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尹湛纳希（1837—1891清代蒙古族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作为人性的一种表现形态，他继承了儒家治国安邦的责任意识，但没有拘泥于儒家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他一生以白云自喻。这种思维定势帮助他在心灵深处保留了一小块人之自然性的可怜的小绿地。恰恰是这一可怜的小绿地限制了他对人的神化、理想化，道德化、价值化（功利）、社会化的理解。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凡是完全否定人和社会自然性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想法。这种想法让人的心理失去控制，导致救世主的心态，终将自我毁灭，或者殃及无辜者。人类几千年来始终不敢面对人是自然这个现实，千方百计把自己置于自然之上或自然之外。与此相反，尹湛纳希把自己理解为随风漂泊的白云，深知今世今生的可贵，深知不知不觉中流失的分分秒秒都是永别。“化作甘淋润枯物”之“枯物”是当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成为他的价值对象。
　　


　　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但人创造的文化仍然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新形态的大自然。关于尹湛纳希最值得总结的是，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克服各种干扰和诱惑，靠自己能力实现自己目标的精神。在他生活的时代，没有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性张力，民族平等，近代意识、文化主义、自我超越、文化整合、自由恋爱、现实主义等观念环境，更没有这样的概念。他只是阐述自己以为正确的，批判了那些自己以为错的。可是，今天我们如果不这样评价尹湛纳希，感到对他不公平。他没有当过官，也没做过什么具体的社会事务。但是，他创造的精神产品与蒙古族的物质产品同等重要。另外，尹湛纳希一生没有怀疑人间正义的存在，把维护和伸张正义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写作的精神守护神。
　　尹湛纳希在一定意义上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从文化的视角观察蒙古族和汉族。
　　这种思想意义非凡。在以往的历史上，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功利主义都曾经风靡一世，不能否认它们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它们的消极作用。以尹湛纳希来说，他也最后未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泥潭。因为，当时他的思想无处可去。可是，尹湛纳希的民族主义和别人不同，他还有一点文化主义思想。这是他作为民族主义者，不搞民族隔阂和民族歧视的根本原因。文化主义把民族看成文化整体，把个人看成文化个体，把民族差别看作文化差别，把历史看作文化演化过程。不是以民族眼光看文化，而是以文化的眼光看民族。和人性论，人道主义，环保主义一样，文化主义也是超越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作为民族主义者，对两点最不满意。一是当时蒙古族的窝囊状况，二是其他民族对蒙古族的贬低和歧视。他那么热爱蒙古族，但是他对蒙古族的要求概括起来无非是三点。一是要求蒙古族振作起来；二是希望蒙古族聪明起来；三是要求蒙古族向汉族那样的民族学习，像汉族那样进行文化建设。以上五点内容都没有跳出文化范围。尹湛纳希是多种文化激荡的产物。可以这样说：尹湛纳希是我国早期自发的文化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