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大众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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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书法教育始于汉字的引进。由于汉字传入日本先于教育机构的设立,因此日本书法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不是学校,而是宫廷。书法教育被上流社会作为提高修养的重要手段,直到江户时代随着庶民教育机构的发展,书法教育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逐步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江户幕府直辖的学校部分开设了书法课程,但当时的士族子弟一般都在家塾或学问所里学习书法。而在江户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中,藩校和寺子屋的影响最为深远且最具有代表性,体现了庶民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此外,书塾是江户时代专门从事书法教育的机构,其中一些著名的书塾由书法家开办,代表了当时书法教育的最高水平。

书法专门学校——书塾


  不同于只开设习字课的寺子屋,书塾要求入学者具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学生们大都在家庭或寺子屋接受过基础书法教育。因此书塾是江户时代的书法专门学校。
  江户末期,唐样书法迎来了其发展的高潮时期,产生了三位书法巨匠——市河米庵、卷菱湖和贯名菘翁,被誉为“幕末三笔”。此三位书法大家的共同之处是,通过开办书塾传授书法之道,广招弟子和门生,为书法的推广及书法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时年只有20岁的市河米庵于1799年开办了书塾“小山林堂”,据说他的门人达5000人之多。米庵还在自己的书塾里为各地大名(日本古时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呼)开办书法指导课,尾张德川家、津藤堂家、德山毛利家、靖江间部家的大名都曾受教于米庵。米庵还曾以家禄300石的待遇受聘于加贺藩前田家。米庵的父亲市河宽斋是一位儒学家和汉诗诗人,米庵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和汉诗,后来他本人也成为著名的汉诗诗人。米庵擅长篆刻,为后世留有印谱《爽轩试銕》;所著《米庵墨谈》是日本近世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此外,米庵还收藏并研究晋唐时期的书画和文房四宝,精通茶艺的他与茶师也交往密切。
贯名菘翁

  卷菱湖29岁时创办了书塾“萧远堂”,门人弟子多达万人。卷菱湖也是一位诗人,19岁从家乡新潟来到江户,师从书法家、儒学家龟田鹏斋学习书法和汉诗,所著《十体源流》为日本书论史上的名篇。菱湖最擅长楷书,就连现代日本象棋棋子上的字也有使用菱湖的楷书体书写的,日本的一些象棋名家和爱好者尤其喜爱菱湖体象棋。卷菱湖的书法风格被誉为“菱湖流”,明治政府和当时的皇家宫内厅将菱湖流书体指定为官方文字和钦定文字。
  贯名菘翁在京都创办“须静堂”,传授书法和朱子学。除书法以外,贯名菘翁也是学问、诗、书、画的大家。他22岁时在大坂的怀德堂学习经学和史学,曾说学问是他的本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奉纳给下贺茂神社的《蓼仓文库藏书目录》中记载的经学、史学等书籍就有万余卷。菘翁所作汉诗《文政十七家绝句》被收录在各种绝句集中。菘翁还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尤擅长山水画,并偏爱竹、菊、松等题材。此外,菘翁喜欢旅行。为了学习经学和史学,他特意造访高野山;58岁时因敬慕空海的书法,前往位于四国香川县的萩原寺反复临摹空海的《急就章》;61岁时,他因留恋飞驒高山的自然风光而居住于此3年。
  “幕末三笔”的书法对近现代日本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书写的《千字文》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被作为书法教科书而广泛使用。卷菱湖与贯名菘翁提倡晋唐书风,被称为“晋唐派”;而市河米庵则为明清派。这种以晋唐和明清划分书法风格的方法,对明治时代的书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述著名的书塾为代表,江户时代共开设了29所书塾。它们在近世书法教育中起着培养中高级书法人才的作用。
  江户时代的书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家”的形式传承书法、开展书法教育的代表性机构。我们可以从书塾创办者的家庭背景、求道经历等来分析这一点。
藩校

中等书法教育机构——藩校


  各藩(江户时代的领国)开办的藩校在设立之初只面向藩内的武士子弟,后来普通百姓也可以进入藩校学习。各藩校的课程设置、学生年龄等具体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均设有笔道、笔学、习字等独立的书法课程。此外,有的藩校是在其附属教育机构中实施书法教育。位于现日本千叶县佐仓藩的藩校成德书院设有六艺所,其中就有专门负责书法教育的书学所。位于伊势的津藩的有造馆也设有专门的习书寮,学生9—15岁在学共7年,系统学习书法技能和相关知识。   除课程设置和教学对象以外,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书法课程的教学方法。位于京都府船井郡的园部藩藩校教先馆,在书法教学中,从教授草体假名开始,逐渐加入文章(《国尽》《今川帖》《腰趣状》《唐诗选》《千字文》等)、古文(《赤壁赋》《兰亭序》《出师表》等),授课时由教师书写样帖,学生据此进行临摹,教师于次日对学生进行逐个指导。岛根县能义郡的母里藩藩校规定,书法教学以假名、数字、方名、支干、国郡村名、书牍为初学内容,然后顺次教授真草行书、隶书各书体,并且经常开展竞赛,由教师限定字数和书体,命学生书写后进行优劣评判。此外,根据纸张尺寸将法帖进行分类,确定由大字至小字的不同学习阶段,用以控制和调整教学进度的方法也比较常见。
  那么,教师和学生们如何安排一天的学习内容呢?津藩有造馆对书法学习时间的具体规定是:春分以后,下午1点—3点;夏至以后,下午2点—4点;秋分以后,正午—下午3点。高远藩藩校幼年部一天的课表是:上午8点—10点,素读;上午10点—12点,习字;下午1点—2点,素读复习;下午2点—4点, 习字。年龄较小的幼年部学生以朗读和书法为主要学习科目,学生每天要学习书法4小时。尽管每天周而复始的学习看似有些枯燥,但足以见得书法在启蒙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提高和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进取心,各藩校基本上都会定期举行书法竞赛等活动,称为竞书、净书或席书。净书为日常提交作品,而竞书和席书更具比赛性质。
  藩校是近代中学的基础,很多藩校在明治维新以后改制成为中学或专科学校。因此,藩校的书法教育也是近代中学及同等水平学校书法教育的发展基础。

基础书法教育场所——寺子屋


  江户时代教育发展的特点是以寺子屋为代表的庶民教育的发达,故此了解寺子屋的书法教育更加有助于把握近世书法教育的整体状况。
  寺子屋发源于室町时代后期,本是寺院开办的主要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庶民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就学儿童大量增加,寺院已经难以接纳。于是,一些武士、浪人、神官、医生和有能力的庶民等开设了实施初等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使其脱离了寺院教育的母体独立发展起来。
  寺子屋的办学者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如幕臣、藩士、浪人武士、书法家、医生、神主、僧侣,还有普通的町人,其中不乏女性办学者。这些办学者都兼任教师一职,被称为“师家”“师匠”“师”。专门教授书法的教师也被称为“手习师匠”。寺子屋的在学年龄一般为7—13岁,学生被称作“笔子”“寺子”“弟子”“生徒”。众多的寺子屋中很多是以书法教育为核心内容的。
  寺子屋的上课时间一般为上午7点半至下午两点半。到了下午,学生的出勤率就会减少至七八成,甚至不到一半。这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要回家帮忙做家务,女学生要去继续学习古琴、三弦等技艺,而部分年龄较小的学生则因为贪玩而旷课。旧历六月一日至七月末日期间,寺子屋仅开课半天,称为“朝习”。学生们清晨一大早到校学习,在书写草纸三四册后便可回家吃早饭,稍加休息再返校继续学习。由此可知,寺子屋中的书法教育在授课时间上相对宽松,给学生较大的自由度。
  至于教学方法,较多的做法是:三五名学生一组,由师匠逐个对学生手把手地指导笔法,再教授读法和释义。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师匠要针对学生情况因材施教。有些寺子屋学生人数多,师匠无法做到逐个指导,则由学龄长的学生代为指导,或给学生布置作业。书法课的练习用纸大都使用草纸,一般是将约20页草纸在上端装帧成一个练习册。但江户时代日本全国经济发展状况尚不均衡,学习书法所耗费的大量纸张对于一些庶民家庭来说仍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于是出现了许多就地取材的教学方法。比如青森县等地就有灰书、砂书、板书等做法:灰书是将灰土用盆盛满,并使其表面平整,然后在上面书写;砂书与灰书做法大致相同,只是将灰土换成了细砂;板书则是用“手板”或“涂板”代替纸张。
  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在自传中回忆了幼年时的生活场景:
  师匠命我白天书写行草体三千字、晚上写一千字并交回。入冬以后,白天变短,作业还没有写完,太阳要落山了,我将桌子挪向西侧,直至完成师匠布置的作业。……这是发生在我9岁那年秋冬之际的事。
  对于武士来说,书法不仅是识字和写字的学习,更是一种精神修炼。无论师匠多么严格,也应尽心尽力去完成,以求进步,同时也是刻苦精神的磨炼。
  每天重复的练习对于学生来说是枯燥的,时间一久就会出现懈怠、松散的状况。经验丰富的师匠不时地采用其他教学方式来刺激学生的积极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每月数次命学生书写指定内容并提交,即“清书”,再由师匠根据作品的优劣写上评语,交还给学生,然后把成绩优秀的学生姓名张贴在教室里,有时还会给优秀学生颁发奖状和奖品。除清书外,一些寺子屋还举办“角力书”“一字书”“数习”等书法竞赛,激发学生在竞赛中获胜的进取心。但寺子屋书法教育中使用最多的课外教学活动是新年时的吉书以及4月、8月举行的席书,书写的内容多为新年和七夕题材的诗歌。
新井白石

  席书一般在每年4月和8月举行两次。比赛当天在书写场地上铺好毛毡,师匠穿上华丽的和服,女师匠身着白色衣领的正装和服,学生们也要穿正装和服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的学生则忙于比赛的准备工作。席书多在师匠家中进行,也有在村落的神社中举办的。比赛开始后参赛学生逐个轮流书写,其他前来观赏的人在门外等候。书写的内容一般是《论语》《孟子》《和汉朗咏集》等古典书籍以及民间流传的格言警句等。书写完毕后,师匠把参赛作品挂在比赛场地上方,和学生们一起来评定打分。过路人也可以对作品评头论足。所有席书的参赛作品都会被供奉到天满宫神社。
  寺子屋作为庶民教育机构,其教学思想和内容贯穿着对天满天神菅原道真(学问之神和书法之神)的信仰。江户时代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在每月25日参拜天满宫。有些寺子屋的师匠带领全体学生一起前往参拜,有时由年纪较大的学生带队参拜,还有的学生向天满宫交纳天神书或天满书——学生将写好的书法作品粘贴在神社大殿的木板上或是廊下,由参拜者来对自己的书法水平进行评判。有的学生还向天满宫供奉自己使用过的毛笔来祈求学有所成,而后将毛笔放入天满宫的“笔冢”——江户时代寺子屋学生的笔冢与天满天神密切相关。
  在藩校里,天满天神和孔子被放在一起供奉,而寺子屋中一般摆设天神像,使用天神桌。学生们在入学时同声齐诵“祭祀供奉天满宫”;学生犯了错误,会到天神像前自我反省;寺子屋的席书活动也被称为“天满节”。寺子屋都将每月25日定為休息日,在这一天举办“天神讲”(每年三四次)。天神讲举办的场地一般在寺子屋内或其附近宽阔的场所,还有的轮流到各寺子家中举行。举办天神讲时,在道真像前供上神酒和点心,学生们身着正装就座,读天神经来祈祷自己能在书法上有所进步。
  这些课外教学活动看似简单,但它和日本传统节日、文化习俗相结合,使得书法与文化、民俗等更好地融为一体,这也是日本书法任由时代变迁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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