体育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低下。其实，体育扶贫是一个长期管理的过程，在过程中需注意不断地反馈和调整策略，以应对随时变化的状况。但是，有不少体育扶贫项目只注重前期投资和短期效果，并未对脱贫工作进行长期的追踪和检测，仅仅停留在赠送健身器材、建设体育运动公共场所等基础功能性帮扶，存在简单化和模式化问题，这种“短、平、快”模式下的单一扶贫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贫困再生效应。这种功利化同样体现在体育扶贫项目并未结合贫困地区的个性化贫困机理“因贫制宜，因材施策”，过分生搬硬套，注重数据工程，无法从根源切实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还出现了借扶贫政策红利，伺机建设大型文旅项目、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并未考虑当地消费水平和孱弱的市场环境，大型项目以烂尾失败而告终，并未解决贫困主体的贫困问题反而增加当地政府或企业的负债。
3.2 供给主体间存在壁垒，资源相对分散
农村贫困治理问题是中国治理的重大问题，具备复杂性和多维性的特点，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17]。而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中，主要采用国家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式。贫困原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致使扶贫工作难度加剧，单纯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或单向度的扶贫策略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效，社会参与成了精准扶贫中重要的力量。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其他社会资源参与不足的问题，出现供需矛盾等问题。尤其是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体育企业、俱乐部、组织等社会资源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致使部分文旅项目和小镇建设项目中专业性不强，“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做”，盲目的项目开展缺乏专业团队的建设运营，无疑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当然，社会参与的多主体性，尤其是体育行业主体与其他部门在协调配合过程中难免存在主体间的壁垒，无法形成脱贫攻坚的整体合力。同时，在资金统筹方面，出现扶贫资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使用分散等问题，造成了部分项目资金拥挤、项目重复、资金分散、产业“小、散、弱”等羁绊[18]。在项目建设运营方面，出现了资源相对分散的现象。大的方向来说，体育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朝阳事业，理应通过全民健身和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丰富居民经济、文化、教育、健康等方面，但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形成完整的融合多方资源的产业链和完善的“教育、文旅、医疗、健康、创新、科技+体育”的协同体系;小的方向来说，区域内的资源开发较为分散，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或资源合力，促使产业竞争力下降。尤其是体育相关产业或文旅相关产业，亟需资源的整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资源开发呈散点分布，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发展。 3.3 体育促进健康认知局限，体育扶贫方式抵触
上文提到全民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首要问题，所以健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领域。贫困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生活质量不高，健康问题突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虎”。同时，健康问题造成了贫困主体劳动力的短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出现。而体育运动自古以来就是被广泛推崇的健身手段，在增强体魄的同时，具有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效果[18]。但是，部分贫困地区人民受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影响，仍然把体育当成一种高收入人群从事的娱乐活动，缺乏对体育促进身体健康的逻辑认知，思想观念守旧的病根难以拔除。同样，对于体育认知的局限还体现在对体育扶贫方式的抵触，对体育相关行业扶贫功能的无知，过分依赖“输血式”的体育扶贫，短视行为造成体育扶贫认知的偏差，无法意识到体育扶贫对其经济效益的提升，对体育产业“造血式”扶贫机制难以理解，导致贫困地区人口关注度低下、参与率不高，“等、靠、要”的观念难以清除。
4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进路
“+体育”手段的融入的确能为精准扶贫的推进带来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具体实践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上述束缚和羁绊，问题的解决和功能的升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体育”的出现本身就是多元主体跨界融合的过程，多元主体间功能的互补为解决问题和功能实现积蓄了力量，探究“+体育”的相关形式，为精准扶贫发展摸索道路。
4.1 “财政+体育”：拓宽资金渠道
国务院和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体育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和五项保障措施，其中提出了体育冠军扶贫和体彩扶贫两项重点行动，部署了加大經费投入的保障措施。根据国际惯例，将发行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资金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以实现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19]。扩大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扶贫的力度，并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比重，充分发挥体育资金的功能。再者，通过完善和丰富冠军扶贫的内容、形式和机制，如拍卖和义卖等活动形式，同时扩展奥运拍卖市场，将资金收入用于精准扶贫。体育扶贫资金和形式的运用可有效改善扶贫过程中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当地政府配套资金缺位等问题。
4.2 “文旅+体育”：奠定发展基础
精准扶贫的痛点在于精准帮扶，精准帮扶的精髓在于个性化路径的选择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总而言之，精准扶贫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贫困地区大部分未被开发，也并未受到工业化冲击，所以拥有特色的自然资源，部分还拥有特色人文资源，所以充分利用各地区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旅游和文化产业成为贫困地区扶贫中行之有效的策略。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资源较分散、高估市场等发展局限，亟需破局之路。同时，随着国家战略的推动，人们的健身意识普遍升高，以全民健身为主的运动休闲成为当下时尚的生活方式;加之，旅游市场向短途休闲游憩扩张，体育旅游逐渐兴起，受到广泛追捧。“旅游+体育”在实现旅游和体育受众合力的同时，可有效地融合体育和旅游资源[20]，整合较分散的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发展的“填充剂”。在扶贫进程中，贫困地区应根据自身区位和资源禀赋，结合体育产品体系，合理选择体育旅游产品布局，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区考虑城市居民的中频休闲娱乐，打造以时尚运动项目体验为主的体育旅游产品;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区考虑城市居民的低频旅游康养和当地居民的高频健身休闲，打造以赛事旅游、康养项目为主的体育旅游产品[21]。
4.3 “健康+体育”：推动全民健康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全民健康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部署。健康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在健康扶贫过程中，除建设医疗卫生等硬件设施和打造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外，还应提升贫困地区医保水平，争取做到“治病不花钱、少花钱”，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等问题的出现。同时构建政企协同配合贫困人口健康识别的专业团队，并为贫困人口的身体状况建档立卡，以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提升策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发挥体育增进健康、预防慢性病和促进康复方面的最大功效。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逐渐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技术关键[22]。在健康提升的策略中，合理选择“健康+体育”的有效路径。一方面，完善贫困地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人群参与体育活动，并配备专业化社会体育指导站点进行精准化的科学健身指导，潜移默化地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打通“体医融合”机制壁垒，针对贫困地区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完善运动处方库建设，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4.4 “教育+体育”：拔除思想顽疾
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旨在服务农民、富裕农民，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通城乡要素流通壁垒，实现城乡的公平发展，使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权利[23]。有观点认为部分地区扶贫开发中，重点应放在提高人口素质，走教育扶贫道路[24]。教育扶贫的意义在于提升贫困人口基本素质的同时，培养致富能力，在扶贫的同时兼顾“扶智”和“扶志”，激发贫困主体脱贫致富的发展能力和内在动力，彻底摆脱能力贫困这个根源问题，从而形成长效机制。在教育扶贫中融合体育原因有三：其一，依靠体育精神为贫困人口注入拼搏、奋斗的理念，为“扶志”找到有效抓手;其二，构建体育促进健康的思维认知，为健康扶贫和全民健康奠定基础;其三，打破传统思想屏障，增加体育扶贫的接受度。一方面，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倾斜、向体教融合倾斜，开展成人职业教育，在实现基础教育体教融合的基础上，举办健康讲堂和“送教下乡”等活动，有效提高贫困地区青壮年及少年儿童的体育意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潜移默化地提升贫困地区体育氛围。另一方面，深化冠军扶贫，组织体育冠军和优秀退役运动员深入贫困地区进行宣讲，弘扬运动员艰苦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奥运精神，调动贫困人口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消除心理贫困，拔出“穷根”，激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进取精神。
5 结语
在农村贫困治理方面，我国从未停下脚步，步入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出台，昭示了我国发展农村、攻坚脱贫的决心。但是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同质化严重、“水土不服”等问题屡现报端，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仍处于摸索创新阶段[25]，创新帮扶方式成为精准扶贫实现异质化的“金钥匙”。脱贫攻坚是全中国、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所以在过程中应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相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26]。“+体育”手段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集合各系统群策群力，发挥最大效用的“润滑油”。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在资金选择、扶贫方式、长效机制等方面注入体育元素，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的优势特点，形成“+体育”的新时代扶贫格局。
参考文献：
[1]展茂浩，石振国.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破局之路——基于GEM模型分析[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0，36（4）：25-31.
[2]郭庆.体育精准扶贫：逻辑起点、实践探析与推进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2）：18-24.
[3]薛明陆，李新红.新时代体育扶贫意义、特征与发展愿景[J].体育文化导刊，2020（3）：7-12.
[4]张汪洋，赵子建，慎承允，等.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36-40.
[5]刘晓彤，张强.我国体育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及发展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9（6）：7-11.
[6]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7]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8]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9]欧阳德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9.
[10]王琦，余孝东.“双非地区”倒挂式贫困的治理困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4）：10-20.
[11]汪俊祺.与乡村旅游融合的徽州村落体育创意产业扶贫价值、困境、对策——结合徽州武术创意产业进行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6（5）：119-123.
[12]段鸿斌.体育扶贫： 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8）：5-12.
[13]邢慧斌.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7（7）：47-53.
[14]新华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15]詹新寰， 仇泽国.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运行现状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4）：292-296.
[16]王富百慧，王梅，张彦峰，等.中国家庭体育锻炼行为特点及代际互动关系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11）：31-38.
[17]丁建彪.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0（3）：113-124.
[18]高强.体育与健康——基于对人类身体意识的考察[J].体育学刊，2016，23（1）：1-5.
[19]李刚，邓晓，张震，等.中國竞猜型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模式的改进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9）：74-86.
[20]麻学锋，张世兵，龙茂兴.旅游产业融合路径分析[J].经济地理，2010，30（4）：678-681.
[21]展茂浩.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三生融合”优化路径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22]冯振伟，韩磊磊.融合·互惠·共生：体育与医疗卫生共生机制及路径探寻[J].体育科学，2019，39（1）：35-46.
[23]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5）：5-17.
[24]朱坚真，匡小平.西部地区扶贫开发的模式转换与重点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35-40.
[25]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30（9）：1118-1119.
[26]于德.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