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一位家长近日在网上发文，称孩子“遭同学欺凌”，事后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质疑校方处理不当，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中关村二小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同学打闹或恶作剧与“欺凌”的界线在哪里？中关村二小事件处理起来为何显得这么难？反校园欺凌，薄弱环节在哪儿，有效措施是什么？
　　是否“欺凌”谁说了算？
　　严峻（对外经贸大学法学博士后）
　　复盘中关村二小事件，涉事学生行为是否构成“欺凌”一直是当事各方最大的分歧。被“欺凌”学生家长跟校方与“欺凌”者家长沟通不成，无奈选择写公开信“求公道”，学校因认定性质为“开玩笑”及“偶发事件”而遭到公众质疑。
　　到底何为欺凌？由谁来判定才算公正？在实践中，性质和责任认定面临标准空白的问题。国内有社会学者援引最早研究校园欺凌问题的挪威学者的说法，认为构成欺凌的行为需具备三个基本特征：重复性、伤害性和力量不均衡性。
　　但随着校园欺凌事件不断曝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欺凌的本质不应只是行为的发生频次，而是它的“伤害性”。
　　此次事件中，受欺孩子被诊断出患有“急性应激反应”，这是何种程度的伤害？医院诊断时间是在事发后第八天，如何认定这种伤害跟孩子在学校被用厕所垃圾筐扣头的关联程度？
　　学校称这一“偶发事件”尚不足以认定涉事学生的行为已构成校园欺凌或暴力。那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是：只有经过学校“盖章”才能认定校园欺凌行为吗？即使有验伤报告或者心理评估佐证，但只要学校、老师认定是“开玩笑”，就不能坐实欺凌？
　　国家层面非常重视校园欺凌问题。2016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严厉打击校园欺凌、暴力、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但“标准空白”的问题不解决，打击校园欺凌的效力就会减弱。
　　目前来看，是不是校园欺凌，至少不能交给学校单方面下定义，而制定有效预防及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操作手册，需要立法、司法、教育部门以及心理辅导机构各方联动。
　　自信是最好的“反欺凌”武器
　　岳晓丹（图书编辑）
　　为人父母者看到校园欺凌行为，都会产生强烈的带入感，“如果我的孩子被如此对待，我该怎么做？”
　　教孩子忍耐还是打回去？校内事情校内处理还是诉诸网络寻求解决之道？我觉得，家长发文控诉、学校息事宁人和舆论口诛笔伐都无益。
　　以暴制暴，绝非良策。心理学家认为，挫折会增强攻击的驱动力，负面情感会刺激攻击倾向。教导孩子以暴制暴对其精神健康和自信心培养并无帮助，且很可能培养出一名暴力爱好者——既然可以依赖暴力解决问题，就无须思考，也不必文明。
　　主张打回去的父母，其本意是希望孩子保护自己，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保护自己，情商和自信比暴力更有效。
　　其实，我觉得被欺凌是把“双刃剑”。如果家长和学校处理不得当，会给孩子的少年甚至成年生活蒙上灰色甚至“血色”;而如果学校和家长引导有效，则将是一笔宝贵的人生经验，让他们懂得当走出校园象牙塔，离开父母的荫蔽，该如何拥有一颗勇敢的心以及如何赢得尊重。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一是消除孩子的攻击性倾向，二是保护好孩子的自信心。
　　假如不幸有一天我的孩子也在学校遭遇欺凌，我希望自己能足够冷静，以正确方式应对：在做好孩子心理疏导工作的同时，与当事各方积极沟通达成谅解;最重要的，我要依据孩子的潜质顺势而为，帮助孩子培养拥有一项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具备的特长与能力，可以令孩子在班级里获得其他同学的敬意，帮助孩子获得友谊。
　　保护好自家孩子的自信，比教孩子打回去更重要，比执著于“收割”对方孩子的道歉也重要。自信心得到很好保护的孩子，没有人敢再欺负他。
　　校园欺凌是社会病，得社会治
　　杨岭（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几年，人们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的态度出现两种极端。
　　一种是未能完全意识到问题青少年学生的潜在社会危害性，对其缺乏必要的惩戒，放任不管，对被欺凌学生的平等保护远远不够。
　　另一种是在舆论对校园欺凌的过度渲染和夸大下，认为校园安全形势极其恶劣，“校园恶少”罪大恶极，必须进行严惩。
　　这两种态度均未理性而正确地对校园欺凌现象加以认识和理解。要制订积极有效的社会防治策略，必须先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关注。
　　一方面，校园欺凌这一社会现象不应被夸大，要防止心理学上的“孕妇效应”（指一种心理投射，即某个偶然现象随着人的关注而不自觉地被视为普遍现象）。
　　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人权意识和法律意识。要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尤其是人身安全的保护，对困境儿童进行帮扶，倡导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成长，为校园欺凌的预防和治理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此外要控制社会暴力文化，改善社会文化氛围。
　　对各类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视作品要给予必要的打击。还要合理引导青少年群体亚文化。特别是注重寄宿制学校生活环境的改善，强化学生宿舍管理，妥善处理学生宿舍里的矛盾，消除危险性因素，改善宿舍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最后，必须转变功利主义社会氛围。反对“唯分数是举”的功利主义教育取向，转变对差生的忽视与歧视，降低学校边缘学生对教师和同学的敌对情绪，注重生命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预防和矫正青少年学生暴力、攻击等不良行为。
　　刑法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姚建龙（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
　　西方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根据我2016年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事实上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当然，超过30%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尽管校园欺凌“可恶”，但这种孩子之间的互相欺凌乃至实施其他不良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长中”的现象。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过青春期后，并不会把不良行为带入成年期，而会“不治自愈”。
　　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是违背未成年人成长规律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包括欺凌行为，应当保持必要的宽容和“容错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预要保留必要的“谦抑”。
　　面对校园欺凌现象频发，要更多反思家长、学校、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
　　要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低龄未成年人，要有“以教代刑”的教育措施，绝不能一放了之。
　　对于失职父母要有必要的约束与教育措施。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强制亲职教育制度，对放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父母进行强制亲职教育。
　　学校要教育学生尊重生命，树立行为底线意识。社会各界要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例如对于网络上随处可见、肆意传播的校园欺凌视频，网管部门不应坐视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