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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甘谷方言西片的磐安镇话中，古来母字在今韵母[y]前时，声母由舌尖中边音[l]变为舌面前塞擦音[tj]。马建东在《天水师院学报》上撰写系列文章“古音见母、来母或同纽”，又发表专著《来母的生存——见母、来母或同纽》，认为磐安话的这个音变早在汉代以前就完成。
关于普通话的[ly]（[ly-]）为什么在磐安等地[l]变作[tj]，马建东先生在《甘谷方言与<说文解字>同声字说明的问题——古音见母、来母或同纽系列文章之二》（《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中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声、韵拼合过程中克服拼合艰涩，优化声、韵配合方式所造成的。”“甘谷话的这种读法，我们找到的汉代文献资料的实明应该是继承而来，其形成至少应该不晚于汉代，这使甘谷话有理由成为展示其悠久历史文明的标本。”语音史的常识是，声母的变化有自然的变化，也有韵母特别是“等摄”的影响造成的变化——“条件的变化”，可我们从未听说过“因拼合的难度”而变的！难易是相对的，我们从未听到操方言者说他们方言中的某音难发，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改变它：苏格兰人不以打滚的r为难，广州人不以（佢）为难，甘谷人不以[cI]（“我”“饿”“恶”“哥”）为难，都是张嘴就来，――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又何曾像西方人那样，以阴阳上去为难？其实，要断定这个[tj]出现的时间并不难。在磐安等地，古泥来母在今磐安等地变读为[tj]的前提是在韵母[y]前，换个角度说，在[l][n]混同为[n]后，舌面元音韵母[y]同化[n]为[nj]，由[nj]再变而为[tj]，这可从磐安与大像山镇（县城）[nj]与[tj]的对应规律得到证明。那么，只要我们确定甘谷方言中[iu]变为[y]的时间，方言中[l]一变为[nj]再变为[tj]的大致时间是不难确定的。而对现代汉语普通话韵母[y] 产生的时间，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上册中说：“在什么时代模鱼虞分为u，y两音呢？我们认为这个音变最晚在十六世纪已经完成了。”“总之，u，y的分别是早在距今三百多年前就有了的。”甘谷方言中[y]的产生不论早于普通话还是晚于普通话，但因为当[y]产生后[l]一变为[nj]再变为[tj]还需要若干长的时间，所以，磐安等地来母变为[tj]，最早也就是二三四百年前，绝不是马先生所说的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虽然我们承认《孟子》中的“敛”通“检”，《白虎通》中的“吕”通“拒”，也承认“角”“谷”的异读，更承认古音见来二纽的谐声关系，但因为磐安话的这个[tj]来源于[nj]，与故见母无关，所以如果我们像马先生在《生存》中那样既不承认古有复辅音，又不能确定无疑地指出汉代的见来二母都读[tj]，却要用磐安等地古来母今读[tj]来证明说“见母字‘各’和由它所做声符形成的洛、赂、落、略等来母字，在《说文》时代是一样的，即应属于同一声母，只是到了宋代，却区分成见母和来母两种不同的声母”，进而证明“古音见母、来母或同纽”，注定只能是臆想。
参考文献：
[1]张世方.中原官话知系读唇齿音声母的形成与分布[J].语言科学，2004，（4）.
[2]王力.汉语史稿（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赵元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关于普通话的[ly]（[ly-]）为什么在磐安等地[l]变作[tj]，马建东先生在《甘谷方言与<说文解字>同声字说明的问题——古音见母、来母或同纽系列文章之二》（《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中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声、韵拼合过程中克服拼合艰涩，优化声、韵配合方式所造成的。”“甘谷话的这种读法，我们找到的汉代文献资料的实明应该是继承而来，其形成至少应该不晚于汉代，这使甘谷话有理由成为展示其悠久历史文明的标本。”语音史的常识是，声母的变化有自然的变化，也有韵母特别是“等摄”的影响造成的变化——“条件的变化”，可我们从未听说过“因拼合的难度”而变的！难易是相对的，我们从未听到操方言者说他们方言中的某音难发，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改变它：苏格兰人不以打滚的r为难，广州人不以（佢）为难，甘谷人不以[cI]（“我”“饿”“恶”“哥”）为难，都是张嘴就来，――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又何曾像西方人那样，以阴阳上去为难？其实，要断定这个[tj]出现的时间并不难。在磐安等地，古泥来母在今磐安等地变读为[tj]的前提是在韵母[y]前，换个角度说，在[l][n]混同为[n]后，舌面元音韵母[y]同化[n]为[nj]，由[nj]再变而为[tj]，这可从磐安与大像山镇（县城）[nj]与[tj]的对应规律得到证明。那么，只要我们确定甘谷方言中[iu]变为[y]的时间，方言中[l]一变为[nj]再变为[tj]的大致时间是不难确定的。而对现代汉语普通话韵母[y] 产生的时间，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上册中说：“在什么时代模鱼虞分为u，y两音呢？我们认为这个音变最晚在十六世纪已经完成了。”“总之，u，y的分别是早在距今三百多年前就有了的。”甘谷方言中[y]的产生不论早于普通话还是晚于普通话，但因为当[y]产生后[l]一变为[nj]再变为[tj]还需要若干长的时间，所以，磐安等地来母变为[tj]，最早也就是二三四百年前，绝不是马先生所说的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虽然我们承认《孟子》中的“敛”通“检”，《白虎通》中的“吕”通“拒”，也承认“角”“谷”的异读，更承认古音见来二纽的谐声关系，但因为磐安话的这个[tj]来源于[nj]，与故见母无关，所以如果我们像马先生在《生存》中那样既不承认古有复辅音，又不能确定无疑地指出汉代的见来二母都读[tj]，却要用磐安等地古来母今读[tj]来证明说“见母字‘各’和由它所做声符形成的洛、赂、落、略等来母字，在《说文》时代是一样的，即应属于同一声母，只是到了宋代，却区分成见母和来母两种不同的声母”，进而证明“古音见母、来母或同纽”，注定只能是臆想。
参考文献：
[1]张世方.中原官话知系读唇齿音声母的形成与分布[J].语言科学，2004，（4）.
[2]王力.汉语史稿（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赵元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山县第一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