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为边缘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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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小说有别于常见的“80后”文学,讲述工业城市中劳动者的命运
  1983年生于沈阳。201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翅鬼》,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2年,他从银行辞职专职写作,创作中短篇小说及评论。代表作有《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天吾手记》《飞行家》等。近日,《平原上的摩西》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双雪涛钟爱村上春树,想像他那样将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每日白天写作四五个小时,雷打不动。这心愿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尤其是成名之后,各种琐事随之而来,心无旁骛地写作竟成了难事。
  就在最近这几日,他一直在路上,天津-上海-沈阳,3天时间奔波于3座城市,真正成了“无脚的小鸟”——一直在空中飞停不下来。前一天还在百花文学奖的活动上分享阅读和写作——他的旧作《平原上的摩西》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二天又出現在《挪威的森林》出版30周年纪念分享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偶像村上春树。活动结束,灯光落下,他又背起双肩包回到了零下10多摄氏度的东北故乡。
  “因为有些场合要登台,有时候在镜子里一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时无法相认。才终于明白,之前对自己有些误解,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其实不然,对虚名之在意,为目的之手段,一直从未放松。”双雪涛这样剖析自我,也渐渐接受了这样的自己。而在之前,他经常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挽着裤腿东走西走。
  村上春树教给他的那些事
  12月10日,《挪威的森林》出版30周年纪念分享会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双雪涛以一个特殊读者的身份分享了自己和村上春树的故事。
  第一次读村上春树的作品时,他还是一名银行职员。那是2011年,《1Q84》正在国内流行,他凑热闹买了三卷本,一直摆在家里没有看。突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拿起书来,一看就放不下,一直读到第三部的结尾——青豆和天吾找到了彼此,成功地逃离了1Q84年。
  “有一种特别久违的一个人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感觉。”双雪涛回忆说。当时的他写小说已有1年多,处女作《翅鬼》获得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在这个奖的鼓励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上班时继续贴汇票、做报表、整理档案;下班后则戒了喝酒和应酬,天天在电脑上敲字写小说。
  2012年,双雪涛拿到了台北资助作家创作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他开始琢磨自己的人生:这辈子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头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
  纠结和犹豫不定之时,他想到了村上春树——29岁那年,爵士俱乐部老板村上春树决定写一篇小说,于是每晚在餐桌上挥笔不止,然后有了《且听风吟》,两年后,村上春树为了专心创作,果断将酒吧转手,变成了专职作家。
  “他的这种态度对我有一个直接的冲击。人是很难成为A同时也成为B的,或者说,平庸的人写小说总是差点意思。”双雪涛说。就在那年7月的一个早上,他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
  辞职后的双雪涛走上了专职写作的道路。他像村上春树那样每日打卡写作,写那个资助项目的长篇小说。3个月后,他完成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吾手记》。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身处台湾的大陆警察李天吾,主题是关于寻找。他在台北寻找最高的教堂,同时也在寻找少年时代的恋人。
  双雪涛用十几万字的小说,向自己的偶像村上春树致敬——《天吾手记》无论从语言风格、故事结构,包括人物设定,都与之神似,主人公的名字李天吾也取自村上春树的《1Q84》。
  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
  双雪涛在小说道路上摸索着,每日写作、读书,不虚掷光阴。从2013年开始,他的作品逐渐在《收获》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引起评论家与读者关注。
  真正让他找到写作感觉的是短篇小说《大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棋艺超群的下岗工人,原型来自他的父亲。父亲聪慧过人,打小就是数理化尖子,后来赶上上山下乡,在农村没有什么消遣,只能看书和下棋。下得多了,他便成了一个棋痴,连炒菜时也常常一手颠勺一手拿着棋谱。
  在这篇小说中,双雪涛将自己最为熟悉的语言——东北话,融入叙述中,字里行间夹杂着东北人特有的自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而这种语言风格日渐定型,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2014年,双雪涛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磨出了一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他从自己少年时的东北记忆入手,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大工厂,“那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但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搁置着,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他以工人子弟的身份讲述着父辈下岗工人那一代的故事,小说由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陈年往事——艳粉街的少年成为刑警,负责侦查12年前的旧案,嫌犯渐渐指向儿时邻居家的父女,刑警深陷其中,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他本人很可能就是案件的参与者……小说发表后,一片叫好,双雪涛也真正走入公众的视野。
  《平原上的摩西》中提到的艳粉街,是双雪涛少时的居住地。那里曾是为皇家提供胭脂原料的地方,房租低廉鱼龙混杂,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等都栖身于此。以此为起点,他不断地回望过去,“掂量身边人的处境,尤其是父母那一辈,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公平,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在2017年最新小说集《飞行家》中,他将目光对准那些渺小的边缘人:有失败的小说家,枉死的工厂主,沉溺幻想的小职工,落魄潦倒的写手,被遗弃的孩子……由于他一直以工业城市中劳动者的命运为书写对象,文字语言也带有一种工业感,很多人将他归到东北写作的体系里。
  但双雪涛本人不这么认为,“我并不是只写东北。我只是借用东北的一些素材,来写人和人性。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他说,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他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真正生活的历史。
  在不安中写作   在东北待得久了,双雪涛渐渐发觉自己的思维和写作趋于固化,正在这时,有前辈作家推荐他到北京人大“创意写作班”进修,他欣然应允。进修需要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
  “创意写作是有用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争论,本身就是对文学的接近,但是要警惕这是一种接近,而不是得到。得到得用自己的手。”双雪涛如是总结。对于他来说,从东北出走到北京,更多的是新鲜感和好奇心,以及身处异地的新体验,这些都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源泉所在。
  他开始接触更多的人,做出版的,写小说的,搞电影的,和他一样喜爱踢球的……他慢慢喜欢上北京这种“恰当的自由”,“哪儿哪儿看着都乱糟糟的,有钱人和打工仔挤在一个地铁里。有很多问题,但同样有活力。”
  但不安全感也开始滋生,因为遇见的人太多了,“以前在东北,遇到的人没这么复杂,毕竟在一个地域里会有一些共性。”还有一种不安全感来自于身边那些底层人物的命运,“我看到一些异乡人,有服装厂工人,有快递员,也有小老板,都很认真努力地在生活,却最终离开北京。”
  新鲜感和不安感的交织下,双雪涛开始探索写作的新方向。他想要回应自己所遇到的新问题,比如如何书写现代都市中的个体遭遇,如何将熟悉的东北城市经验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相结合。
  “双雪涛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回到现实的的生活之中,思考尊严、命运以及我们与生活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评价说,在他看来,双雪涛的书写某种程度上区别于现在我们常见的“80后”文学,他将笔尖伸向更广阔的历史,然而却不停留于历史事件的复刻。
  回顾这些年的创作,双雪涛较为喜爱的作品是《聋哑时代》,那是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故事有自传色彩,刻画了上世纪90年代末生长在艳粉街就读108中学的少年群像,“文字看起来单纯甚至有些幼稚,但那是最为真诚的写作,把心都掏出来写的。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也是回不去的时代。”双雪涛说,那份真诚是他一直想要坚守的。
  现在的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因為一直没完结,他的胡子也留了起来,显得格外老成,完全不像一个“80后”。“不写完不剃”,他笑着说。
  对双雪涛来说,胡子似乎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曾在《聋哑时代》中写道:“我想要保护自己,我自卑,懦弱,若是嘴上再不加把劲,我想不出什么办法让我在那个环境中免于恐惧地生存。”当时他曾想过把连鬓胡子留起来,以克服那种不安感,但因胡子不够坚硬而放弃。如今,胡子真的留了起来——让他可以免于恐惧,面对生活和写作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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