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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争抢先机
早上9点多，位于上海外高桥的自贸区管委会大厅人头攒动。
一楼主要办理企业注册业务，不少人拿着材料在查名窗口等待叫号。二楼是咨询处，10点开始，每天设有三场管委会工商、税务、金融聯席讲座，每一场都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听众。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9月29日挂牌，一个月过去了，企业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
注册成本降低是企业扎堆自贸区的动力之一。按照自贸区企业准入规定，除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直销等行业以外，大部分企业注册时改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并且取消最低出资规定，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缴纳。这项规定在很多人眼里，等同于“零元注册”。
自贸区在企业准入上采取了“宽进严管”的策略，注册的便利性也是被外界广泛报道的一点。除了上海市国企、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母公司和市工商局规定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仍需要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册，大部分挺进自贸区的中资企业只需在管委会窗口递交一次材料，这些文件会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各个部门内部流转，最快4天出营业执照。
做了几天接待工作后，管委会很快发现，虽然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核心内容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资采取更开放的管理模式——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但实践中更具热情的是民营资本和国有大型企业。“它们到来的比例远远高于外商，甚至超过十倍以上。”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在一次高校论坛上表示。
在挂牌之后的国庆节七天里，自贸区管委会每天人头攒动。“都是来咨询和办理手续的人，在我们的大厅里待不下，就在广场上站着，在广场待不下，就在沿街的马路上坐着。”
从管委会门口“黄牛”的数量也能看出企业的热情，兜售代理办证业务的人守在广场上，代办营业执照和进出口权的费用在5000元上下。
在管委会对面的外高桥大厦里，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同样门庭若市。这是一家原外高桥保税区的开发公司，负责自贸区的招商引资，这家公司的股票在9月29日挂牌前经历了12个涨停板。
从8月份开始，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组成了针对自贸区的研究团队，派人到开发公司咨询洽谈。“一来就是五六个人，整个团队来跟我们谈。他们是有备而来，专门有方案，有建议，有很多的想法，不只是提一些问题。”总经理刘宏表示。自贸区首批进驻了包括五大行在内的11家金融机构，近日又有南洋银行等3家进驻。
和系统性的机构不同，赶在国庆节七天来抢搭早班车的民企，显得盲目而急切，对自贸区的政策理解也很模糊。
即便赶了个早集，企业也已经很难在外高桥区域抢到一个办公地。外高桥是自贸区几块区域中企业密集度最高的，原外高桥保税区有9000多家企业，在自贸区挂牌前，外高桥区域的写字楼就成为稀缺资源。为了办理注册，一些企业提供一纸虚拟注册地租赁合同，而把实际办公地址设在区外。
虚拟注册地址的实际业主是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地址不能实际办公或作为仓储使用，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虚拟注册地址的做法在新加坡、香港等企业密集的自由港也存在。有人比较过两地的行情，新加坡一个地址的年租在2500新元，香港是1600元，并且这个地址可以用来仓储。
2万元的注册成本在很多人看来依旧划算。王先生在上海拥有几家连锁经济型酒店，他刚租下一个地址，缴付了2万元现金，准备开一家国际旅行社，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什么政策优惠。“反正花2万，说起来在自贸区也有一家公司。”
在与咨询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刘宏发现一些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他们注册了以后，问他们要做什么，说暂时还不知道，现在先抢一个跑道。”他们看好的是自贸区的“壳”资源。不少人一边在咨询处等号，一边打手机呼朋唤友“抢位子”。“自贸区不会无限制允许企业注册，有一天会资源饱和限制注册，那时这些注册的壳公司就会升值。”
自贸区不是“特区”
在自贸区管委会，企业主提得最多的问题是，自贸区有没有政策优惠？企业所得税会不会降低到15%？在抢先机的企业家眼里，自贸区概念就和80年代划定“经济特区”一样，是个只要赶早就会发财的机会。“当年赚钱的都是不懂的，懂的人怕风险不敢做。”
但自贸区确实是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又一个“特区”？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自贸区不是过去的特区，也没有优惠政策。“现在看起来自贸区政策是特殊的，在一个区域里面执行，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将来是要可复制、可推广的。”因此很多人期待的15%企业所得税优惠没有出现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在试验区里也没有开设免税店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都不可能在全国复制。
“试验区政策的红利，要么大家都得，要么大家都不得，不会一部分人得，一部分人不得。所有部门和机构在一个平台上面，要有大家有，要没有大家都没有，自贸区是要建立一个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王新奎说。
走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年代，民企在衡量自贸区的价值时，习惯性要争取在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里分一杯羹，然而事实上，“国民待遇”是本次对外开放中的关键词。
投资准入体制改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整个方案设计的核心。因此，总体方案里含金量最高的变化莫过于新的外资管理模式——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按照过去实行的准入管理，对外资开放的行业罗列在一份正面清单里，转变为负面清单准入管理以后，意味着除了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外资都可以涉足。
王新奎解释，这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标准。“我们以前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可以设定自己的很多招商引资的政策，过去我们是单方面自主制定准入标准，同时也设定哪些外资是不能做的行业，外资是没有国民待遇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要按照国际准入标准来做。另外过去我们对外资的权益保护是选择性的，我们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比如在征收的时候将给外资怎么样的补偿，保证不实行国有化等，这些都是权益保护，但是选择性的，现在的权益保护是要全面的。”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完整照搬已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负面清单并不解渴。但王新奎表示，负面清单的设计已经突破了很多难点。“负面清单设计本身难以面面俱到，如果把部门、产业、区域、项目等条件都详细列出来，负面清单就会变得很长，而决定负面清单质量的关键就是长短。”最后定稿出现的“2013版”几个字，为关注者留下一些展望，后续会出台更解渴的负面清单。
国际规则的变化也让开放设计变得更复杂。比如在外商认定标准上，中国遵从英美法，按照注册地来认定外商。现在全球趋势是英美法在向大陆法靠拢，越来越多采取住所地认定标准，当外商的科学定义尚存在疑问时，很难开展后续监管。
无论如何，负面清单让外资摸到了第一块过河的石头。“开出负面清单是先解决外资在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问题，准入阶段包括企业的设立、扩大和获得。准入以后其他经营、运营和处置方面的问题，会在下一步考虑。”
在散客向自贸区冲刺的同时，外资也早已开始了热身。“开放的六大服务领域让外资知道能做什么，负面清单的出台让它们知道不能做什么，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文说。
在他看来，外企的慢热是因为要谋定而后动。和民营企业家个人化的决策不同，外资在进入市场之前，一般会先聘请咨询公司对相关行业做调查，根据调查报告来衡量进入的机遇和风险，然后向保险公司购买投资保险，如果因政策转变等不可抗力导致投资失败，会由保險公司承担损失。只有做好充分准备以后才会迈出步伐。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开放领域中，外资即使有进入的冲动，但细则尚未出台还无法操作。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涉及到六大服务领域开放，以医疗服务领域为例，外资设立独资医疗机构的限制放开了，但在关于进口药物使用、外资医疗机构的认证、外国医生聘请等细则出台之前，外资尚处于观望状态。
很多领域的准入需要获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许可证，比如在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中外合资办教育机构需要教委认可。但自贸区企业管辖权属谁？自贸区管委会和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时间协调。
金融领域尚未出台的细则积攒了强烈的关注，有关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制度创新重点，央行还未公布实行方案。对于有境外业务的企业，即便完成注册，在离在岸账户管理办法出台之前，还难以开设离岸账户开展经营。
当然，对于想要进驻自贸区的外资医院、教育机构、金融机构来说，更基本的问题是办公场地，虚拟地址显然行不通，而外高桥区域写字楼已经接近饱和，不少人开始期待自贸区的扩容。
开放倒逼改革
企业积极抢搭自贸区头班车，根本上是源于对改革红利的渴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已经积累了很大渴望改革、渴望开放的热情。”简大年说。
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到1000多个，大部分的核心价值是关税互免。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是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对象，在海关监管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同时为了某种战略目的，给予一系列的特殊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的优惠。
上海自贸区提出一线和二线之间区内的便利性，最早也是针对货物贸易的，目的是整个货物贸易运作跟国际接轨。而金融业的创新举措根本上也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新加坡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在自贸区形成后，各国要处理自己的货物，因此全球商业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
但这次上海的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的底色上，加入了推动改革，政府职能改变，金融体制改革向前推进，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多种色调。上海自贸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为全国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改革的深水区是什么呢？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投资准入体制改革。”王新奎说。
差别待遇存在于国内一般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以及管理准入，所以各种法律法规、措施、文件汗牛充栋。
王新奎说，“国内投资中，不同所有制准入待遇是有差别的，尽管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各种不同地区是有准入差别的。沿海地区所得税不能15%，中西部四川、重庆所得税就可以15%。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项目的差异。不同的项目投资准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铁路项目、核电项目、港口项目，外资和民企都进不去，或者进去是有条件的。”
政府已经在为梳理这些投资准入而努力，李克强总理此前表示，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200项得到授权的审批权，总计有1900项左右的审批权，三分之一的比例就是600多项。5月13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全球趋势改变成为了审批放权的外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变化，推动着全球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的重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TPP、TTIP协定，将中国深度介入的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平台边缘化。
如果要接受新的重构趋势，参与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意味着以新的国际规则来玩游戏。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明确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宣布，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谈判模式。
这份联合说明中直接提到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方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方将逐步减少和下放外商投资核准事项，中方将最大限度缩小此类审批核准范围，促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决策，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借开放之际促成审批放权，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成为重构趋势下新的契机。“如果对中资实行审批制，也可以对外资实行审批制，这就是国民待遇。对中资不实行审批制的，如果要对外资继续保持审批制，就要列入负面清单。但是我们尽量把审批制减少，尽量把它转到后面的事中、事后的监管当中去，这是便利化的问题，先从这里做起。”
内因强烈，外因迫切，在28平方公里土地上拉开帷幕的改革承载了许多人的中国梦。
序曲刚刚开始。
早上9点多，位于上海外高桥的自贸区管委会大厅人头攒动。
一楼主要办理企业注册业务，不少人拿着材料在查名窗口等待叫号。二楼是咨询处，10点开始，每天设有三场管委会工商、税务、金融聯席讲座，每一场都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听众。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9月29日挂牌，一个月过去了，企业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
注册成本降低是企业扎堆自贸区的动力之一。按照自贸区企业准入规定，除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直销等行业以外，大部分企业注册时改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并且取消最低出资规定，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缴纳。这项规定在很多人眼里，等同于“零元注册”。
自贸区在企业准入上采取了“宽进严管”的策略，注册的便利性也是被外界广泛报道的一点。除了上海市国企、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母公司和市工商局规定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仍需要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册，大部分挺进自贸区的中资企业只需在管委会窗口递交一次材料，这些文件会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各个部门内部流转，最快4天出营业执照。
做了几天接待工作后，管委会很快发现，虽然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核心内容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资采取更开放的管理模式——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但实践中更具热情的是民营资本和国有大型企业。“它们到来的比例远远高于外商，甚至超过十倍以上。”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在一次高校论坛上表示。
在挂牌之后的国庆节七天里，自贸区管委会每天人头攒动。“都是来咨询和办理手续的人，在我们的大厅里待不下，就在广场上站着，在广场待不下，就在沿街的马路上坐着。”
从管委会门口“黄牛”的数量也能看出企业的热情，兜售代理办证业务的人守在广场上，代办营业执照和进出口权的费用在5000元上下。
在管委会对面的外高桥大厦里，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同样门庭若市。这是一家原外高桥保税区的开发公司，负责自贸区的招商引资，这家公司的股票在9月29日挂牌前经历了12个涨停板。
从8月份开始，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组成了针对自贸区的研究团队，派人到开发公司咨询洽谈。“一来就是五六个人，整个团队来跟我们谈。他们是有备而来，专门有方案，有建议，有很多的想法，不只是提一些问题。”总经理刘宏表示。自贸区首批进驻了包括五大行在内的11家金融机构，近日又有南洋银行等3家进驻。
和系统性的机构不同，赶在国庆节七天来抢搭早班车的民企，显得盲目而急切，对自贸区的政策理解也很模糊。
即便赶了个早集，企业也已经很难在外高桥区域抢到一个办公地。外高桥是自贸区几块区域中企业密集度最高的，原外高桥保税区有9000多家企业，在自贸区挂牌前，外高桥区域的写字楼就成为稀缺资源。为了办理注册，一些企业提供一纸虚拟注册地租赁合同，而把实际办公地址设在区外。
虚拟注册地址的实际业主是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地址不能实际办公或作为仓储使用，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虚拟注册地址的做法在新加坡、香港等企业密集的自由港也存在。有人比较过两地的行情，新加坡一个地址的年租在2500新元，香港是1600元，并且这个地址可以用来仓储。
2万元的注册成本在很多人看来依旧划算。王先生在上海拥有几家连锁经济型酒店，他刚租下一个地址，缴付了2万元现金，准备开一家国际旅行社，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什么政策优惠。“反正花2万，说起来在自贸区也有一家公司。”
在与咨询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刘宏发现一些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他们注册了以后，问他们要做什么，说暂时还不知道，现在先抢一个跑道。”他们看好的是自贸区的“壳”资源。不少人一边在咨询处等号，一边打手机呼朋唤友“抢位子”。“自贸区不会无限制允许企业注册，有一天会资源饱和限制注册，那时这些注册的壳公司就会升值。”
自贸区不是“特区”
在自贸区管委会，企业主提得最多的问题是，自贸区有没有政策优惠？企业所得税会不会降低到15%？在抢先机的企业家眼里，自贸区概念就和80年代划定“经济特区”一样，是个只要赶早就会发财的机会。“当年赚钱的都是不懂的，懂的人怕风险不敢做。”
但自贸区确实是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又一个“特区”？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自贸区不是过去的特区，也没有优惠政策。“现在看起来自贸区政策是特殊的，在一个区域里面执行，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将来是要可复制、可推广的。”因此很多人期待的15%企业所得税优惠没有出现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在试验区里也没有开设免税店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都不可能在全国复制。
“试验区政策的红利，要么大家都得，要么大家都不得，不会一部分人得，一部分人不得。所有部门和机构在一个平台上面，要有大家有，要没有大家都没有，自贸区是要建立一个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王新奎说。
走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年代，民企在衡量自贸区的价值时，习惯性要争取在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里分一杯羹，然而事实上，“国民待遇”是本次对外开放中的关键词。
投资准入体制改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整个方案设计的核心。因此，总体方案里含金量最高的变化莫过于新的外资管理模式——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按照过去实行的准入管理，对外资开放的行业罗列在一份正面清单里，转变为负面清单准入管理以后，意味着除了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外资都可以涉足。
王新奎解释，这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标准。“我们以前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可以设定自己的很多招商引资的政策，过去我们是单方面自主制定准入标准，同时也设定哪些外资是不能做的行业，外资是没有国民待遇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要按照国际准入标准来做。另外过去我们对外资的权益保护是选择性的，我们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比如在征收的时候将给外资怎么样的补偿，保证不实行国有化等，这些都是权益保护，但是选择性的，现在的权益保护是要全面的。”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完整照搬已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负面清单并不解渴。但王新奎表示，负面清单的设计已经突破了很多难点。“负面清单设计本身难以面面俱到，如果把部门、产业、区域、项目等条件都详细列出来，负面清单就会变得很长，而决定负面清单质量的关键就是长短。”最后定稿出现的“2013版”几个字，为关注者留下一些展望，后续会出台更解渴的负面清单。
国际规则的变化也让开放设计变得更复杂。比如在外商认定标准上，中国遵从英美法，按照注册地来认定外商。现在全球趋势是英美法在向大陆法靠拢，越来越多采取住所地认定标准，当外商的科学定义尚存在疑问时，很难开展后续监管。
无论如何，负面清单让外资摸到了第一块过河的石头。“开出负面清单是先解决外资在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问题，准入阶段包括企业的设立、扩大和获得。准入以后其他经营、运营和处置方面的问题，会在下一步考虑。”
在散客向自贸区冲刺的同时，外资也早已开始了热身。“开放的六大服务领域让外资知道能做什么，负面清单的出台让它们知道不能做什么，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文说。
在他看来，外企的慢热是因为要谋定而后动。和民营企业家个人化的决策不同，外资在进入市场之前，一般会先聘请咨询公司对相关行业做调查，根据调查报告来衡量进入的机遇和风险，然后向保险公司购买投资保险，如果因政策转变等不可抗力导致投资失败，会由保險公司承担损失。只有做好充分准备以后才会迈出步伐。
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开放领域中，外资即使有进入的冲动，但细则尚未出台还无法操作。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涉及到六大服务领域开放，以医疗服务领域为例，外资设立独资医疗机构的限制放开了，但在关于进口药物使用、外资医疗机构的认证、外国医生聘请等细则出台之前，外资尚处于观望状态。
很多领域的准入需要获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许可证，比如在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中外合资办教育机构需要教委认可。但自贸区企业管辖权属谁？自贸区管委会和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时间协调。
金融领域尚未出台的细则积攒了强烈的关注，有关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制度创新重点，央行还未公布实行方案。对于有境外业务的企业，即便完成注册，在离在岸账户管理办法出台之前，还难以开设离岸账户开展经营。
当然，对于想要进驻自贸区的外资医院、教育机构、金融机构来说，更基本的问题是办公场地，虚拟地址显然行不通，而外高桥区域写字楼已经接近饱和，不少人开始期待自贸区的扩容。
开放倒逼改革
企业积极抢搭自贸区头班车，根本上是源于对改革红利的渴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已经积累了很大渴望改革、渴望开放的热情。”简大年说。
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到1000多个，大部分的核心价值是关税互免。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是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对象，在海关监管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同时为了某种战略目的，给予一系列的特殊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的优惠。
上海自贸区提出一线和二线之间区内的便利性，最早也是针对货物贸易的，目的是整个货物贸易运作跟国际接轨。而金融业的创新举措根本上也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新加坡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在自贸区形成后，各国要处理自己的货物，因此全球商业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
但这次上海的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的底色上，加入了推动改革，政府职能改变，金融体制改革向前推进，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多种色调。上海自贸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为全国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改革的深水区是什么呢？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投资准入体制改革。”王新奎说。
差别待遇存在于国内一般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以及管理准入，所以各种法律法规、措施、文件汗牛充栋。
王新奎说，“国内投资中，不同所有制准入待遇是有差别的，尽管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各种不同地区是有准入差别的。沿海地区所得税不能15%，中西部四川、重庆所得税就可以15%。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项目的差异。不同的项目投资准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铁路项目、核电项目、港口项目，外资和民企都进不去，或者进去是有条件的。”
政府已经在为梳理这些投资准入而努力，李克强总理此前表示，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200项得到授权的审批权，总计有1900项左右的审批权，三分之一的比例就是600多项。5月13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全球趋势改变成为了审批放权的外因。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变化，推动着全球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的重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TPP、TTIP协定，将中国深度介入的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平台边缘化。
如果要接受新的重构趋势，参与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意味着以新的国际规则来玩游戏。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明确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宣布，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谈判模式。
这份联合说明中直接提到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方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方将逐步减少和下放外商投资核准事项，中方将最大限度缩小此类审批核准范围，促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决策，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借开放之际促成审批放权，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成为重构趋势下新的契机。“如果对中资实行审批制，也可以对外资实行审批制，这就是国民待遇。对中资不实行审批制的，如果要对外资继续保持审批制，就要列入负面清单。但是我们尽量把审批制减少，尽量把它转到后面的事中、事后的监管当中去，这是便利化的问题，先从这里做起。”
内因强烈，外因迫切，在28平方公里土地上拉开帷幕的改革承载了许多人的中国梦。
序曲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