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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前文化部长若泽·萨斯波特斯(Jose Sasportes)曾担任2006年第一届世界艺术教育大会主席，出版有大量专著及论文，近年来涉足小说创作，作品包括2005年的《日子》(Os Dias Contados)和2009年的《马科利娜复仇记或卡萨诺瓦的最后决斗》(A vinganga de Marcofina ou o ultimo duelo de Casanova)他所著的舞蹈史专著包括《身体的发现：九十年代舞蹈之旅》(La scopeRa del corpo-percorsl della danza nelNovecento)和《威尼斯的话剧舞蹈》(Balli teatrali a Venezm)。
“艺术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对艺术的必要性的质疑。关于艺术或文化正在走向衰亡的观点并不新鲜，一些最负盛名的理论家曾宣称：艺术已悲惨地逝去。然而，此类死亡声明的反复出现，恰恰证明了争论的毫无意义。不过，此次老调重弹，说明我们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用同样给艺术判过死刑的托尔斯泰的话来说，难道艺术已经变成了一具“活尸”?
有报道称，黑格尔在1828年跟弟子们提到过艺术的死亡，说当时的环境不利于艺术的生存。确实，当时贝多芬刚刚过世。但是，歌德仍在创作《浮士德》第二部，德拉克鲁瓦才画完《萨尔丹那帕勒斯之死》(The Death DrSardanapale)。同一年，托尔斯泰诞生，威尔第和瓦格纳分别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端度过了自己的15岁生日。黑格尔无从知晓，那一年与其说是艺术陷入了穷途，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崭露了头角。
数百年来，关于艺术死亡的声明从没间断过，20世纪亦如此。1909年，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finetti)等未来派艺术家公开阐明了这一观点，之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纷纷跟进。不过，现代艺术还是从这片废墟中冒出来了。经历过一战的血腥屠杀之后，保罗·瓦莱里(PaulVal6ry)意识到“如今，我们的文明社会懂得了文化终有一死”(瓦莱里，1919年)。最糟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而艺术的创作从未停止过自我更新。1933年，诗人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高呼“芭蕾已死”，但这并未阻止他协助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主持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推动这一艺术的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直是说不出的残酷，所以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mo)在战后曾经预言：再也不可能有诗歌创作。
在较为温和的20世纪80年代，阿瑟·丹托(ArthurDanto)宣告艺术的终结，而导演彼得·格里纳维(PeterGreenaway)也宣布了电影艺术的死亡，他称今后自己将专注于颂扬早期艺术——伦勃朗的《夜巡》(Night Watch)、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与韦罗内塞的《迦南的婚礼》(Wedding at Cana)。戏剧界的论断也不容乐观，人们认为戏剧艺术自古希腊以后便陷入了长期危机，纵使其间诞生过戏剧大家，如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后来的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彼得·斯坦(Peter Stein)和博托·斯特劳斯(Botho Strauss)。无论是著名的思想家还是平庸的后继者，为艺术入殓的人名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在经历过“上帝之死”及“历史的终结”之后，艺术的死亡似乎也并不是很重要了。
“艺术还有什么力量?”问题中“力量”与“还”这两个词值得我们思考。艺术有力量吗?如果有，是什么?艺术的必要性源于何处?哪些方面需要艺术?保罗·瓦莱里在1936年的书中给出了一些答案：
艺术与科学，用各自的方式，往往将“无用”创造成某种“有用”、将“任意”创造成“必需”。于是，艺术创作与其说是创作艺术作品，还不如说是创造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因为艺术作品是以“需求”或需要为先决条件的产品或“供应品”。
但是为什么今天会问起这个问题?有什么迹象表明艺术已没有力量?如果我们回答说艺术没力量了，它从来就没有过力量，或者反过来说，艺术无所不能，发展得十分健全，又或者有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更普遍，即我们无法取得一致的答案，那么，像UNESCO这样的组织应该做些什么呢?
1952年，即二战后的第七年，UNESCO在威尼斯召开会议探讨“当代礼会中的艺术家”。与会者包括列·柯尔比两耶(LeCorbusier)、亨利·摩尔(HenryMoore)、阿瑟·霍尼格(Arthur Honegger)、朱塞佩·温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维尼修斯·德·莫赖斯(Vinicius de Moraes)、桑顿·瓦尔德(ThorntonWilder)、汉斯·哈通(Hans Hartung)、罗伯托·罗塞利尼(Robeerto Rossellini)、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Spender)、伊沃·安德里克(Ivo Andric)、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Mistral)以及其他来自约40个国家的当代艺术家和思想家。东欧长期以来都推行一元文化制。尽管这样，威尼斯会议仍努力寻求途径，重建自二战以来完全处于混乱当中的艺术。毫无疑问，艺术的力量是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被限定了。
就我个人而言，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似乎已不重要。当然，目前的经济危机影响到了文化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但自2007年爆发危机起，艺术却繁荣了，来自中国、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新买家给国际艺术市场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今天，在众多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似乎拥有了丰富的发展资金。博物馆、剧院、音乐厅越建越多，而且上座率也节节攀升。艺术市场上的交易量颇为可观。大量的艺术家致力于传统或全新的领域，各大洲的同行之间艺术交流活跃，而艺校的招生情况也十分乐观。
不过，上述情况虽然令人鼓舞，其中却不乏存在阴影与利益冲突。这些是艺术的力量及价值观的消极产物。新的艺术狂潮凸显出，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这场运动感到无所适从。对他们而言，问题不是“艺术还有什么力量?”他们的创造力与艺术潜能已被灾难性的经济环境或者沉重的教条主义碾得粉碎。或许我们应该问一声：“我们能为其他人的艺术做些什么?”
尽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离最终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但UNESCO已做好相关部署以支持艺术创作。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该《公约》关注当代口头艺术创作的传承和保护，尤其偏重发展中国家，几乎获得了所有UNESCO会员国(其数量是1952 年的四倍)的批准。那么，UNESCO还有什么力量呢?如果我们成功证明了艺术的力量，或恰好相反，证明了它纯属无稽之谈，那么这个组织及其展开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吗?
最近，UNESCO刚召开过第二届世界艺术教育大会(2010年，首尔)的预备会议。第一届大会于2006年的里斯本召开，来自97个国家的1，200名专家到会。读完会议报告及建议，并对照1952年威尼斯会议的建议，我们发现区别是明显的。近60年前，艺术教育已被视为一种基本需要，但也只是一种必要的培养艺术新受众的方式——这些新受众对于艺术而言不可或缺。在2006年的大会上，文化艺术的贡献得到认可，它被认为能够以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方式促进儿童与青少年的心智发育，帮助其融人社会、提高学习能力和发挥创造力。在这里，我想要对文化艺术教育与艺术教学做一下区分。文化艺术教育，不管课内还是课外，均用到源自不同文化艺术实践的技巧和方法，但其重点不在于培养新艺术家。而培养艺术专业人才是艺术教学的任务。有一点可以肯定，接受过一定的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更向往从事文化事业，他们对过去和当下的艺术更富有激情。不过，如果你问这些人，是否艺术还有能力去实现什么——如果必须这么做——他们的回答会跟我的一样，听上去就像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那句名言：“诗是不可少的——要是我知道为什么就好了。”
神经学的发展往往源自于对具体症状的研究，因为机能失常能揭示出正常大脑的运作方式。艺术教育也是一样。艺术的力量得以凸显，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些基于艺术的疗法，如音乐疗法、舞蹈疗法、艺术疗法或者心理剧。它们可以帮助存在行为问题的人恢复心理平衡、建立新的社会框架。因此，我们必然会思考，艺术教育对每个人的心理平衡与健康幸福是有益的。
在里斯本会议上，神经学专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一书的作者——在开幕致辞的结尾部分有力地捍卫了艺术教育：
实际上，艺术与人文教育培养了创新所必需的想象力。倘若没有丰富的传统叙事以及传统的艺术与人文实践经验，人类或许将无法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拓展可以带来创新的直觉思维。忘记在新课表中设置艺术与人文课程，无异于社会文化上的自杀。
作为首尔大会的合作方，UNESCO赞同上述观点。它再次选择全力支持文化艺术教育，以确保其会员国将之视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也正是里斯本大会所建议的。我敢肯定，对于UNESCO来说，艺术仍拥有巨大的力量。
(张春美 译)
“艺术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对艺术的必要性的质疑。关于艺术或文化正在走向衰亡的观点并不新鲜，一些最负盛名的理论家曾宣称：艺术已悲惨地逝去。然而，此类死亡声明的反复出现，恰恰证明了争论的毫无意义。不过，此次老调重弹，说明我们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用同样给艺术判过死刑的托尔斯泰的话来说，难道艺术已经变成了一具“活尸”?
有报道称，黑格尔在1828年跟弟子们提到过艺术的死亡，说当时的环境不利于艺术的生存。确实，当时贝多芬刚刚过世。但是，歌德仍在创作《浮士德》第二部，德拉克鲁瓦才画完《萨尔丹那帕勒斯之死》(The Death DrSardanapale)。同一年，托尔斯泰诞生，威尔第和瓦格纳分别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端度过了自己的15岁生日。黑格尔无从知晓，那一年与其说是艺术陷入了穷途，倒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崭露了头角。
数百年来，关于艺术死亡的声明从没间断过，20世纪亦如此。1909年，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finetti)等未来派艺术家公开阐明了这一观点，之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纷纷跟进。不过，现代艺术还是从这片废墟中冒出来了。经历过一战的血腥屠杀之后，保罗·瓦莱里(PaulVal6ry)意识到“如今，我们的文明社会懂得了文化终有一死”(瓦莱里，1919年)。最糟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而艺术的创作从未停止过自我更新。1933年，诗人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高呼“芭蕾已死”，但这并未阻止他协助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主持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推动这一艺术的复兴。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直是说不出的残酷，所以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mo)在战后曾经预言：再也不可能有诗歌创作。
在较为温和的20世纪80年代，阿瑟·丹托(ArthurDanto)宣告艺术的终结，而导演彼得·格里纳维(PeterGreenaway)也宣布了电影艺术的死亡，他称今后自己将专注于颂扬早期艺术——伦勃朗的《夜巡》(Night Watch)、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与韦罗内塞的《迦南的婚礼》(Wedding at Cana)。戏剧界的论断也不容乐观，人们认为戏剧艺术自古希腊以后便陷入了长期危机，纵使其间诞生过戏剧大家，如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后来的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彼得·斯坦(Peter Stein)和博托·斯特劳斯(Botho Strauss)。无论是著名的思想家还是平庸的后继者，为艺术入殓的人名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在经历过“上帝之死”及“历史的终结”之后，艺术的死亡似乎也并不是很重要了。
“艺术还有什么力量?”问题中“力量”与“还”这两个词值得我们思考。艺术有力量吗?如果有，是什么?艺术的必要性源于何处?哪些方面需要艺术?保罗·瓦莱里在1936年的书中给出了一些答案：
艺术与科学，用各自的方式，往往将“无用”创造成某种“有用”、将“任意”创造成“必需”。于是，艺术创作与其说是创作艺术作品，还不如说是创造对艺术作品的需求，因为艺术作品是以“需求”或需要为先决条件的产品或“供应品”。
但是为什么今天会问起这个问题?有什么迹象表明艺术已没有力量?如果我们回答说艺术没力量了，它从来就没有过力量，或者反过来说，艺术无所不能，发展得十分健全，又或者有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更普遍，即我们无法取得一致的答案，那么，像UNESCO这样的组织应该做些什么呢?
1952年，即二战后的第七年，UNESCO在威尼斯召开会议探讨“当代礼会中的艺术家”。与会者包括列·柯尔比两耶(LeCorbusier)、亨利·摩尔(HenryMoore)、阿瑟·霍尼格(Arthur Honegger)、朱塞佩·温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维尼修斯·德·莫赖斯(Vinicius de Moraes)、桑顿·瓦尔德(ThorntonWilder)、汉斯·哈通(Hans Hartung)、罗伯托·罗塞利尼(Robeerto Rossellini)、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Spender)、伊沃·安德里克(Ivo Andric)、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Mistral)以及其他来自约40个国家的当代艺术家和思想家。东欧长期以来都推行一元文化制。尽管这样，威尼斯会议仍努力寻求途径，重建自二战以来完全处于混乱当中的艺术。毫无疑问，艺术的力量是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被限定了。
就我个人而言，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似乎已不重要。当然，目前的经济危机影响到了文化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但自2007年爆发危机起，艺术却繁荣了，来自中国、印度、非洲、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新买家给国际艺术市场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今天，在众多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似乎拥有了丰富的发展资金。博物馆、剧院、音乐厅越建越多，而且上座率也节节攀升。艺术市场上的交易量颇为可观。大量的艺术家致力于传统或全新的领域，各大洲的同行之间艺术交流活跃，而艺校的招生情况也十分乐观。
不过，上述情况虽然令人鼓舞，其中却不乏存在阴影与利益冲突。这些是艺术的力量及价值观的消极产物。新的艺术狂潮凸显出，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这场运动感到无所适从。对他们而言，问题不是“艺术还有什么力量?”他们的创造力与艺术潜能已被灾难性的经济环境或者沉重的教条主义碾得粉碎。或许我们应该问一声：“我们能为其他人的艺术做些什么?”
尽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离最终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但UNESCO已做好相关部署以支持艺术创作。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该《公约》关注当代口头艺术创作的传承和保护，尤其偏重发展中国家，几乎获得了所有UNESCO会员国(其数量是1952 年的四倍)的批准。那么，UNESCO还有什么力量呢?如果我们成功证明了艺术的力量，或恰好相反，证明了它纯属无稽之谈，那么这个组织及其展开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吗?
最近，UNESCO刚召开过第二届世界艺术教育大会(2010年，首尔)的预备会议。第一届大会于2006年的里斯本召开，来自97个国家的1，200名专家到会。读完会议报告及建议，并对照1952年威尼斯会议的建议，我们发现区别是明显的。近60年前，艺术教育已被视为一种基本需要，但也只是一种必要的培养艺术新受众的方式——这些新受众对于艺术而言不可或缺。在2006年的大会上，文化艺术的贡献得到认可，它被认为能够以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方式促进儿童与青少年的心智发育，帮助其融人社会、提高学习能力和发挥创造力。在这里，我想要对文化艺术教育与艺术教学做一下区分。文化艺术教育，不管课内还是课外，均用到源自不同文化艺术实践的技巧和方法，但其重点不在于培养新艺术家。而培养艺术专业人才是艺术教学的任务。有一点可以肯定，接受过一定的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更向往从事文化事业，他们对过去和当下的艺术更富有激情。不过，如果你问这些人，是否艺术还有能力去实现什么——如果必须这么做——他们的回答会跟我的一样，听上去就像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的那句名言：“诗是不可少的——要是我知道为什么就好了。”
神经学的发展往往源自于对具体症状的研究，因为机能失常能揭示出正常大脑的运作方式。艺术教育也是一样。艺术的力量得以凸显，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些基于艺术的疗法，如音乐疗法、舞蹈疗法、艺术疗法或者心理剧。它们可以帮助存在行为问题的人恢复心理平衡、建立新的社会框架。因此，我们必然会思考，艺术教育对每个人的心理平衡与健康幸福是有益的。
在里斯本会议上，神经学专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一书的作者——在开幕致辞的结尾部分有力地捍卫了艺术教育：
实际上，艺术与人文教育培养了创新所必需的想象力。倘若没有丰富的传统叙事以及传统的艺术与人文实践经验，人类或许将无法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拓展可以带来创新的直觉思维。忘记在新课表中设置艺术与人文课程，无异于社会文化上的自杀。
作为首尔大会的合作方，UNESCO赞同上述观点。它再次选择全力支持文化艺术教育，以确保其会员国将之视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也正是里斯本大会所建议的。我敢肯定，对于UNESCO来说，艺术仍拥有巨大的力量。
(张春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