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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对于乡土文化，有的小说批判，有的小说讴歌，有的小说怀念。在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已经走向独立与成熟，乡土作家们对乡土的呈现也逐渐摆脱单一化，对问题的思考也愈发深刻。李佩甫本人，既创作过《红蚂蚱，绿蚂蚱》这样带着浓烈的抒情和感伤色彩的乡村文明赞美乐章，也写过挖掘乡村的丑恶、表现对乡村的憎恶和绝望感情的作品，《生命册》中的乡村书写部分就属于这一类。
《生命册》是河南作家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相较于《羊的门》中表现乡村“头人”的权力运作与村民的隐忍屈服的奴性；《城的灯》中表现农民“逃离”乡村在城市中隐忍压抑的“变异”；《生命册》的书写可以说是一种纯正乡土的回归。《生命册》大笔墨地呈现了无梁村村民的自然生活状态，具有更加浓厚的“土气息，泥滋味”。同时，这部作品也暗含了沉痛的乡土批判，并且，我们要指出的是：作家李佩甫的思考，已不仅仅停留在国民性上，而是深入到了人性的本恶，即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但劣根性汇于群体，便带来群体的暴政。
在小说《生命册》中，梁五方坚持大半生的上访，杜秋月精神的堕落，虫嫂苟且生活沦为草芥，春才下河坡割掉生殖器……这些都是个人悲剧，但是，造成悲剧发生的，却是无梁村的村民，即使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对群体的认同和对弱者的攻击是无意识地出于本能。这种本能，即为“劣根性”。人的劣根性与生俱来，需要依靠后天的教育来克服。而乡土中的人们，他们缺乏“克己复礼”的教育条件，所以人性的弱点、人的劣根性在这些村民的身上，暴露得更加明显深刻。
一.从众性批判——从“路西法效应”到合群心理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具体阐述了群体心理：在群体中，人们会削弱个性，降低智力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并极易传染一种感性的本能的情绪。在乡村中，人们居于一处，有着共同的生活模式和关注圈子，因而，一个乡村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在群体驱使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模式，久而久之会从属于群体心理。群体心理不仅带来从众行为，还会表现为去个性化。当群体中出现个性鲜明的个人时，群体打压个人的行为和个体“去个性化”的行为都极易出现，形成群体的暴政。
我们看《生命册》中描写平原上的风和树：“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西北风冬哨秋尘，且钻旋凌厉，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在书中，平原上的风不烈而透，常年无声地侵袭树木，所以这里不长栋梁之才。偶有挺拔突出者，会受到来自风的更加猛烈的侵袭，最终非弯即折。李佩甫喜欢将人比作植物，形成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无梁村的村民即是平原上的树。无梁村的群体心理就是那不烈而透的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世，众必毁之”。梁五方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他卓越的才能和骄傲的性格在村民中极其突出。人都是有嫉妒心理的，所以在运动中他成为了村人的打击对象。平时温顺的村人，甚至是他的亲人，在打击梁五方时，都露出了最为凶狠丑恶的嘴脸。恶是具有传染性的，当村民被感性的恶情绪感染时，就会做出无意识的出格暴行，暴行之后是宣泄的快感。同时，因为“法不責众”的缘故，每个人的暴行是不必承担责任的，匿名信和秘密会掩盖罪行，会成为“去人性化”的温床，而“去人性化”之后的人，会成为霸凌者。这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恶的感染力，被菲利普·津巴多归纳为“路西法效应”。在村人的打压下，梁五方开始了持续半生的上访，也许他只是为寻找一个答案。那一颗心中应不只包含了不平和冤屈，还带有对村人暴行的激烈反抗与心理阴霾。
《生命册》体现了李佩甫苦涩的时代关怀，其中，不只是打压梁五方的运动，还有关于“文革”的黑暗记忆，都引人深省：学生往老师的头上泼浆糊，踢老师的屁股，对老师进行人格的侮辱，在现在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可是，在“文革”的时代，人们无意识从众心理渐渐演变为无意识的暴行，使得人类的理性被野蛮主宰。特别是乡村中无权无势地位甚卑的村中小民，在被赋予权力后，便开始不受控地宣泄长时间的压抑。在真理被践踏的大环境下，非正义与暴力被赋予合法性，每个人都可以顺应时代成为欺压别人的霸凌者。杜秋月在村人的攻击与自身的卑微感中，走向了“去个性化”的过程，这让他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老师，曾经能通篇背诵《离骚》的老师，现在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做派了”。《离骚》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观照。杜秋月的改变，恰如他对《离骚》的忘却，是精神上的褪色与陨落。
梁五方和杜秋月都是在村人强制“去个性化”的群体暴政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二.看客心理批判——村人的冷漠与“自私”
麻木的看客，被鲁迅斥为庸众，对看客人格的批判，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方面。早在鲁迅之前，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以别人的灾祸为乐，是看客们的一种心理宣泄， 长期被压抑的情感， 通过变态残忍的方式释放出来。看客心理来源于人性深处的冷漠与私心，在人类社会中，虽然物质在不断发展，冷漠与私心并未消减过。
小说《生命册》不露声色地暗讽了看客心理。虫嫂的苦难，在村人看来，也许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家境的艰难，逼迫一个母亲去偷，为了养活三个孩子，虫嫂已经放弃了作为女人的尊严，可没有一个村人伸出援手。他们已经乐于去看治保主任对虫嫂的搜身，村人对此非但没有同情与帮助，反而参与了一场苟且的性交易。村中的男人带着自家的粮食肉油，换取性的快感；村中的女人，对虫嫂群起而攻之；她的丈夫唾弃她；她的孩子厌恶她。一个村子，仿佛变成了最可怕的地狱。这与电影《狗镇》中的情境极为相似。无梁村也是一个狗镇。在狗镇中，人性尚不如家畜。 还有一种看客，是加以评论地看他人的苦难。《诗经·将仲子》反复吟唱的，便是人言可畏。在无梁村，春才是出了名的腼腆，在青春期的性诱惑和村中女人的戏弄、调笑、性暗示中，他选择了自宫。鲁迅曾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可春才的毁灭，并未在村人心中形成多大的冲击，相反，女人们却开始疏远他，男人们好奇他上厕所的方式，幽默的村人还为他编了歇后语“春才下河坡——去球”。从逗弄到嘲笑，村人的闲言碎语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人。看客们的评论谈笑，以自己为出发点，将别人的困窘与悲剧当作笑料，以此来寻找生活的乐趣。《祝福》中“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这“冷”与“尖”， 便是对于看客冷漠心态的形象描述。
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到以他人瓦上之霜为己身生活之娱，从自私到冷漠，是人性的退化。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看客。鲁迅时代的单四嫂，祥林嫂，阿Q，示众者的看客；李佩甫的乡村写照中虫嫂，梁五方，春才，老姑父的看客。李佩甫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在对看客人格的批判方面，他表现了自己别样的书写。他不只是叙事，又融入了个人的感情和观点，上升到了精神分析的层面。同时，他洞悉人性，通过对村人的行为言语的刻画，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加以表现，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相较于鲁迅的客观叙事，这种主观的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讽刺力度。
三.无意识暴政——社会群体对个人的非正义攻击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阐释一下群体的无意识暴政。这和暴民政治的概念不同，我所论述的，是社会方面的。这种群体的暴政表现在社会群体对个人的非正义攻击及语言暴力，也表现为舆论的打压。而无意识则表现在自我认知上对这种非正义行为的正义粉饰，或跟风群体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进行攻击。
群体暴政的受事对象一般为两个极端——一是超拔于群体之人；一是落后于群体之人。对于超拔之人，群体暴政的产生往往来源于一种嫉妒心理。正如屈原之放逐，乃由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脱，引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对于落后之人，群体则会表现出排挤或贬斥的行为，也许出于一种“媚上欺下”或“恃强凌弱”的心理，对于弱小者，群体也会欺压。正如当今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其“土”的戏谑。在社会结构中，过于超拔或过于落后，都会打破群体原有的平衡。打个比方，在一片树林中，最高的树木往往承受来自风的更猛烈的摧残；木桶效应原理中，最短的板往往是桶中的水倾泻而下的出口。
在《生命册》里关于乡村的描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这种群体无意识暴政的刻畫。李佩甫对于这种心理的观照以自身的经历真切地表现，如在打压梁五方的运动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场合里，我也很想上去扇他一耳光。我跟梁五方没有任何仇恨，也没有过节。……我告诉你，在一定的时间和氛围里，恶气和毒意是可以传染的。”此外，李佩甫也着重描写了村人的好事心理与闲言碎语嚼舌根。从群体攻击到语言暴力，《生命册》全面地表现了群体无意识暴政的实施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无意识暴政也是处处存在的。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沉痛哀悼阮玲玉的自杀：“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流言四起，舆论压迫，有多少公众的人物因此患上抑郁症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途？广东省电白县18岁女孩蔡燕梅患有尿毒症，蔡家为此负债累累，而彻底康复换肾的手术费用逾20万元。得知这个消息的某网友大胆呼吁彩票大奖得主捐钱，如果说，这还是出于善意的某种建议，接下来的事就彻底逾越了人们交往的边界：无数网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来到投注站，手拉求助横幅，呼吁当地刚中了1200万元的大奖得主捐资救人。这些活动参与者，站在自诩的道德高地对个体实施压力，难道是正义之为吗？还有城市中人潜在的对于民工的歧视，武汉某一厕所墙涂标语：禁止民工入内；大型商场的工作人员拦截拾荒的老人，禁止其入内为孙女买礼物；公交车上和地铁上的人们，对于衣衫破旧的农民嗤之以鼻纷纷远离……维护城市环境或是商场环境，就可以成为剥夺个人权利的正当理由？
跨越历史与现实，跨越城市与乡村，群体无意识暴政，始终存在。作家所能做的，只能将其呈现，发人深省，诚如克尔凯戈尔所言：“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2]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贺仲明.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4]缪军荣.看客论——试论鲁迅对于另一种国民劣根性的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生命册》是河南作家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相较于《羊的门》中表现乡村“头人”的权力运作与村民的隐忍屈服的奴性；《城的灯》中表现农民“逃离”乡村在城市中隐忍压抑的“变异”；《生命册》的书写可以说是一种纯正乡土的回归。《生命册》大笔墨地呈现了无梁村村民的自然生活状态，具有更加浓厚的“土气息，泥滋味”。同时，这部作品也暗含了沉痛的乡土批判，并且，我们要指出的是：作家李佩甫的思考，已不仅仅停留在国民性上，而是深入到了人性的本恶，即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但劣根性汇于群体，便带来群体的暴政。
在小说《生命册》中，梁五方坚持大半生的上访，杜秋月精神的堕落，虫嫂苟且生活沦为草芥，春才下河坡割掉生殖器……这些都是个人悲剧，但是，造成悲剧发生的，却是无梁村的村民，即使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对群体的认同和对弱者的攻击是无意识地出于本能。这种本能，即为“劣根性”。人的劣根性与生俱来，需要依靠后天的教育来克服。而乡土中的人们，他们缺乏“克己复礼”的教育条件，所以人性的弱点、人的劣根性在这些村民的身上，暴露得更加明显深刻。
一.从众性批判——从“路西法效应”到合群心理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具体阐述了群体心理：在群体中，人们会削弱个性，降低智力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并极易传染一种感性的本能的情绪。在乡村中，人们居于一处，有着共同的生活模式和关注圈子，因而，一个乡村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在群体驱使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模式，久而久之会从属于群体心理。群体心理不仅带来从众行为，还会表现为去个性化。当群体中出现个性鲜明的个人时，群体打压个人的行为和个体“去个性化”的行为都极易出现，形成群体的暴政。
我们看《生命册》中描写平原上的风和树：“这里常刮的风是西北风。西北风冬哨秋尘，且钻旋凌厉，所以这里生长的树没有特别直的。”在书中，平原上的风不烈而透，常年无声地侵袭树木，所以这里不长栋梁之才。偶有挺拔突出者，会受到来自风的更加猛烈的侵袭，最终非弯即折。李佩甫喜欢将人比作植物，形成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无梁村的村民即是平原上的树。无梁村的群体心理就是那不烈而透的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世，众必毁之”。梁五方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他卓越的才能和骄傲的性格在村民中极其突出。人都是有嫉妒心理的，所以在运动中他成为了村人的打击对象。平时温顺的村人，甚至是他的亲人，在打击梁五方时，都露出了最为凶狠丑恶的嘴脸。恶是具有传染性的，当村民被感性的恶情绪感染时，就会做出无意识的出格暴行，暴行之后是宣泄的快感。同时，因为“法不責众”的缘故，每个人的暴行是不必承担责任的，匿名信和秘密会掩盖罪行，会成为“去人性化”的温床，而“去人性化”之后的人，会成为霸凌者。这种在特定环境下的恶的感染力，被菲利普·津巴多归纳为“路西法效应”。在村人的打压下，梁五方开始了持续半生的上访，也许他只是为寻找一个答案。那一颗心中应不只包含了不平和冤屈，还带有对村人暴行的激烈反抗与心理阴霾。
《生命册》体现了李佩甫苦涩的时代关怀，其中，不只是打压梁五方的运动，还有关于“文革”的黑暗记忆，都引人深省：学生往老师的头上泼浆糊，踢老师的屁股，对老师进行人格的侮辱，在现在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可是，在“文革”的时代，人们无意识从众心理渐渐演变为无意识的暴行，使得人类的理性被野蛮主宰。特别是乡村中无权无势地位甚卑的村中小民，在被赋予权力后，便开始不受控地宣泄长时间的压抑。在真理被践踏的大环境下，非正义与暴力被赋予合法性，每个人都可以顺应时代成为欺压别人的霸凌者。杜秋月在村人的攻击与自身的卑微感中，走向了“去个性化”的过程，这让他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老师，曾经能通篇背诵《离骚》的老师，现在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做派了”。《离骚》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观照。杜秋月的改变，恰如他对《离骚》的忘却，是精神上的褪色与陨落。
梁五方和杜秋月都是在村人强制“去个性化”的群体暴政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二.看客心理批判——村人的冷漠与“自私”
麻木的看客，被鲁迅斥为庸众，对看客人格的批判，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方面。早在鲁迅之前，梁启超就已经意识到：“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以别人的灾祸为乐，是看客们的一种心理宣泄， 长期被压抑的情感， 通过变态残忍的方式释放出来。看客心理来源于人性深处的冷漠与私心，在人类社会中，虽然物质在不断发展，冷漠与私心并未消减过。
小说《生命册》不露声色地暗讽了看客心理。虫嫂的苦难，在村人看来，也许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家境的艰难，逼迫一个母亲去偷，为了养活三个孩子，虫嫂已经放弃了作为女人的尊严，可没有一个村人伸出援手。他们已经乐于去看治保主任对虫嫂的搜身，村人对此非但没有同情与帮助，反而参与了一场苟且的性交易。村中的男人带着自家的粮食肉油，换取性的快感；村中的女人，对虫嫂群起而攻之；她的丈夫唾弃她；她的孩子厌恶她。一个村子，仿佛变成了最可怕的地狱。这与电影《狗镇》中的情境极为相似。无梁村也是一个狗镇。在狗镇中，人性尚不如家畜。 还有一种看客，是加以评论地看他人的苦难。《诗经·将仲子》反复吟唱的，便是人言可畏。在无梁村，春才是出了名的腼腆，在青春期的性诱惑和村中女人的戏弄、调笑、性暗示中，他选择了自宫。鲁迅曾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可春才的毁灭，并未在村人心中形成多大的冲击，相反，女人们却开始疏远他，男人们好奇他上厕所的方式，幽默的村人还为他编了歇后语“春才下河坡——去球”。从逗弄到嘲笑，村人的闲言碎语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人。看客们的评论谈笑，以自己为出发点，将别人的困窘与悲剧当作笑料，以此来寻找生活的乐趣。《祝福》中“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这“冷”与“尖”， 便是对于看客冷漠心态的形象描述。
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到以他人瓦上之霜为己身生活之娱，从自私到冷漠，是人性的退化。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看客。鲁迅时代的单四嫂，祥林嫂，阿Q，示众者的看客；李佩甫的乡村写照中虫嫂，梁五方，春才，老姑父的看客。李佩甫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在对看客人格的批判方面，他表现了自己别样的书写。他不只是叙事，又融入了个人的感情和观点，上升到了精神分析的层面。同时，他洞悉人性，通过对村人的行为言语的刻画，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加以表现，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相较于鲁迅的客观叙事，这种主观的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讽刺力度。
三.无意识暴政——社会群体对个人的非正义攻击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阐释一下群体的无意识暴政。这和暴民政治的概念不同，我所论述的，是社会方面的。这种群体的暴政表现在社会群体对个人的非正义攻击及语言暴力，也表现为舆论的打压。而无意识则表现在自我认知上对这种非正义行为的正义粉饰，或跟风群体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进行攻击。
群体暴政的受事对象一般为两个极端——一是超拔于群体之人；一是落后于群体之人。对于超拔之人，群体暴政的产生往往来源于一种嫉妒心理。正如屈原之放逐，乃由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脱，引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对于落后之人，群体则会表现出排挤或贬斥的行为，也许出于一种“媚上欺下”或“恃强凌弱”的心理，对于弱小者，群体也会欺压。正如当今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对其“土”的戏谑。在社会结构中，过于超拔或过于落后，都会打破群体原有的平衡。打个比方，在一片树林中，最高的树木往往承受来自风的更猛烈的摧残；木桶效应原理中，最短的板往往是桶中的水倾泻而下的出口。
在《生命册》里关于乡村的描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这种群体无意识暴政的刻畫。李佩甫对于这种心理的观照以自身的经历真切地表现，如在打压梁五方的运动中：“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场合里，我也很想上去扇他一耳光。我跟梁五方没有任何仇恨，也没有过节。……我告诉你，在一定的时间和氛围里，恶气和毒意是可以传染的。”此外，李佩甫也着重描写了村人的好事心理与闲言碎语嚼舌根。从群体攻击到语言暴力，《生命册》全面地表现了群体无意识暴政的实施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无意识暴政也是处处存在的。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沉痛哀悼阮玲玉的自杀：“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流言四起，舆论压迫，有多少公众的人物因此患上抑郁症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途？广东省电白县18岁女孩蔡燕梅患有尿毒症，蔡家为此负债累累，而彻底康复换肾的手术费用逾20万元。得知这个消息的某网友大胆呼吁彩票大奖得主捐钱，如果说，这还是出于善意的某种建议，接下来的事就彻底逾越了人们交往的边界：无数网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来到投注站，手拉求助横幅，呼吁当地刚中了1200万元的大奖得主捐资救人。这些活动参与者，站在自诩的道德高地对个体实施压力，难道是正义之为吗？还有城市中人潜在的对于民工的歧视，武汉某一厕所墙涂标语：禁止民工入内；大型商场的工作人员拦截拾荒的老人，禁止其入内为孙女买礼物；公交车上和地铁上的人们，对于衣衫破旧的农民嗤之以鼻纷纷远离……维护城市环境或是商场环境，就可以成为剥夺个人权利的正当理由？
跨越历史与现实，跨越城市与乡村，群体无意识暴政，始终存在。作家所能做的，只能将其呈现，发人深省，诚如克尔凯戈尔所言：“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戴光年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2]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贺仲明.论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4]缪军荣.看客论——试论鲁迅对于另一种国民劣根性的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