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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适应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二是如何应对美国利率正常化对自身经济的潜在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3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在必要时，各国必须通过明确货币政策框架，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以整顿自身宏观环境。第二，它们必须让汇率贬值以应对资本流出。”鉴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分量上升，它们和发达国家的汇率管理政策都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有必要构建良好的国际政策合作框架。
我们来看看以往各国在汇率管理方面的表现。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实行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等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及时让本币升值，这有助于平抑通胀压力，改善国内经济管理。日本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于延迟上调本币汇率，加之国内货币过度扩张，导致通胀大幅飙升，而彼时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甚至尚未爆发。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当时独立性弱于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日本央行（BOJ）面临着国内外压力，要求它在《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问世的情况下推迟收紧国内货币政策。1987年2月22日，六国集团（G6）在巴黎缔结《卢浮宫协议》，目的是阻止美元汇率从1985年9月22日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后触及的低位进一步下滑。当时，美元汇率下跌有可能推高美国通胀。结果，日本央行推迟收紧银根导致资产市场高歌猛进，紧跟着泡沫破裂。在那之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通缩。倘若日本央行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能够更为审慎地管理货币政策，从长远来看对日本及其贸易伙伴国都会更为有利。
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升值以及升值造成的出口需求下降可能是有益的。例如，在存在通胀压力的国家，净出口下降对国内经济产出的负面效应以及由于货币升值而导致的进口价格下降可能是好事。即便不存在通胀压力，只要管理需求的常规宏观经济工具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通缩效应，货币升值也未必会构成严重问题。
然而，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财政状况目前不允许它们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总需求不足。此外，许多国家的政策利率已经处于近零水平，而名义利率最低只能为零，这就限制了它们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避免通缩并维持足够低的通胀。
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国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实施的市场干预——即在整体经济不活跃导致国内工资和物价涨幅低于国外时，通过盯住或管理手段使名义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蕴含着很大风险，可能损害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经济管理效率。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有赖于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多边监督活动得到了加强。前者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者则是一个纯粹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国际性机构。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首尔峰会上呼吁加强经济监督，并特别敦促IMF“着眼于任何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和脆弱性”。2011年2月，多名货币问题专家联合撰写了一篇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报告，着重讨论 IMF的角色。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2011年法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同意把报告分发给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以供大家在11月3日戛纳峰会上讨论。然而，在当年的峰会上，欧元区危机等更为紧迫的话题成为了会议焦点，以致会上根本无暇讨论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由于缺乏政治动力，G20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迄今仅就一些力度不大的提议达成了共识，而缺乏切实的改革举措。
与IMF相比，OECD具有规模较小、成员之间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优点。从本质上来说，OECD采取一种“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监督机制，依据秘书处提供的分析性报告和政策建议实施监督。在IMF，执行董事们坐镇华盛顿特区开展监督活动。而在OECD，平时在各成员国首都工作的高层官员们在特定时候会汇聚到巴黎总部，出席“经济政策委员会”（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和“第三工作组”（Working Party No.3）会议，后者负责多边宏观经济政策监督。
作为几十年来对国际宏观经济合作进行同行评议的高规格俱乐部，第三工作组会议的与会者向来都是各国财政部和央行中负责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层官员，但其成员基本上仍是“十国集团”（G10）的国家，其中欧洲小国占了很大分量。
近些年来，随着非OECD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OECD作为多边监督论坛的优势有所削弱。1975年，OECD成员国占世界GDP的65%。而到2015年，它们所占的比重预计将降至50%左右。G20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成员数与OECD成立时一样多。OECD创立于1961年，初始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和18个欧洲国家，日本于1964年加入。在G20中，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国家明显多于OECD。另外，许多欧洲国家是OECD成员国，但不属于G20。
OECD第三工作组的成员结构需要改革。在担任OECD副秘书长，负责处理OECD与非成员经济体关系等事务期间，我曾率领OECD高级使团于1997年访华，在北京会晤了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此后，我致信邀请他们或其副手参加第三工作组的会议。时任美国副财长、OECD第三工作组主席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大力支持我向他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更早些时候，在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后，我同样写信给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请他们偶尔派副手参加第三工作组的会议。
如今，到了欢迎其他关键非OECD国家出席这些会议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要使第三工作组保持效力，应该减少欧洲与会国的数量，以使拥有代表权的国家总数保持在个位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3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在必要时，各国必须通过明确货币政策框架，并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以整顿自身宏观环境。第二，它们必须让汇率贬值以应对资本流出。”鉴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分量上升，它们和发达国家的汇率管理政策都可能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有必要构建良好的国际政策合作框架。
我们来看看以往各国在汇率管理方面的表现。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实行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等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及时让本币升值，这有助于平抑通胀压力，改善国内经济管理。日本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于延迟上调本币汇率，加之国内货币过度扩张，导致通胀大幅飙升，而彼时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甚至尚未爆发。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当时独立性弱于德国央行（Bundesbank）的日本央行（BOJ）面临着国内外压力，要求它在《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问世的情况下推迟收紧国内货币政策。1987年2月22日，六国集团（G6）在巴黎缔结《卢浮宫协议》，目的是阻止美元汇率从1985年9月22日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后触及的低位进一步下滑。当时，美元汇率下跌有可能推高美国通胀。结果，日本央行推迟收紧银根导致资产市场高歌猛进，紧跟着泡沫破裂。在那之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通缩。倘若日本央行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能够更为审慎地管理货币政策，从长远来看对日本及其贸易伙伴国都会更为有利。
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升值以及升值造成的出口需求下降可能是有益的。例如，在存在通胀压力的国家，净出口下降对国内经济产出的负面效应以及由于货币升值而导致的进口价格下降可能是好事。即便不存在通胀压力，只要管理需求的常规宏观经济工具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需求下降的通缩效应，货币升值也未必会构成严重问题。
然而，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财政状况目前不允许它们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对总需求不足。此外，许多国家的政策利率已经处于近零水平，而名义利率最低只能为零，这就限制了它们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避免通缩并维持足够低的通胀。
在这样的环境下，各国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实施的市场干预——即在整体经济不活跃导致国内工资和物价涨幅低于国外时，通过盯住或管理手段使名义汇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蕴含着很大风险，可能损害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经济管理效率。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有赖于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多边监督活动得到了加强。前者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成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者则是一个纯粹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国际性机构。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首尔峰会上呼吁加强经济监督，并特别敦促IMF“着眼于任何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和脆弱性”。2011年2月，多名货币问题专家联合撰写了一篇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报告，着重讨论 IMF的角色。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2011年法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同意把报告分发给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以供大家在11月3日戛纳峰会上讨论。然而，在当年的峰会上，欧元区危机等更为紧迫的话题成为了会议焦点，以致会上根本无暇讨论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话题。由于缺乏政治动力，G20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迄今仅就一些力度不大的提议达成了共识，而缺乏切实的改革举措。
与IMF相比，OECD具有规模较小、成员之间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优点。从本质上来说，OECD采取一种“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监督机制，依据秘书处提供的分析性报告和政策建议实施监督。在IMF，执行董事们坐镇华盛顿特区开展监督活动。而在OECD，平时在各成员国首都工作的高层官员们在特定时候会汇聚到巴黎总部，出席“经济政策委员会”（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和“第三工作组”（Working Party No.3）会议，后者负责多边宏观经济政策监督。
作为几十年来对国际宏观经济合作进行同行评议的高规格俱乐部，第三工作组会议的与会者向来都是各国财政部和央行中负责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层官员，但其成员基本上仍是“十国集团”（G10）的国家，其中欧洲小国占了很大分量。
近些年来，随着非OECD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OECD作为多边监督论坛的优势有所削弱。1975年，OECD成员国占世界GDP的65%。而到2015年，它们所占的比重预计将降至50%左右。G20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成员数与OECD成立时一样多。OECD创立于1961年，初始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和18个欧洲国家，日本于1964年加入。在G20中，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国家明显多于OECD。另外，许多欧洲国家是OECD成员国，但不属于G20。
OECD第三工作组的成员结构需要改革。在担任OECD副秘书长，负责处理OECD与非成员经济体关系等事务期间，我曾率领OECD高级使团于1997年访华，在北京会晤了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此后，我致信邀请他们或其副手参加第三工作组的会议。时任美国副财长、OECD第三工作组主席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大力支持我向他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更早些时候，在对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后，我同样写信给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请他们偶尔派副手参加第三工作组的会议。
如今，到了欢迎其他关键非OECD国家出席这些会议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要使第三工作组保持效力，应该减少欧洲与会国的数量，以使拥有代表权的国家总数保持在个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