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绳、许立群来信
　　
　　《百年潮》编辑部：
　　《百年潮》今年第三期龚育之同志写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一文中，写到“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时有下列一段话：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次东湖汇报，如龚育之同志文中所述，他并不在场，他是当日听别人传达的。事隔三十年，他关于彭真同志上述一段话的记述，据我们(许立群和胡绳)的记忆，显然是弄错了。我们是汇报时在场的人，现在来回忆，已不能准确地说出彭真的原话，但可以断言，他没有用这样的话来指述吴晗的立场，他没有肯定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据我们的记忆，当时彭真答复毛主席的话大意是：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的。
　　我们希望，贵刊发表这封信，作为对龚育之同志上述文章在这一点上误记的更正。
　　
　　此致
　　敬礼
　　胡绳 许立群 1998年7月17日
　　
　　二、龚育之来信
　　
　　郑惠同志：
　　读到你送来的胡绳、许立群同志的联名信，非常高兴。他们两位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提纲)的当事人，是在东湖向毛主席汇报时的在场人，他们直接听到毛主席和彭真的对话，是最有权威的见证人。他们两人记得的情节，当然比我从听许立群同志传达中得来的记忆，要可靠得多。有他们两位来澄清这个历史细节，对史学界准确把握史料，极有价值。
　　那么，我那个记忆，从何而来的呢?我想说明两点。第一，这是我当时的记忆，写在我当时(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以后)的交代材料中。这些交代材料，后来组织上退还给我了。我写《<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利用了这些材料，否则我是不可能写得日期和情节都那样详细的。就是说，在我当时的记忆中，可能就发生了误记和窜乱，即在记忆中把此人此时的话同彼人彼时或此人彼时的话，混到一起了；或者把听到的话，同自己对所听到的话的理解，混到一起了。第二，我记得(又是记得!)看到过别人写的回忆，说彭真同志当时强调不要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起来；要说写《海瑞罢官》是同情被罢了官的，那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也不只彭德怀这一起嘛!我看到这个材料之后，还想了一下，原来彭真同志这个说法，意在把同情被罢官者的问题加以泛化，不要把它坐死在同情彭德怀被罢官上。目的还是要脱开吴晗同彭德怀的关系。可惜我一时又记不起是从哪里看到这个材料的了。
　　总之，彭真关于吴晗的立场对毛泽东的回答，无疑应当以胡绳、许立群两位同志的记忆为准。此致
　　敬礼!
　　龚育之 1998年8月10日
　　
　　编者附记
　　
　　本刊今年第三、四期连载龚育之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一文后，我曾写信给与此文所述内容有密切关系的许立群同志，征询他对此文的意见。不久，许立群的夫人杜晓彬同志打电话给我说，许现在正在医院中治病。他们两人都仔细读了龚的这篇文章，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文革”结束二十多年来，对《二月提纲》这一“文革”发动时的重要关键问题一直没有作过较为充分具体的交代。因此，除少数亲近的同志外，许多人至今不明究竟。这次龚育之同志的文章，可以说是第一次将《二月提纲》事件的经过作了基本准确又详细的记述，对问题的是非曲直作了泾渭分明的澄清。它使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得以了解历史的真相，并为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育之同志所作的辛勤努力是可贵的，他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据许立群同志回忆，这篇文章所记情节有一个地方与事实有出入。这就是说到毛主席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时彭真的一句答话，彭真当时没有说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听到这个指谬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细节。于是立即去胡绳同志家访问，提出这个问题。胡绳同志也是当时向毛主席汇报的参加者之一。据他的记忆，彭真当时是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说过别的意思的话。胡绳同志认为有必要由他和许立群同志一道来作个更正说明，因此便写了上面这封致《百年潮》编辑部的信。
　　我将这封信转给龚育之同志看，他看后也写了一封信，对这一细节误记的情况作了说明。
　　在我为这些信件的处理与杜晓彬同志的联系中，她还回忆了“文革”初期向许立群追查这个问题时的情景。她说，当时许立群受到的压力非常之大。在多次批斗他时，都反复追逼他交代他与彭真“企图发动政变的阴谋”。许立群多次申明绝无此事。许多人又追问他为何要说毛主席同意了《二月提纲》，“造毛主席的谣”。他们硬说《二月提纲》是“为政变作准备”的。当时许立群真是处在备受煎熬、百口莫辩的极大困境。党组织要杜晓彬督促许立群交代。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只得劝说他交代。许立群私下将他在武汉当面听毛主席谈话的记录稿交给她看，那上面用红铅笔赫然标出所记毛主席的谈话，是表明了同意《二月提纲》的意思。杜晓彬看后主张将这一情况如实说出，但许立群担心又会被诬为“放毒”而不敢直说。他们为此焦虑万分，无以自解。杜晓彬思想斗争了一夜，决定给康生写信。当时他们都很敬重“康老”，认为他了解实际情况，不是像中央文件上“大事记”所说，《二月提纲》是“对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关起门来制造”的。他们希望“康老”出来说明事情真相。但这封信送上去后被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压下了。谈到这里，杜晓彬说，现在看来，我那时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天真啊!但幸好那封信没有送到康生手里，不然也许我还要受到更大的迫害呢。
　　许立群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参加革命，后在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到延安参加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他当时就以富有才气而崭露头角，与田家英、曾彦修等一道被誉为几大才子。全国解放后，他先在共青团中央任宣传部长，不久调到中央宣传部，先后任理论宣传处处长、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素以工作谨严、思想活跃为人们所称道。“文革”发动时，因参加起草《二月提纲》和负责处理有关的学术批判问题而罹“罪”入狱。在狱中备受折磨，给精神、身体留下严重的创伤。“文革”结束后，狱中患下的疾病长时期不能治愈，给个人和家庭造成很大的不幸，也给党的事业带来一定的损失。写到这里，不能不为这位八十一岁的长者慨叹：才华惊世，英年有为。魑魅伤人，十年多难。文章憎命，恶疾缠身。壮志未酬，良可痛惜!
　　郑 惠 1998年8月11日